编者按：2021年2月1日，著名社会学家苏国勋教授因病辞世，享年79岁。苏国勋教授（1942-2021）生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理论研究室主任。在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思想史领域有卓越贡献。社会学吧特刊发苏老师生前接受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周晓虹先生的专访：《学问即生活》（载周晓虹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一一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以兹纪念。
叙事人 苏国勋
访谈人 周晓虹 访谈助理 卢云峰
访谈时间 2019年8月28日
访谈整理 卢云峰
叙事人简介 苏国勋，1942年生于北京。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所工作；1983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底获博士学位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任社会理论研究室主任；1992年晋升研究员。2011-2017年，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学思想史、方法论。著有《理性化及其限制》、《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合著）等；译校《系统与社会》(合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8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译著数种。我的青少年时期基本没有离开北京的西什库大街，曾在西什库北堂附近的盛新小学（注释1）读过书，那时已经改为市立小学了。这是个由原来北堂天主教办的教会小学，校园环境很优静，老师们多是修士修女，记得上音乐课在一楼音乐教室里，大家分别坐在连排椅上，完全是像教堂里的唱诗班一样。这种唱诗班似的音乐课，以及老师偶尔信手弹奏的圣歌般的优美旋律，对我幼小心灵是一种难以名状的陶醉，其中深深地嵌入了审美意识的启蒙教育。1952年后学校虽然改成市立小学，但也只是增添了一些公派来的教师，由于解放初期师资匮乏，即使改成市立也没有完全变成由公派教师教课的局面。从小接触了天主教，后来由于工作的机缘又去过俄罗斯了解了一点东正教，故对基督教文化有一些兴趣，进而对中西文化交流史比较关注。1955年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同在西什库一条街上的北京四中。四中是由清末的“京师公立第四中学堂”发展而来，由清末到民初，再到解放初期，他一直是北京公立中学的翘楚，是知识界公认的优秀学校。四中的传统是重理轻文，而我的兴趣却越来越倾向于文科，所以最后选高中的时候，就考入了一所文理分班的实验性质的高中，其实我当时数学成绩很不错，只是不喜欢化学和物理，最后还是选择了文科。我想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四中念书时的一位教文学的老先生对我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我家虽然几代经商，但还是有着较重的“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儒学思想影响。我哥哥是学中文的，他却建议我学理工科，我感情上有些勉强，他见我不太愿意，最后就各让一步，我报考了外语系。当时的想法认为学好了外语，等于多长了一双眼睛，多长了一种生活本领，可以更好地读书和学习其他知识，即使中途落魄，凭借笔译也不失为一条谋生的出路。后来也确实证明外语对我的学术生涯大有裨益。就这样，1961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外语系俄语专业，也就是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首师大64届、65届毕业生出了很多知名校友。因为入学的60、61年正是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强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高考录取新生特别重视贯彻阶级路线，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重点院校或一本专业是不能录取的，这样许多人被分配进了师范学院；对我来说，有个师范学院去读已经算是万幸了。我家虽然经商，几代人从无过问政治的。我之所以报考外语专业，也只是出于了解外边世界和求知的渴望，从未有过其他份外之想。学师范日后可以做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在我心里本来就比那些狗苟蝇营的行业高尚，何况我的志向从没想过日后要在人身边做传译，做教师可以有更多时间读些更有意义的书。所以在这四年时间里，除了认真学习专业之外，就是抽出时间大量阅读文学和社科书籍，与当时有人对上师范而抱委屈的想法不同，对我来说，读师范虽不是什么喜出望外，却是正合我意，可说是得其所哉了。以至在大学这几年里，我一直把“乐天知命”和“博学慎思”这两句箴言记在我的读书笔记本扉页上，当作激励自己认真学习“为人”和“为学”、认识人生和社会的座右铭。记得临毕业前开展“世界观教育”运动（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有人批评我主张“开卷有益”，认为我整天看闲书，不务正业。我心里不服气，心想搞运动时的做法就是矫枉过正，学文科多读书有什么不好？可是当时又不能做正面争辩，心里只好用古人所说“人各有志”、而志向从来就有“燕雀”与“鸿鹄”之分、不必强求一致来安抚自己。后来工作后在“文革”复课闹革命期间反复耐心说服、引导中学生要认真学习文化知识，以便增长将来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批判当时社会上广为流行的“读书无用论”，这正是对当年诋毁“开卷有益”的报复和惩罚。社会现象的这种诡异、以及身处其中的人们的无奈和两难处境（dilemma）引起了我的注意，也使我的阅读兴趣更开阔了，从纯文学逐渐转向一般文科知识。