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之驿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牧写的一首诗，讽刺唐玄宗为了能让自己所宠幸的那个“前儿媳妇”杨玉环吃到新鲜的荔枝，不惜血本地运用了一种国家的可贵资源。

　　这种国家的资源就是驿站，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运输系统。

一驿又一驿

　　中国最早的驿站，可以追溯到3000年甚或是4000年以前。

　　春秋时期，人们把边境内外传递文书的机构称为“邮”！

　　“邮”与“邮”之间的距离约为25公里，是按照一个成年人当天能往返的距离制定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维持治安，加强统治，推行了“十里一亭”制。这种治国之策还兼具公文通信功能，被时人称为“邮亭”。

　　汉初，“改邮为置”，规定“三十里一驿”，传递区间由春秋时的25公里扩大为150公里。距离变长了，再以人力步行显然不现实了，“骑马快递”出现了。为了满足国家管理的需要，汉代还逐步将单一置骑传送公文军情的“驿”，改造成为兼有迎送过往官员和专使职能的机构。

到了开放的唐代，国际交流频繁，各国使节和官员公差往来大为增加，朝廷干脆改驿为馆驿，以突出其迎来送往的“馆舍”功能。“一驿又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唐代诗人岑参的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当时馆驿之发达。

据统计，在盛唐时，全国有馆驿1643个，从事驿站工作的人员有两万多人，其中80%以上为被征召轮番服役的农民。

驿骑如星流 

　　王有勋先生在其《赤峰的驿传》一文中写道：“赤峰地区正式建起驿传是在公元一00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

　　在宋、辽交好的一百多年里，北宋王朝的许多政要名士，如欧阳修、苏颂、苏辙、包拯、沈括、王曾、刘敞等，曾多次从大宋皇都汴京出发，出古北口，经由承德和平泉，沿卢龙塞道，过右北平，去辽中京或辽上京、广平淀等地进行国事活动。

沿途之上山高水险，大漠荒林，面对长河落日，古道寒烟，这些使辽的宋朝文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词语录。

　　在这些诗词语录中，不乏对于“馆驿”的记载。

　　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描述：“……东北行四十里，至中顿。过顿稍东出，又三十里至长兴馆，皆行山间……”文中的“中顿”，即客官打间休息吃午饭的地方，而“长兴馆”就是开设在今天宁城境内的众多馆驿之一。

蒙古帝国和元帝国时期，赤峰地区虽然失掉了辽帝国时期的那种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对蒙古帝国和元朝来说，还是十分重要的。

　　在蒙古帝国时期，一度形成与金朝和南宋对峙的局面。

　　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构成的“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对于蒙元帝国来说，不仅成了与金朝斗争的前哨，对于稳定蒙古帝国后方也有着重要作用。所以，成吉思汗将这里分封给了其外戚弘吉喇部特薛禅家族，以作为帝国的屏障。

弘吉剌部是十二世纪蒙古高原上较大的游牧部落之一。

　　据《元史·特薛禅传》记载：“特薛禅，姓孛思忽儿，弘吉剌氏，世居朔漠。本名特，因从太祖起兵有功，赐名薛禅，故兼称曰特薛禅。”

　　弘吉剌部在这片广大的领地上兴建了“藩府”，即应昌和全宁二城。应昌城的故址，在达里诺尔西南约两公里处；全宁城的故址在翁旗乌丹镇西门外。

　　成吉思汗时，仿效中原的驿传制度，在境内设立站赤，即驿站。窝阔台即位后，又命千户从所管百姓中签发站赤、兀剌赤（指马伕）承当站役，出备马、牛、车具等物，选地立站；增设了从蒙古本土通往察合台和拔都封地、从国都哈拉和林通往中原汉地的驿站，颁布了乘驿的规定等。

应昌府是从岭北行省至大都、上都的交通要冲，沟通漠南、漠北的帖里干驿道由此通过，这里的驿站就叫“弘吉剌站”

　　元帝国时期，赤峰地区又成了沟通从大都通往蒙古本部的重要地区。因此，北京成了从元大都到广大蒙古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一条条的驿路，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交通网，把东北和漠南各地与元大都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这里必须要特别指明的是，这里的“北京”是指今天的宁城，“大都”才是今天的北京。哈拉和林，位于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省西北角，蒙古帝国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在此建都；上都，位于锡林浩特市南面的正蓝旗上都镇东约20公里的闪电河北岸，始建于1256年，是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时确定的首都。后来，元朝定都大都后，就把它作为陪都了。

