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镜像|重读徐森玉先生《西汉石刻文字初探》

在存世历代石刻文字当中,西汉时期的极少。除宋代赵明诚《金石录》著录过“居摄两坟坛”和“五凤刻石”之外,其他多为清代以后发现。王昶《金石萃编》收入三种,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收两种,阮元《山左金石志》收两种,武亿《授堂金石跋》收两种,叶昌炽《语石》只有六种名称,未及内容,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入四种,古刻沦胥、良可慨叹。做全面整理和深入探讨的专文,实自徐森玉先生《西汉石刻文字初探》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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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子侯刻石

品读先生各篇碑帖论文,可以看出他写作有三个前提:以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碑帖作为题目;这些碑帖是新发现的,或者有部分是新发现的;必亲自目验,或者得到了拓本。如此三者合一成为他写作的高门槛。正因如此,像《郁孤台帖和凤墅帖》《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宝晋斋帖考》《兰亭续帖》《西汉石刻文字初探》等,至今仍是文字、书法和金石学者必读的经典之作。《西汉石刻文字初探》,是我读先生文章的第一篇。先秦时期和秦、汉两代位于中国石刻史的源头,而该文又具有综论的性质。

《西汉石刻文字初探》文章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先列出“有拓本而又可确认为是真的”刻石十种:

(一)霍去病墓石刻铭文三

(二)群臣上寿刻石一

(三)鲁北陛石题字一

(四)广陵中殿石题字四

(五)巴州民杨量买山记一

(六)五凤刻石一

(七)麃孝禹刻石一

(八)祝其卿坟坛一

(九)上谷府卿坟坛一

(十)莱子侯刻石一

再列出“仅见记载,目前已无法收集到拓本”的四种:

(一)建元二年郑三益阙

(二)永光五年牛迹山茅君碑

(三)建平五年建平郫县碑

(四)河平元年左元异墓石二

最后指出还有一些公认的伪刻四种,如元光二年《会仙左䃪题字》、元狩《嘉禾纪瑞刻石》、元封三年《高峻残碑》、河平《朱博残碑》。

文章的后一部分,即对确认为真的十种刻石分别从来源、形制、书体、释文、内容、功用,结合前人记载予以叙述和辨析,这部分占主要篇幅。

这里摘录文中一例。

莱子侯刻石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颜逢甲、孙生容等得此石于山东邹县南卧虎山下,移置孟子庙。石高一尺五寸,广二尺二寸,全文35字,“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者子食等用百余人后子孙毋坏败”,书体古隶。颜逢甲刻题记于石侧。徐先生文中对铭文解释见下(括号里是解释):

始建国(公元九年,始建国元年王莽正式称帝,号曰新,公元十四年改元天凤)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国名)侯(爵)为支人(宗支之人)为封(封墓或封域),(派)使者子食(名)等百余人,后子孙毋坏败。

因该石刻发现早,后来金石书多有记载,解释众说纷纭。如徐文指出对“莱子侯”二字有三种说法:1.莱是姓,子侯是名;2.莱是食邑的地名,“子侯”是爵名;3.“莱子”是侯国名,侯是爵名。徐倾向第三说,并找出新的证据:“我个人是倾向于这一解释的。但前人持此说者又感到有一个不易说通的地方,因为这块刻石出土的地点和历史上所谓的'莱’地相距太远。今山东省虽有古'莱子国’,'莱芜’'莱山’'东莱郡’等地,但据颜逢甲的记载,此石发现于峄山西南二十余里卧虎山,当处于今山东邹县及滕县之间,与上述各地显然差得很远。因此颜逢甲在跋语中也提到'疑莱子国在今莱州府去此太远’的话。最近我重新查阅《左传》,发现宣公七年'夏,公会齐侯伐莱’及襄公六年'齐侯灭莱……迁莱于郳’的记载,或者可能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线索。因为'迁莱于郳’的'郳’即'小邾’,地在今山东滕县附近,和莱子侯刻石的出土地点正好相近。'莱子’为名的历史根源,可能就是由此而来的。”

2006年《汉碑全集》出版,其中西汉部分包括了《西汉石刻文字初探》所列第一类的十种,第二类的《和平元年左元异墓石》,还收入了后来发现的八种刻石。书中对石刻铭文的释文,部分引自《西汉石刻文字初探》。

徐森玉先生的《西汉石刻文字初探》写了多年,到1964年刊登时他已84岁。想他所以选此题目除了自言“过去很少引人注意的”考虑之外还和经历的两件事情有关。其一,他自1927年就担任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后来亲历《居延汉简》保护、迁移的艰险曲折。《居延汉简》大抵起自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最晚到汉光武帝建武七年,为西汉和东汉初遗物。万余简牍问世前所未有。徐森玉先生自然会想到简牍和石刻可以做综合和比较研究,所以搜罗西汉石刻详细讨论也是题中之义。虽然该文中没有将刻石和简牍相互参比的事例,但从作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可以看出他是在仔细考察了《居延汉简》的情况之后所想到的。在此之前的学者并未讲过。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开端,以后做综合和比较研究的人会从研读该文中得到种种启示。其二,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徐森玉先生亦参与其中,且是上海方面的领导人,通过调查清楚汉代石刻之存佚、现状,得以见到清晰的拓本,为他补充并完成此篇创造了条件。

可以说,《西汉石刻文字初探》是徐老不顾年迈体衰,笃意结稿刊出的,此后未见其他学术文章发表。早年徐森玉先生曾先后在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担任要职。1948年回到上海,任上海文管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对北京的一些重要事情仍多参与。如著名的东晋王珣《伯远帖》和王献之《中秋帖》自香港赎回,便是他与王冶秋、马衡先生一起南下办理的,后拨归故宫博物院。今值徐森玉先生140周年诞辰纪念,仅写读书心得试述其旨意,以表达深深的怀念与景仰,并期薪火相传。

——本文摘录自《西泠艺丛》总第75期“徐森玉鉴藏研究”专题,《重读徐森玉先生〈西汉时刻文字初探〉》,文/施安昌

编辑 孙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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