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市第六十五中（注释2）当外语老师兼任高一的班主任。六十五中的前身是美国公理会办的育英学校，解放后1955年按苏联学校标准被改建成北京有名的纯高中示范学校。我到学校工作不到一年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运动，65中的红卫兵组织是当年东城纠察队（“东纠”）的司令部所在地，一阵急风暴雨式的批斗学校当权派之后，红卫兵们就轰轰烈烈地走向社会，然后是全国大串联，到各地播撒革命的火种。剩下的空壳校园被征用为国务院上访接待站，房子里挤满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告状人员。停课、去各处看大字报、闭门在家读书当逍遥派，一直是运动前期的内容，到1968年底军宣队入校，才又重新参加学校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不同的是，进入1969年后学校开始每年招收初一年级新生，成为一所包括初高中在内的完全中学，从而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即一边上课，一边参加文革运动。65中的教师队伍一是年纪偏大，年轻人稀少，五十岁上下居多，大部分是解放前受的教育而且有过不同的职业经历；二是学历偏高，大多是解放前综合大学毕业，基本上是原育英学校留任的教学人员，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即使仅有的几个解放后毕业的人员，也是因为当时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实行巩固、调整、提高方针时，部分原有高校人员精简下放到基层教育界。在此之前，65中从没接受过专业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我和另外两人是第一批，一个是生物系另一个是数学系的同期毕业的校友，我们三人是“文革”开始时这个学校最年轻的教学人员。学校的这种年龄结构难于适应“文革”初期学校的任务，即：学校不仅要学文（许多老教师面对调皮的初一学生连文化课都无法维持下去），还要学工（每个班要轮流到北京灯泡厂或校办厂学工劳动），学农（全校按夏收和秋收分两批集体下乡学农劳动），学军（1970年冬季为备战，东城区学校按上级规定要徒步行军近一百多里，去平谷进行学军野营拉练，中间有两个夜晚吃住在农村老乡家），这使学校许多例行的日常工作重担就落在青年教师的身上。“文革”后期上级派来的支部书记和校长也都是原市教育局的领导干部，年龄也是偏大，尽管能勉为其难地下乡或下厂，也无力真正做到现场指挥，具体工作还是靠青年教师在现场顶上。直至七十年代中期后学校才陆续分配来了一批新生力量，新来乍到，刚接触教师工作，也很难支撑起领导工作。但那时我们这批青年教师也有自己的苦衷，刚刚开始工作不到一年，就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且“复课闹革命”伊始就是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开场，每个在旧社会有过生活经历的人都须在教师会上当众自我检查、揭发、批判，当听到一些过去自己心仪的老先生揭开自己内心隐私和心灵疮疤时，我既为他们丧失人格尊严而感到痛楚和耻辱，又为我一直敬仰的教师这个神圣职业而感到斯文扫地和令人无助。当时的心情可说是既害怕，又不知所措，因为我们刚刚入校，对周围各种社会事务、人事关系毫无了解，稍不谨慎，说错了话，结交错了人，就可能陷入灭顶之灾，几次全校师生在大操场批斗现行反革命的口号声震天的动人心魄场面，然后为受教育被强行组织观看因历史问题而跳楼自杀的血腥恐怖场景，残酷的现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搞得大家人人自危，深深地刺激并教育了我们这几个年轻人。在这复杂纷乱的阶级斗争面前，我们三个刚出茅庐的年轻人还是要好好地学习和认识社会，现实的条件决定我们只能采取好自为之、自我保护的方针——三人自己组成“同心干”战斗组而拒不参与任何其他组织的活动，原因是环境太复杂，我们不了解情况，为自保以免上当受骗。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我们具体做法就是多做事少说话。我作为青年教师中唯一的男丁，自觉地把许多诸如野营拉练的组织、准备、实施各项具体工作都应承下来，除了事先的计划组织工作外，还要在出发前把徒步行军的拉练路线提前骑自行车按预先计划试走一遭，与驻地村干部把野营时间、住房、吃饭、热水等具体事务一一落实到户，以便学生队伍进村后能尽快安排好吃住，队伍得到及时休整。我在中学工作先后共13年，复课后一直被任命为教育组负责人，后几年正式命名为教导处主任。在这个职位上不仅每年例行要带领学生学文化，即不仅仅是如何贯彻落实教学计划和提高教学质量，而更多时间要考虑怎样计划、组织、实施好下乡学农和下厂学工以及野营拉练学军的繁杂事务，与这中间所经历各种辛劳艰苦相比还是次要的，更为担心的是稍有不慎出现工伤安全事故无法向家长交代的责任问题。有时埋头做事还要受上级官僚机构的窝囊气，更令人难以忍受。例如，为了更新校办工厂的厂房和扩大生产规模，曾用校办厂生产的日光灯管（利用工宣队灯泡厂的下脚料和废品再生产出功率较小的民用灯管）与西郊一家军工厂按市场价格（平价）交换木材，并在对方的协助下购置了130汽车以便运送货物，但却被区教育局以全区一盘棋的名义平调给区教育局校办工厂科，致使本校的校办厂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为此事我曾几次到区教育局以理据争，结果不但无济于事，而且还与当事人伤了和气。有人善意提醒我，小心以后给你穿小鞋，我发泄地说，从未有过在教育局麾下混个一官半职的奢望！冲动的话语既已出口，也就成为督促自己寻找机会离开中学另觅出路的动因。在一次带领两个班学生步行去西北望苗圃参加植树劳动时，因为徒步往返，过度疲劳，致使夜间阑尾炎急性发作，疼痛得浑身出汗满地翻滚，“文革”期间没有救护车，只能咬牙坚持自行骑车从西北郊的东北旺苗圃返回到东城五四大街去学校合同医院挂急诊治疗，当第二天上午学校派人来医院看望时，早已用针刺麻醉动完阑尾手术。那些年在这一岗位上殚精竭虑的是，城市出身的初中学生正处顽皮好动年龄，常因对变化的新环境好奇而不重视劳动纪律，在学工学农中出现工伤事故，这将无法向家长和上级交待，也使自己心理难于平复。