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 我的经济学之路
编者按：
作 者：威廉·阿瑟·刘易斯
来 源：金融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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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曾想过当经济学家。家父原本希望我当律师，但他在我7岁那年就撒手人寰，所以在决定我一生出路的重要时刻，他已无从表达意见。那是1932年，我获得路易斯（St．Lucia）政府的奖学金，可以选择进入任何一所英国大学就读。我不想行医，也不想当老师，所以我感到十分彷徨，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只有律师、医生、传教士与教师，是黑人青年能从事的工作。我一心想成为工程师，但是当时的殖民地政府以及制糖业却不可能雇用黑人工程师。至于家母，对我所作的任何选择都无条件地支持。事实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在翻阅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简介时，我深深地被所谓“商学士学位”所吸引，课程内容包括会计学、统计学、商事法、企业管理、经济学、一门外国语言以及经济史。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名堂？我从未听过这个名词，大概整个圣路易斯也没有人知道。不过没关系，这项学位的其他课程都非常实用，有助于我日后在民间企业或政府行政部门就职。所以，在1933年，也就是18岁那年，我动身前往伦敦，修习商学课程。
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业期间，经济学成为我最拿手的科目，因此1937年我以第一名毕业时，获得了该校的奖学金，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翌年，我被聘为助教，为期一年，期满后升为助理讲师。过去数年来，我曾对自己的前途举棋不定，但面对亲朋好友的质疑，我总是充满信心。如今这些都已过去，我立志要成为一名经济学者。
当初我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但对行政管理却不陌生。从1929年离开学校到1933年赴伦敦的四年期间，我曾在政府部门担任基层办事员。在那里，我学会了几乎所有文书处理的技巧——如打字、记录、写信及档案管理等，对我大学时期的学业可以说是助益匪浅。我对行政与法律架构的逐渐熟悉，也给我极大的帮助。
当然，我也赚到微薄的薪资（每个月3英镑），可以贴补家用。家母总是竭尽所能地增加家庭的收入，靠着她的努力，才能将五个儿子扶养成人。家父去世之际，我们五兄弟都还小（我排行老四），因此家母的一生，可说是艰苦奋斗有成的典范：一位寡妇带着一群年幼的孩子，手头拮据，人生地不熟，所凭借的就是绝对的正直，永不动摇的勇气，以及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在校期间，我常听到较年长的男孩大放厥词，说男性在各方面均强过女性，但我总认为他们的说法太过荒唐。
跳级就读
我之所以离开学校，是因为已修完了取得剑桥学院文凭（Cambridge School Certificate）的所有课程（相当于美国的SAT，即美国大学入学资格测验）。至于我有能力在14岁就修完所有课程，是因为在6岁那年受到感染而被迫辍学三个月时，曾经担任教职而那时是政府公务员的家父对我说：“别担心，我每天都会教你一些东西，你不会跟不上的。”其实，这是家父含蓄的说词。任何一位聪明的小孩，如果每天跟着家庭教师学习，他在三个月所吸收的知识，应该可以抵得上学校老师在课堂上教两年的份量。三个月后复学，我跳了两个年级，但是学习进度仍然领先学校的课程。不过，那也是一段充满创伤的经验。因为在往后的学校生活中，和我一起上课的同学都比我大两三岁，他们弯起胳膊，展现隆起的肌肉，而我却乏善可陈。玩板球时，总是到末尾才轮到我上场。由于体格瘦小，我有严重的自卑感。我也理解到，在团体里要被同事所接受，并不是只靠学业表现而已，还必须迎合他们的价值标准。由于很早就离开学校，我变得早熟。后来我来到英格兰，原以为同样10岁的英国青年会比我老成，结果却发现并非如此。
似乎在冥冥之中我已要成为经济学者，连成为哪一种经济学者也好像早有定数——应用经济学者。这并不是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界或是结构性的问题上，而是在从事经济分析时，由制度面的背景来处理问题，因为我认为解决之道应同时兼顾制度架构与经济分析。
至于我要专攻应用经济学的哪一方面，也早安排好了。毕业后我担任的是商学系教授普兰特（Arnold Plant）爵土的助理讲师，他也是我的指导教授。由于他的推荐，我才能获得奖学金以及助理讲师的职位（这是该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件聘用黑人教师的人事案，当然也引起一些反应。）基本上，他是位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但我却不是。然而我们在经济学认知上的歧义，却无损于彼此的情谊。
普兰特是专攻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他引领我走向这个领域，也建议我的博士论文选择这方面主题，所以我成为研究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我深爱这个研究题目，因此也就乐在其中。
