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 年代的北京，摇滚乐最初的样子
2021 年到了。说来有些细思恐极，我们距离 1990 年已经比距离 2050 年还要遥远。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90 年代是全然陌生的，对于曾经历过它的人而言，记忆也在不觉间变得模糊。
今天，让我们通过摄影师高原的影像与路路撰写的文章，来回顾一番 90 年代的北京，与摇滚乐最初的样子。
《返场》
高原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
2020-9
摇滚乐最初的样子
撰文：路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们这些人都活得自由而充沛，那个状态就像是飞翔的状态，脚不沾地。大伙儿都觉得自己有别于饮食男女，天赋异禀，都觉得自己站在山巅，是那颗最闪亮的星。没有人去想明天会怎样，钱从哪里来？常常兜里只揣着 10 块 20 块，就已经觉得像个大财主了。我们可能一无所有，但是年轻，经得起“造”。即便没有钱，我们也能活着，也能在音乐中获得很多很多快乐。为了一盘稀有的录像带，为了听一首歌，去一个艺术展，见一个朋友，我们骑着自行车，从南到北，不问东西，乐此不疲，那些精神食粮，几乎是我们的全部生活。
我和蔚华、老崔、梁和平、鼓三儿这些人很早就认识了，他们像是这个圈子的核心，就是现在所说的精神领袖；何勇、张岭、高旗他们也总混在一起，那时候整个摇滚圈儿仿佛华山论剑的阵容，高手如云。我们几个女孩儿也想组个乐队玩一玩，我弹吉他，尹惠打鼓，于莉弹贝斯。有人说张炬那儿有音箱，我们就去找他借，在那间很小的屋子里，我看到了几把琴、一只叫 Dirty 的小狗（它确实看上去很 dirty）、满地的打口碟，还有一个一脸青春痘的男孩，他就是张炬，比我小 5 岁，1 米 83，生于 1970。1989 年的春节，我们在一起了，那天，他找到了一个人在家过年的我，带着他爸妈做的饭菜和酒敲开我的门。
我那会儿在永定门住，周围有一些工厂，冒着黑漆漆的浓烟，我一直在想，那些黑色的东西最终会飘去哪里呢，还是会被稀释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这些都不得而知。90 年代初，北京的车和人没那么多，马路很宽，这城市显得空荡荡的，特别是冬天。我们两个牵着手走过铁路桥，偶尔看到一列缓慢的绿皮火车从头上经过……想到了卡森·麦卡勒斯的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镇上有两个哑巴，他们总是在一起。
后来炬炬教我弹琴，他看我弹吉他，我看他弹贝斯，我会很享受地听着那些低沉的音符，似乎可以分辨出他的情绪。周末乐队常有演出，每次演出完，炬炬都会分到一两百，那些钱够我们生活很久。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写过一本书叫《只是孩子》（Just Kids）讲她和罗伯特的故事。刚到纽约的时候，他俩很拮据，常常光顾一家意大利面包房，会要一条头天的面包，或者因不够新鲜而半价处理的面包，再加上外带咖啡和一盒巧克力奶，但那就会变得更贵，对于要不要多花那一毛钱，他们会考虑再三。他们没钱去听音乐会、看电影或买新唱片，但会把已有的唱片听上一遍又一遍，别的时候，他们会去参观美术馆，他们的钱只够买一张票，所以两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去看展览，等回来再讲给另一个听……每次看到这里，我都会感动得哭出来，因为这就像在说我和炬炬，我们都不富有，但我们拥有彼此，拥有音乐。我们总会幻想将来，做白日梦：如果买一座岛……如果……如果……博尔赫斯有首诗，标题是《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他写：我给你贫穷的街道、绝望的日落、破败郊区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
如果说这段爱情是一个伤疤，那对我来说，从头至尾，它都是一个美丽的伤疤。
1990 年的时候，我和曹平创立了北京最早的迷笛学校。最初我在一个销售 MIDI 设备的公司，他们有那么多的设备资源，但很少能卖得出去，而我们有这么多玩乐队的朋友，如果能做成一个学校那岂不是太棒了。这个想法和所有人一谈，大家一拍即合。我做校长，负责运营，曹平负责教学，学校设在双榆树青年公寓旁边的一个二层楼上。后来这个地方还提供给一些乐队作为排练场。那个时候的主讲和客座老师几乎都是后来著名的乐手，曹钧、刘效松、刘君利、张永光、程进、老五刘义军等。记得学校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场发布会，崔健、唐朝、黑豹等好多朋友都来了，张培仁看到这些从全国各地来学琴的孩子很感动，他对我说，路路，你好像摇滚教母啊。
我和张培仁相识，也是因为张炬，那时候台湾地区的唱片公司派他来大陆考察这边的音乐市场，我们接触后，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他给人一种很特别的气场，高大、幽默、智慧、得体，总之和我们当年喜欢的混蛋们都不一样。当年的音乐人大多是他的兄弟，他爱他的兄弟，也懂得尊重兄弟的女人。每次从台湾过来，他都会带很多原版唱片和摇滚乐杂志给我们，他还会给我带些台版书，大多是一些文学和哲学书，我当时也会送给他我喜欢的大陆作家的书。