可以说，在中学复课闹革命期间的几年打拼中，我经历了身心俱疲的考验，总想有机会能脱离开这种中学的教育行政的事务性工作，做些真正与教学相关的专业工作。1978年初的一天下班后，看到报纸上刊载的将要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后，倍感欣喜，决心抓住机会报考一试身手，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多年来有志于继续深入学习、以便能够脱离日常具体而繁琐的日常事务工作，从事个体文字劳动的夙愿。第二天就到当时设在北师大化学系（定阜大街原辅仁大学旧址）看陈列的招生简章、招生单位和招收学科目录，一边思忖着自身的条件，一边考量着招收的院校和专业，以便选择合适的院校和对口的专业。当年我原准备报考近代史所的中西文化交通（流）史专业，但因目录表上有专业但无指导教师，最后注明暂不招生，这样我就得另选专业和院校。当年考研究生一般专业是专业课所占比重高于外语课分量，而社科院凡涉及外国尤其现代外国学术的专业，外语比重明显要高于一般院校的专业课分量。我是学外语出身，需要发挥这方面的优势，尽量报考现代外国专业。另外，还要尽量报考研究机构，譬如社科院，因为它刚刚从中科院中分离出来，各学科都需要培养后备人才，而它原来又没有自己的本科生来源，对于任何考生录取时容易做到一视同仁，而各个大学都有自己原来的毕业生，录取时容易受到原来师生关系的影响。基于这种情况，我决定报考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当年只招当代苏联哲学和当代日本哲学，我的第一外语是俄语，所以就报考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的当代苏联哲学方向。填好报名表后要求加盖公章，于是就找到学校领导，当时的支部书记老季同志，江苏人，五十多岁，解放初期北大西语系毕业，“文革”期间是由教育局下放基层当干部。老季同志和我在65中同事有2-3年之久，相互有所了解，当时全年下乡劳动全校分成夏收和秋收两批，老季每次都指定我和他同一批下乡，他是领导，我是负责具体工作面对各班师生的指挥，而校长和一位留校工作的团委书记为另一批。有时在农村劳动晚上收工之后要去设在附近镇上的区指挥部召开的各校领导碰头会，老季由于年纪偏大且既不会骑自行车，又不熟悉北方农村的土路，出于安全考虑，学校就要求我例行代他去开会，所以每次下乡劳动，老季总是把我和他分在一批。由于都是学外语出身我又懂一些英语，又同住一屋商量工作方便，工作之余有时也谈谈学校的教学工作和生活之事，他总是出于鼓励和提携的想法要我在学校各项工作中勇于担当。当我找他提出想报考研究生考试时，老季开始有些为难，问我为什么想离开65中，我说我并不是想离开这个学校，而是想趁年轻时多学习点知识，做点与外语有关的专业性工作，不愿长期做事务性的教育行政工作。老季对我进行了反复的说服工作，例如说我是高等师范院校毕业，在中等学校做任何工作，对我来说，都谈不上专业不对口，更不是改行；做教育行政工作，是“师范院校毕业生”的应有之义。要求我回去后好好思考一下再谈。辗转反侧地想了一夜，第二天我提出两点：第一，学校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很感激。既然要我做教导主任，这是个教学领导岗位，我就想把教学工作做好，我报考研究生可以了解当前大学文科的具体情况和要求，这对于今后制定高中文科教学计划有好处；第二，我报考社科院，是想尝试了解一下我国社会科学最高学府是什么水平，也并非一下就能考中，应该允许尝试。老季沉吟了一下，认为我的话有一定道理，尤其第二点，允许报考并非就能一举中第，然而更能显出是对人才的重视，反之，不让报考反倒是对人才的不重视和不信任。在我的努力坚持下，老季同志终于在报名表上签字盖章了。
在苏国勋的研究生涯中，马克斯·韦伯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
（2018年北大“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斯·韦伯”国际研讨会）陈老师招我作博士生是准备要我攻读社会心理学方向。开学入读几个月后，见我的学术兴趣在社会理论方面，就约我交谈毕业论文方向问题。我把读硕士三年和最近两年研读过苏联理论界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以及西方经典理论家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陈老师的观点非常开放，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在学术上不拘传统的门户之见，要兼收并蓄，才能从善如流，并以王国维所说各家各有短长——科学主义可信而不可爱，人文主义可爱而不可信——来启发教育我。那是19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伊始，国门刚刚打开 ，大家都如饥似渴地想了解西方社会人文思想， 思想界特别活跃。当经过多次商谈确定我的论文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题之后，老师又反复叮嘱，一定要慎之又慎，认真研读，把每一个论点都要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避免政治上被人抓小辫子。这些教导在当时“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波诡云僪情势下无疑给我增添了巨大精神力量，使我经受住无形的压力坚持把论文写完。1987年11月初论文答辩比较顺利通过。不久就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电话，通知我论文将要出版，问我是否加写一些前言或后记以及鸣谢师友之类的附件。我听后有些吃惊，答辩前把油印稿给《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朋友看，是想请他们提出意见，以备答辩时参考，谁知他们审读完毕之后就直接把稿子交给了出版社。这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原想请他们读完提出意见后再做修改，现只好放弃这一想法。急忙赶往上海，在出版社提供的简陋房子里，在没有任何必要参考书的情况下，修改了几天，加写了一篇简单后记，并把书名由编委会建议的“马克斯·韦伯：现代化的先知”改为“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这一现用名。