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和其他年代一样），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地方。校园里可以说是百家争鸣，那些所谓“热门”的学科，往往有两到三位教授竞相开课，互相竞争，懂得门道的人总是能享受到知识的盛宴。伦敦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由于汲汲于探索多种相互冲突的理论而脑筋灵活，还经常要分辨知识的真伪，所以富于怀疑精神。该校一向以培养优秀的经理人与差劲的国会议员而著称。
伦敦经济学院并不重视凯恩斯学派（Keynesianism），当时负责讲授此种理论的是年轻的讲师，知名的教授却对之嗤之以鼻。相反地，该校却是发展与推广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mics）的先锋，特别知名的有希克斯（John Hicks）、亚伦（RoyAllen）、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罗宾斯（Lionel Robbins）。
以事实验证理论
这就是我所处的研究环境。这个圈子里大部分的著作都是有关理论的建构：把文字转化为图表，再将图表转化为方程式。我是其中少数以事实来验证理论的人。
我在1937年获得研究产业组织的奖学金，从此开始投入这个主题。1948年，我抵达曼彻斯特（Manchester），并出版了《营运成本》（Overhead Costs）一书，这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
我对营运成本感兴趣的部分，是当单位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时的价格结构问题。柏莱图法则（Parto rule）认为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但如果在上述情况中引用此法则，恐怕厂商就要关门大吉了。实际上，这种状况一如今天的航空业，在破产与独占之间摆荡。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强制施行边际定价，并补贴厂商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之间的差额。从整体产业政策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不切实际，而且我们也无法认同其正当性，因为许多纳税人将会被迫为自己从未享用的服务付费。假如我们从使用者付费的观点来看，那么问题将缩小到如何将固定成本分摊到使用者这个课题上。就这项问题，我是从铁路“对交通载运者收费”的原则出发，并结合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提出的新差别取价理论（new price discrimination theory）。
营运成本另外一个层面是时间的面向。需求经常是不稳定且有波动的，假如产出的成品无法储存，势必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生生产能力闲置。如何分摊这方面的成本呢？我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把固定投资视为生产者分担于不同时间内不同产出的联合成本，大家各自就其能力负担，而且这些支出的总和不能超过总成本。
因此，我论文的重点，是要探讨在营运成本的不同计算方式下，产业的价格系统如何，而不是着眼于单纯的单位产出成本。这些价格系统包括：复式定价、不同时段的差别定价、数量折扣、权利金折让以及相关的制度问题，如交易印花、指定采购等，而有关定价的法律史也是我的兴趣所在。由于往后的二十年，英国广泛地实行价格管制措施，因此我的著作也就有了现成的读者。
混合型经济的管理
这项有关产业结构的分析，成为我闲暇时著作的背景资料，这些著作包括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名为《经济计划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到今年正好成立满一百周年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可以说是英国工党（Labour Party）的智囊团。事实上，费边社成立在工党之前，并独立于工党之外。1947年，我曾参加费边社举办的一场研讨会，并宣读了一篇论文，主题是避免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以及必须采取的措施，结果遭到毫不留情的抨击。我对于他们情绪化的表现感到惊讶，于是向大会秘书长说：“你们真的需要委托专人对管理混合型经济（mixed economy）的问题和潜在风险进行研究。”他说：“为什么你不来做呢？”我想了一下，随即答应了他的提议。
费边社出版的研究小册，一般大约在二三十页之间，但是我的这份报告却超过了一百页。并不是我喜欢长篇大论，实在是如何管理混合型经济这个课题，的确需要这样的篇幅。这本书并不是开山之作，但刚好赶上议题广受讨论的时机，因此虽然探讨只能限于1948年英国存在的问题，后来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泛发行。书中对避免通货膨胀所开的处方，是属于凯恩斯学派的观点，也就是维持货币所得的年增率不超过3%。最近为了这次演讲，我又重新浏览了这本著作，有一点引起我注意的是：混合型经济的施行，经常是为了顺应民众普遍深感挫折的浪潮，但最后总会迎面撞上国际收支的暗礁而改弦易辙（如1936与1981年的法国、1945年的英国以及1976年的牙买加）。针对一个新掌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府，其所实行的混合型经济将会遭遇哪些问题，实在有人该写本手册逐—陈述，书名或许可以用类似“最初的两年”这样的标题。当然，这有待其他的作者来执笔了。