后来从张培仁口中得知滚石唱片要来北京成立一家子公司，我特别开心，因为几乎所有我喜欢的华语歌手都在滚石：罗大佑、李宗盛、陈升……而且北京这边即将成立的魔岩唱片，签约的也都将是我的哥们儿，1991 年，我跟着唐朝去银川拍 MV，谢春德是这几部 MV 的导演，他是台湾著名的艺术家。记得在银川的一所学校里，我们给孩子们带了很多文具、玩具和零食，孩子们非常开心。拍摄《太阳》的时候，贾敏恕跟我说，你先教小朋友们唱一下副歌，于是，我们就在摄影机前一起唱起了“太阳，你在哪里，太阳，我在这里”。那段时间，我还经常和杨军、老丁、张炬一起讨论每首歌的歌词，“唐朝”这个名字的分量很重，其中融入了很多人的热血，也承载着我们这一代人思想中一直想表达的情愫。
我在 1993 年的时候离开迷笛学校，开始和魔岩一起工作。那个时候，唐朝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公司刚刚签下了三个年轻人，就是“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对我而言，那像是一段凝固的记忆。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这三张专辑的每一首歌至今聆听的时候仍心潮澎湃。《孤独的人是可耻》这张专辑的海报、唱片封面内页的所有照片都是我找摄影师朋友韩磊拍的，我觉得堪称经典。张楚《姐姐》的 MV 我也参与了拍摄，施润玖有一天来找我，说让我出演《姐姐》，我内心狂喜却表现得非常平静。结果 MV 中只出现了一个姐姐的镜头。哈哈哈，尽管如此，仍与有荣焉。
我想把下面这个故事送给我那时的所有朋友和我自己：U2 的保罗（Bono）受邀去荷兰参加一个朋友的摄影展，其中一个房间满是保罗的照片。他站在其中一张照片前，看着 20 多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 22 岁，正登上一架直升飞机为 New Year's Day 这首歌拍摄录影，他看着这张脸，那是他最初的脸，那双眼睛是那么清澈，无所畏惧。这时一个记者走到他身边问：如果你有一句话要对他说，那会是什么？
保罗回答：我会告诉年轻的自己，你是对的，不要苛责你自己。
1991
摄影、撰文：高原
路路和她当时的男朋友
我也上过班，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朋友的公司当前台，当时他正在筹备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的中国演出，因为会讲英语，所以我一直负责接打电话和发传真。后来丹佛到了北京，我又变成了公司的摄影师。这张照片是我当时的同事拍的。
面孔乐队的贝斯手欧洋（右）和他当时的英国女朋友苏珊（左）。在组建乐队之前，欧洋和邓讴歌都是霹雳舞少年。后来他们迷上了枪花、穷街这些乐队，开始玩起了音乐。
史雷在去成都之前，一直在北京拍广告，他是中国最早拍摄摇滚 MV 的人之一。很早的时候，他就和混迹于中戏的张楚、唐朝乐队混在一块，施润玖导演张楚的 MV《姐姐》的时候，他就在里面客串。1997 年，他选择了“南漂”，后来和唐蕾一起创办了成都的小酒馆酒吧。我在摄影棚里给他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 21 岁，他 22 岁。
丁武在回南苑的公交车上。当时的音乐人生活都很拮据，基本上都以公交车和自行车作为出行工具，每次丁武回家都要花上个把小时。
根据牛佳伟的回忆，魔岩唱片的办公地点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新大都饭店的客房里，坐在地上打电话是他们的工作日常。上世纪 80 年代末，台湾的唱片公司在北京发现了一片尚未开垦的摇滚乐田，张培仁和贾敏恕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音乐人。冬天的某个下午，张楚的小样《姐姐》通过唐朝乐队当时的经纪人刘杰辗转到魔岩唱片，贾敏恕、张培仁听到这首歌后，连夜奔赴北影的地下室去找张楚。
这份《飞翔鸟》手稿出自杨军，据他说这是在录音之前整理出的歌词。杨军在 1990-1991 年时，是唐朝乐队最重要的词曲作者。1992 年后，他开始专注艺术，远赴意大利，研究湿壁画及湿壁画墙皮转移揭裱技法。后来回到北京宋庄时，已经很少有人再记得他与唐朝乐队的瓜葛了。右图是杨军，当时他还是中央美院油画系的学生。
唐朝乐队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影棚里拍摄《太阳》的 MV，台湾艺术家谢春德担当了这张专辑中全部 MV 的导演。
好像是从 1991 年开始，唐朝乐队就变成了北京摇滚圈的焦点，这四个高个子长头发的青年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引起众人的注目。他们太显眼了，无论是人还是作品，他们的音乐中传达出很多我们不曾有过的情绪和思考。当时魔岩唱片的路路回忆到，张培仁邀请了台湾的方无行来这边给他们做制作。1991 年 4 月，方无行和唐朝、黑豹等乐队见了面，随后参与到了唐朝乐队首张专辑的制作中。
这是魔岩唱片当时为唐朝乐队宣发所制作的宣传折页，非常详尽地介绍了我们这片土地的音乐现状，以及摇滚乐文化的发展。当时的台湾唱片工业已经很成熟了，这些文字和图片对于一个即将浮出水面的陌生乐队来说，极为重要，在宣传页的最后，张培仁还提到了杨军，以及乐队创始人之一的郭怡广（Kaiser）。
（本文摘自《返场》）
《单读 25：争夺记忆》预售开启！
抢先成为第一批读者
记忆不能编造，但可以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