因为我想表达的，不仅仅是韦伯对现代性的讴歌，而且还有他对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对人类本性及其文化的戕害趋势，韦伯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从社会生活的经验层面揭示了现代化过程这一人类生存的两难处境。论文答辩后完毕就接到院部人事局通知，要我到社会学所报道。我心里虽有去社会学所的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快，论文刚答辩完就催促去报到，有些舍不得离开哲学所的浓厚学习氛围，但还是服从组织分配，从1988年开始正式到社会学所上班，从而结束了从1978年开始的十年研究生的苦读生活。实际上我自读硕士起就参加了社会学所的各种活动，譬如参加了第一、二届讲习班和武汉、呼和浩特、伊春等一系列会议以及在大连召开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研讨会，对社会学界的活动并不陌生。1980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挂牌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这标志着社会学被取缔近 30年之后在中国大地上又破土复出了（注释9）。当时费孝通任所长、王康任副所长，又吸收了一些原来学社会学后改行做其他工作的人。当时正值“文革”结束后不久，国家经济形势还有许多困难，社会科学界更是百废待兴，研究所建立伊始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一支科研队伍。这也是建所之初为什么连续两年举办讲习班采取“请进来”的办法让外国学者为我们培训科研人员。这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勉为其难的变通之举，可在当时还是在社科院引起了一些非议。社会学第一期讲习班是在1980年暑期，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举办。当时中美建交后费先生去访美，聘请在匹兹堡大学任教的杨庆堃教授来讲课，杨庆堃先生经管着岭南基金会的经费。费先生当时缺乏科研人员，杨庆堃来了以后就跟费先生商量，可由岭南基金会出资，聘请美国的教授来给国内讲课。请来的授课老师有在匹兹堡大学的教授，做理论研究的德国人霍尔兹纳和从事社会基本调查研究的捷克人涅尼瓦萨（注释10），另外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以李沛良为首的几名华人教授，基本上都是匹兹堡大学毕业的。这样的话，这期讲习班就以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为班底，再加上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国内一些学术上有专攻的老一代学者，如吴沧萍、张之毅等都来讲过课。当时我虽然是哲学所的研究生，但既然选定以社会学作为论文题目，就需要全面了解和学习社会学的学科内容。所以面对讲习班这样一个学习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就通过杜老到当时的社会学所筹备处联系报名，参加了这期讲习班的学习。讲习班一般白天讲课，晚上读书讨论，历时近两个月，内容新颖、形式活泼，学员们学习积极性很高，收效很大。参加第一期讲习班学习的大约四十到五十人，算上旁听者，最多时有近百人。许多人当时都是高校的教师，后来都成为了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如南开大学的杨心恒、复旦大学的刘豪兴、上海大学的沈关宝和仇立平、中山大学的邱士杰、吉林大学的宋宝安、北京大学的夏学銮、武汉大学的周运清、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叶南客，以及原贵州省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后任国家宗教局局长的叶小文、原陕西社科院的牟君发、辽宁社科院院长赵子祥、四川省社科院的赵喜顺，还有当时和后来在社会学所工作的李银河、何炳济和张仙桥等人。作为当时讲习班的一名学员，我清楚地记得，在开班的第一节课上，作为讲习班主持人(当时称班主任)的费老就开宗明义地以“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sociology for modernization )为题，讲解了恢复社会学教学和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和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的宗旨。费老结合自己几十年的学术实践，包括江村社会经济调查、西南联大写作《禄村农田》时期的田野调查、解放后在贵州和云南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等，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社会学对于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尤其对于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作用和意义。他语重心长的教诲对于初次接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学员来说既新奇又实在：新奇的是，从一些不被人们注意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可以得到许多对社会生活与常识不同的认识，增进了人们对社会的深入理解，并且上升到科学知识的层面；实在的是，社会学并非需要经过玄思妙想才能理解的深奥大道理，而是一门强调社会实践、立足本土的在地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学问。这一认识成为激励学员们日后脚踏实地从事社会学工作念兹在兹的座右铭。费老还特别强调，以认识中国社会为宗旨的“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与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依归的现代化理论有着原则上的区别。