再回到我的学术发展历程。根据我的猜想，此一系列讲座的主办单位．是希望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如何和他所处的环境发生关联。然而，我个人的情况并不是这方面的典范。一开始我就说过，其实我最初想当工程师，但却阴差阳错地成为经济学家；我去大学任教，是因为并没有其他工作可供选择；而成为应用经济学者，则是因为那是我指导教授研究的主题。之后我的人生旅途，也仍然是循着这样的轨迹。我并不是在抱怨，因为比起别人，命运之神已经给我太多的眷顾。在此，我只是很忠实地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
1945年，我停掉产业经济的课程，教起一门并非我主动选择的课程：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当时经济系的代理系主任是哈耶克，他有一天对我说：“我们一直向学生灌输产业循环理论以及经济大恐慌的原因，但是目前进来的学生都是1927年出生的，他们对大恐慌并没有任何记忆，也就搞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你为什么不开一门课，来探讨一下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形势呢？”我回答说：“对你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两次大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哈耶克接着说：“那刚好！学习某种学科的最好方法，就是教这门学科。”这一段姻缘，促成了四年后我所出版的一本小书，名为《1919年-1939年之经济回顾》（Economic Survey 1919年-1939年），汇整了我们当时对1919年-1939年间对世界经济的认知。
在今天来看，这些工作应该是属于计量经济学者的工作，只是当时计量经济学还未在经济学领域里建立起独领风骚的地位。丁伯根（Tinbergen）在战时为英国经济所发展的模型，已经指出一条道路，但也不过是很一般化的方向。同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各项数据资料，可以说是相当匾乏。我曾希望通过阅读这段期间出版的各项经济文献，特别是财务金融周报之类，获得一些线索，但结果可说是一无所获。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已和当年大异其趣，经济学家行文之中，大量使用各种百分比和数字，即使我们每天阅读的报纸亦然，连一般的读者好像也得在脑袋里放一部个人电脑，以便随时能由一项指标跳到另一项指标。战前的经济学家，则常用“许多”、“一些”、“某些”等字眼，避免使用具体的数字。
探索经济大恐慌
回顾这段经验，我感觉，与20年代的所谓大繁荣相比，我个人在处理30年代的大恐慌上更为游刃有余。美国人自认为20年代的后五年，是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但这样的认知并没有统计学上的依据，因为各项经济指标的表现只是平平而已。在这样错误的认知影响下，一般人往往认为20年代的世界经济也是普遍繁荣，从而低估了当时全球贸易相对停滞的现象，以及由此衍生的后果。当时主要的工业产品普遍出现超额供给，特别是纺织、钢铁、造船，以及煤矿等产业更为严重，使得英国、德国、日本与印度重要工业生产中心的失业问题十分严重。当时的经济学者，大都以汇率失衡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但今天我们会称之为结构性的失业（strctural unemployment），并寻求较积极的解决之道。我书中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发生大萧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却出现空前的繁荣，未提出任何质疑，也未加以解答。我想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应该是全球经济在20年代后半期比50年代后半期更不稳定吧！
奇怪的是，30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较容易理解的。首先要避免碰触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经济大衰退？汗牛充栋的景气循环理论（trade cycle theory），提出了各种可能的成因，每种都是充分但却非必要的条件。要弄清问题，可能就像和八爪鱼打一场混战。
我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承认在前一个世纪中，每间隔四到十年就会发生衰退的现象。因此问题并不在于1929年为何会发生衰退，而是在于为何衰退一旦开始，会如此急剧地恶化？其间有何特殊之处？我们不可能只用两段文字，就对大恐慌的原因有完整的交待，但却可以将七项决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