这一点对于当时正在攻读国外现代社会理论的我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作用，因而记忆也尤为深刻（注释11）。第一期讲习班之后，费老想要编一本《社会学概论》教材，同时决定在南开再办一个讲习班。我因临近毕业撰写论文时间紧迫没能参加南开的讲习班。南开这个讲习班现在被人称作“社会学界的黄埔军校”，为我国社会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如孙立平、王思斌、宋林飞、折晓叶、王颖、彭华民等，还有很多后来去国外继续学习的，比如周雪光、边燕杰等人，他们都是南开的毕业生，现都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主导力量。北京这边，1981年春在日坛公园对面的日坛路招待所举办了第二期讲习班，请来了更多讲课老师，除了匹兹堡大学的那一批人以外，还有美国的林南教授和彼特·布劳教授，全部费用由杨庆堃联系岭南基金会资助。此后，一些国外知名的社会学家如刘易斯·科塞、达伦道夫、施鲁赫特、亚历山大等都陆续来社会学所访问。可以说，从恢复之初起，中国社会学就与国际学界展开了密切的交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文化热”方兴未艾的年代，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甘阳联合了北大外哲所一批青年研究人员，组织出版了以“文化：中国与世界”为名的一批丛书，试图在中西文化之间做些桥梁沟通工作。所有参加这套丛书编委会的都是社科院或者北大的研究生。当甘阳第一次来我家邀我参加编委会活动时，我一开始并未答应，因为导师陈先生曾表示过反对自己的学生不专心读书，在社会上搞些追名逐利之事。但当时在甘阳的软磨硬泡劝说下，也有些心动；一来全室年轻人都参加了编委会活动，只有我只身一人在外，出现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局面，好像唯我清高，关系不好处；二来我年纪虽大他们几岁，但因有副研职称在身，拉我进来只是为了壮声威，我如坚持不从，恐就伤了面子。于是就采取了一种妥协做法，我和他做了个“君子约定”：可以先做些实际的编审校稿工作，但在扉页上不能打出我的名字，更不能署副主编的虚名，那样我无法对导师做出交待，等我答辩完成毕业之后我再正式加入编委会。当时说好，一言为定。谁知当第一批出版物问世后，副主编栏目上我的名字赫然在目。此事也给了我一个深刻教训，使我更加深入地懂得了诚信（trust）和承诺（commitment）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为什么是做人和做学问的根本。“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最主要的影响是“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许多内容都是知识界想要了解又拿不到资料的，比如《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等。还有一个《新知文库》，每一辑十本，虽然有的看似浅显一般，然而内容深刻艰深，但像马丁·布伯的《我与你》、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等书都是非常重要的经典。丛书从1984年开始征稿，1985年、1986年正式起步，一直到现在也没停止（注释12）。1987年我还没进社会学所，博士论文写作处于紧张的写作时期，我又得将本就不多的业余时间全用在编委会的事务上了，所以生活过得极其辛苦，但也非常充实，感到自己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1988年伊始就正式到社会学所报到，当时何建章是所长，陆学艺是副所长。让我来社会理论室做主任。我发现这个研究室，更像是个杂志编辑部，目的就是为了出版一本《国外社会学》杂志，缺少社会理论的专业性、研究性的活动，与我当初设想相差太远。我做了一些基础性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了更好地开展社会理论工作，要使翻译工作为研究服务，而不是大家都为了出版翻译文章而做编辑工作。经所里同意把国外社会学室并到社会理论室来，这样可以集中力量有十几人一起展开工作。《国外社会学》是一本反映社会学在国外的发展状况、评介当代社会学思潮和流派的一本专业性杂志，它与《社会学研究》是这个研究所主办的两种主要杂志。其实社科院的每个研究所都有两个“所办”的主要刊物，一是“研究”一是“译丛”。1986年《国外社会学》正式出版，这本刊物是从社会学筹备到建所初期的《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1982年创刊)转变而来，此前不是按期出版。这时要保证一年必出六期，两个月出一期，主要刊载译文。为此所里给订阅了主要国家的社会学杂志，以英俄法日语为主，把和中国有关的题目、值得注意的经验现象布置下去，让大家分头来做。刚进去的时候，那时候理论室有田森、杨雅彬、司马云杰、魏章玲、叶念先几个老研究员(1990年代均已退休)，后来理论室分配来了沈原、张旅平、覃方明、姜晓星几个刚毕业的、特别能干的青年学生。1990年代以后又不断有新生代人才的涌进，如渠敬东、应星、徐冰、霍桂桓等，世纪交替后又有新毕业的何蓉、赵立玮、陈涛等人进来。多年来理论室成员不断有变化，但科研力量仍保持稳定状态。可以说，社会学研究所真正走上正轨是在1990年代。1980年代建制还不够健全，学科在国内也不够成熟，连个像样的办公地点也没有，所里的主要人员在鼓楼西大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院子里的一座楼里办公，还有部分人员在朝阳门内租借的小学里办公。《国外社会学》的译稿主要来自研究室成员亲自动手，外来投稿采用较少，因为需要核对原文，当时又没有使用电脑，文件往来需要邮寄，所以非常麻烦，不如自己动手方便。这个杂志主要是为科研和教学一线提供一些信息和资料，一直是内部发行的，中间有几次改为公开刊物的机会都放弃了。因为研究室人员编制固定，每人都有科研任务，一旦公开发行，付排、出版都有固定的时间限制，既要完成科研任务，又要当编辑，会增加很多工作量和压力，所以大家都不愿公开出版。那时办刊物不用考虑经济问题，我们只管编辑出版，所里行政办公室管发行，赔赚与己无关，反正是所里出钱为大家服务，办刊者“只管耕耘，不问收获”。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到了21世纪初，所里为了减少开支，要求改版公开发行，遂于2003年改名为《社会理论》不定期出刊，内容也由译文为主改为论文、译文兼顾，现已出刊五期。《国外社会学》的每次变化都是一次自我提升，体现并见证了中国社会学方兴未艾的发展之势。1990年中苏两国关系出现了解冻，“文革”期间那种双方剑拔弩张紧张局面有了缓和，不愉快的一页经戈尔巴乔夫的访华和双方领导人的会谈被翻了过去，两国开始了新的交往。夏初，我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一位王姓老先生被派往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做学术访问，我被分配在对方的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理论研究室，像其他研究人员一样每周来研究所一次，另有一次是研究室自行安排的活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去图书馆和阅览室查阅资料，另外就是去书店搜寻书籍。从组织机构上看，两国科研体制有些雷同。我第一次进研究室时简单地介绍了事先有所准备的自己研究方向和我们研究室的情况，当时苏联政局已显出不稳的迹象，人心浮动，大家的心思明显不在学术上，就连与我研究相同题目的Л.П.盖登科（注释13）也是这样。 据我的观察，苏联当时做社会学理论的人多有欧陆特别是德国的学习背景，他们一般并不看重二战后美国的功利-实用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与此相关，英语并非通用的学术语言。这既与美苏两国意识形态对立有关，也与欧陆学术传统有关。
任教于哈工程时的苏国勋
此外，关于“本土化”的讨论，我并不质疑社会学“本土化”的说法，社会学理论确实是舶来自西方，而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考虑中国的情境，不能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割裂，但现在有慢慢把“本土化”和普世的东西对立起来，用所谓“本土”的东西来否定普世的东西（的倾向）。其实传统文化有许多对“一”与“多”关系的说法很值得我们思考，譬如宋儒说的“理一分殊”、佛家所说“月映万川”等，都揭示了其中的辩证关系。但用“和而不同”来诠释“一”和“多”的关系，在我看来有些牵强：前者属于应该怎样看待事物的方法问题（How?），属于战术层面的问题；后者属于为什么事物是这样的（Why？），属于认识论层面的问题。另外，不能对外把本土的东西讲得过于绝对，否则在对内强调普世的、普遍的东西时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我觉得，一定要在强调普世模式的基础上再强调特殊的东西，没有普世的东西就不会有特殊的东西。无论你从哲学的一和多的关系上来讲，还是从实践上来讲，都不能够先强调特殊，那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反而使自己在与疆独、港独、台独做斗争时处于尴尬境地。2000年6月18-19日两天，社科院和北大原来的研究生在政法大学联合召开了一次为庆祝叶启正教授荣休和我年届七十岁生日而召开的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研讨会。会上就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与本土化问题作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由叶老师和我致辞，我没想到还有这么个题目，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叶老师在前除了对会议组织这表示感谢之外，还引用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Jorge lius Borges）的诗作《云团》中的片段为自己任教三十年的经历做出总结。轮到我发言了，我虽然也能背诵几首外国诗歌，但内容都与情境不合，譬如我最喜欢的俄国诗人普希金致十二月党人卡达耶夫的诗作可说脍炙人口，但内容太过激昂亢奋，不合时宜。最后还是从文论中所说“诗言志，文以载道”得到启示，遂随口诵起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
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
戴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
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这里，既是借诗以鸣志，也是对自己在教育领域几十年辛勤耕耘的回顾，同时也表明耄耋之年要以“毋违愿”作为生活归宿的心愿。* 本篇口述实录整理时参考了苏国勋：《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30周年——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执笔熊春文，《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等文献，并经叙事人苏国勋教授审阅修订，特此感谢。注释1 盛新小学原名圣心小学，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8月，是时任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的法国人林懋德在西安门大街创办的一所教会小学。学校经费由西什库教堂提供,教职员工大多数是天主教徒，其中有神父、修士、修女，招收信仰天主教的学生。1913年，学校迁入现址西什库刘兰塑胡同14号。1952年，盛新小学与同属天主教会主办的光华附小合并，改为公立学校，更校名为北京西什库小学，并延续至今。注释2 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的前身是“育英三院”（育英学校的运动场），始建于1864年，是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出资建立的教会学校，定名为“男蒙馆”。