1.当时美国经济的繁荣，和铁道——营建——移民——建筑产业的循环周期相重合。然而，随着美国国会通过从1924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营建业的景气自20年代中期开始减退，再加上30年代后前半段经济的不正常，导致整体经济全面恶化。
2.在20年代中期，由于农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超过需求增长，使得农产品价格在美国国内及国际市场上不断滑落。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与水准也跟着降低，而农村银行宣告倒闭的情况偏高。
3.当时的货币与财政主管当局相信，重振生产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所得的流通，而他们也的确如此执行。此举可能也使不景气雪上加霜。
4.德国产业的萧条和美国一样严重，二者间关系的效果加重了彼此经济的恶化。
5.各地的资本家普遍缺乏信心，从而减少投资。投资减少意味着生产降低、所得减少、产能过剩，从而使投资更为减少，形成恶性循环。
6.纽约证券市场的气氛在20年代末期过度乐观，但之后却兵败如山倒，连不相干的消息也能导致股价下跌。
7.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并提高关税。国际贸易量下跌了30%。
上文仅是对大萧条原因的叙述，并没有列示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的顺序或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是计量经济学者的事。我只是要借此说明，由于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聚在一起，难怪会造成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
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
在我看来，《1919年-1939年之经济回顾》的出版，还有两个未解决的问题，而我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也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加以研究。第一个问题是，决定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之间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的因素为何，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该书的中心课题。1925年之后，农产品价格下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加速蔓延，造成农村破产，银行倒闭，更促使若干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其实，这也是我一生钻研的中心课题，因为我的祖国一直深受农产品价格巨幅波动之苦，使稳定经济情势的措施备加困难。
我对贸易条件的后续研究，是源自一项观察，那就是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与世界初级产品贸易指数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工业生产每成长1%，会伴随着初级产品的贸易增长0.87%。此一关系可以追溯到1873年，并后推到1973年，但1873年以前则不适用。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编印了回溯至1870年、甚至1850年的统计资料，包括全球工业生产指数、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的全球贸易、热带农产品及工业制品的价格等。
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贸易条件的短期决定因素，必须是供给与需求。每个人都可以为不同类的商品设计供需模型，并计算其短期弹性。但根据我在下面将提及的模式，热带农作物的贸易条件，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是取决于无限大的供给弹性，因此根本不受需求变化的影响。供给弹性无限大，是由于在整个热带农作物产出之中，出口只占很低的比重——不到20%，因此长时间内（例如二十年以上）外销农产品能在固定的成本下扩增或缩减数量。由于粮食生产的收益甚低，上述的成本非常低。根据此一分析，得到一项非常重要的结论，即农民最好生产更多的粮食，而不要将资源用于生产更多的外销农产品。此一论争仍然是目前相当热门的议题。
现在，再回到前书所留下的第二个问题。只要研究经济大恐慌，就一定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这到底是前所未有的单一事件，还是连续系列中的一个环节。对这个问题，我从50年代开始继续研究，直到1978年出版《1890年-1913年的成长与波动》（Growthand Fluctuations 1890-1913）这本书。为什么会耗费这样长时间，部分原因是其中有9年暂时脱离大学的研究环境，还有是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收集与准备资料，其中包括我之前提及的各项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