1900年改名为“育英学校”。1955年，在原育英中学高中部的基础上以当时的苏联中学建制为摹本组建了一所实验、示范性学校，定名为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是当时北京市第一所纯高中学校。1961年、1962年相继被评为区级、市级重点中学。注释3 汝信,1931年生。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师从贺麟先生攻读黑格尔哲学研究生，毕业后留哲学所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共产党第14届代表大会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第7届及第9届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有西方哲学史、西方美学史、世界文明及文明对话理论；所获重要学术荣誉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韩国启明大学名誉博士等。注释4 1980年8月15日，汝信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提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 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 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作者否定了人道主义只是青年马克思所受的费尔巴哈的影响的观点，提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 不仅没有取消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 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注释5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1902-1982），1931年进入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1937年起为最高苏维埃代表，1941年为中央委员，1948年开始主管意识形态工作，1949年成为真理报总编辑， 1952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勃列日涅夫留任苏共中央书记，米高扬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实际掌握政权的苏斯洛夫则成为“影子中央总书记”，与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人共同掌管苏联，成为苏联的意识形态领袖。曾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获列宁勋章5枚，十月革命勋章一枚，一级卫国战争勋章一枚，苏联科学院卡尔·马克思金质勋章一枚等。注释6 科学出版社编辑部编：《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注释7 简单地从过程上说，我的硕士论文涉及 1936年斯大林为《联共(布)党史教程》写了“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导致以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后果；以 1956年参加世界社会学大会为标志，苏联重返国际学术界并承认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出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为反驳西方的恶意攻击，遂声称“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1968年在苏联科学院体制内成立了具体社会学研究所，1972年改名为社会学研究所，这标志着社会主义体制接纳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1970年代后期，借鉴西方社会学中的合理因素提出“中层理论”作为一般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具体社会学研究之间的衔接，至此三级结构的“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构架确立。这些事件随着苏联的解体现在早已成为过眼烟云而无人问津了，但其中涉及的某些问题还是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譬如历史唯物主义到底与社会学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概念等。注释8 陈元晖（1913-1995)，福建福清人。1936年以福建省状元的身份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心理学系，1940年赴延安，先后任《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研究员；1949年起历任哈尔滨大学副教务长、教育系主任、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系主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1981-1991年任国务院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1982年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首任会长。先后出版《实用主义批判》（三联书店，1954）、《马赫主义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论冯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康德的时空观》（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及《陈元晖文集》（上、中、下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1993）等。注释9 说到社会学恢复重建一事，我想还应提到杜任之先生的名字。1970年代末，杜任之先生曾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和其他场合呼吁恢复社会学研究，并积极支持费先生主持建立国家级的研究所和全国性的学会。杜老对刚刚复出的社会学的支持不仅表现在口头呼吁和表态上，而且还落实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记得1981年我刚刚进入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工作的第一天，作为研究室主任的杜老就给我分派了任务，要我在一周之内提交一篇介绍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的文章，以填补研究室集体撰写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续集）》中“社会（学）哲学”栏目的空白，并嘱咐我续集付梓在即，一定要抓紧时间增开栏目和加写文章，以示兄弟学科对恢复社会学的声援。这就是在当年出版的、由杜老主编的该述评中的“塔尔科特·帕森斯”一文的出笼经过。尽管现在看来文章很肤浅很幼稚，但毕竟是国内较早在正式出版物上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评介，我个人更看重的是这件事显示出杜老为人为学的品味。更难能可贵的是杜老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不顾年事已高身体有病，1980年代初他身体力行多次参与社会调查，我当时作为学生有幸陪同杜老多次到北京清河社会福利院、 东升人民公社等地作实地调查。这一时期杜老对社会现实的经验研究集中体现在他提倡开展社会老年学研究以及呼吁建立老年公寓的文章中。注释10 Burvart Holzner和 Jiri Nehnvajsa，在1980年7月11日-30日教授课程《社会学为现代化服务》。注释11 在我看来，费老在此时提出“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的口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一是为社会学正名。在中国文化脉络下，人们深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道理，要想推倒压在社会学身上长达几十年之久的种种“罪名”和不实之词，就必须显示出社会学在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上的效用，为此就必须把刚刚恢复的社会学引向侧重经验研究之路，以期表明这门学科是以应用研究为主的，同时它又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实用功效;其二，社会学恢复伊始，开班第一讲就请来美国教授讲西方社会学理论，这在当时并非没有异议。“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口号的提出，固然起到了政治上的自我防卫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其三，讲习班的成功举办充分显现出费老在社会科学发展前景上的学术洞见和全局观（参见苏国勋：《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1-12页）。注释12 以研究西方人文学为主的知青一代青年学者组成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以他们营造的人文思想共同体的氛围和一系列扎扎实实、影响深远的学术工作，短短三四年间主持出版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以及《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等上百种出版物。许多作品已经成为这三十年中国学界的必读经典，某种意义上参与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和学术思想的锻造与凝练。在译介西方近现代经典名著的同时，他们也注重青年学人原创著作的出版，著名学者苏国勋、刘小枫、陈平原、夏晓虹、汪晖、杜小真、钱理群、赵园、梁治平等最初的重要著作都是在编委会主编的“人文研究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里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是编委会成员重要的思想阵地，虽然前后只发刊五期，但影响巨大，首印达到了今天不可想象的三万的印量。《集刊》开卷语说——“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的文化也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必须首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八十年代每一有识之士的共同信念，这是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腾飞的逻辑必然。”注释13 盖登科曾为库恩主编的《十九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梁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撰写韦伯一章。注释14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1947年生），现为美国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新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曾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