据《经世大典》记载，元朝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496处驿站，这还不包括西北诸汗王的驿站在内。如此数量众多的驿站构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络：东北通到奴儿干之地，也就是今天黑龙江一带；北方通到吉尔吉思部落，也就是今天的叶尼塞河上游；西南通到乌思藏宣慰司辖境，即今天的西藏地区，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

元时的驿站分水站和陆站，陆站又有马站、牛站、车站、轿站和步站等。此外，在黑龙江下游地区还设置狗站，有狗拉雪橇行于冰上，运载使者、货物来往。为了运送外国使者进贡的奇异货物，物从泉州到杭州设立海站。

元代对各地驿站的管理，南方（汉地）由兵部统领，北方则由通政院管理，在各郡县要冲还设有脱禾孙之官进行管理。

　　为了巩固北方的统治，控制东北各地区，元还在辽阳行省普遍建立驿站，开辟驿路。辽阳行省有驿站120处，驿马6515匹，驿车2621辆，牛5259头，狗3000只。

北京，也就是今天的宁城县，正是辽阳行省的一个重要驿站。

平明发咸阳 

　　欧阳修在出使辽国时，曾赋诗描绘沿途的景色：“城阙青烟起，楼台白雾中。妇女能走马，儿童也弯弓。深山闻唤鹿，林里自生风。”

　　宁城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沟通北方的重要关隘。

　　西汉右北平郡雄关壁垒，扼卢龙古道，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飞将军李广在此横刀引弓，胡马不敢度阴山。曹操北征乌桓，李世民东征高丽，均出卢龙道经由宁城。

　　宋人使辽，宁城更是必经之地。

　　1003年，辽朝在今天的宁城县境内选址，建设了一座宏伟壮丽的城邑作为陪都，是为辽五京之一，即辽中京。藉此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例如，从中京北行120里到达恩州，再北行160里达高州，西北行二百余里就到松州；再如从富谷馆（平泉县五十家子高家沟）出发，出平泉境，过土河（老哈河）北去辽中京，仅是一天的路程（约七八十华里）。

到了元帝国时期，北京（宁城）作为交通枢纽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大都到北京的驿站有两条：一线是从大都（今北京），经蓟县，宽城、平泉到达北京（今宁城），沿途驿站有：大都、通州（今通县）、夏店（今夏垫）、蓟州（今蓟县）、遵化、滦阳（今遵化东北）、富民、宽河（今天的宽城）、神水（平泉）、富峪、北京；另一条线是从今天的北京市至蓟县，再由蓟县南转玉田、卢龙，由卢龙正北五十里至建昌营，然后溯青龙河北上直达今天的宁城，沿途驿站有：蓟州、玉田、丰润、七个岭、永平（今卢龙）、建昌（今建昌营）、上滦、大姑、新店（辛店）、木思、甜水、家店（又作信家店）、城子（又作城子关站）、大部落（又作大树部落）、北京（宁城）。

上面的这两条路线在今天的宁城交汇后，又分成了三条线路：一线是直达吾失温（今天的乌尔顺河），沿途的驿站有：北京（宁城）、恩州、花道（赤峰市郊）、狗群、高州（赤峰市郊）、阿木哥大王府（今天的新巴尔虎左旗西）、吾失温；一线是由北京（宁城）东北向达西详州（今天农安北30公里），沿途驿站有：北京（宁城）、西部落、桥子站、鹿窖、柳树部落、驿安、洪州、昌宁、庆云、咸平府大安（今天的开原县）、贾道铺（今天的昌图县四含屯古城）、韩州、信州、大水泊、胡里出、西详州；一线是由北京（宁城）至驿安，再由驿安东南向往辽阳、连山（今天的连山关）、开州（今天的凤县）、驿昌（今天的九连城）、合兰府（今天的朝鲜咸兴）。沿途驿站有驿安（今天内蒙的科左后旗）、懿州（今天的阜新塔营子屯古城址）、彰义、沈州（今天的沈阳）、辽阳府（今天的辽阳）、开州、驿昌、谊州（今天朝鲜的义州）、东宁（平壤）、合兰府等二十七个驿站。

总之，一条条的驿站，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交通网，把东北和漠南各地紧紧与元朝的京都—大都联系起来，使元王朝更加有效地实行它对各地区的统治与控制。

在如此巨大的交通网络里，当时的北京，也就是今天的宁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枢纽作用。

暮到陇山头 

元朝的驿站和驿路，是继承了唐、辽、金各朝的交通线，又为以后的明、清朝的交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代的驿站交通承袭前朝。

　　到了清代，随着承德避暑山庄和围场的开辟，赤峰境内的驿站更是成为了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条：承德—赤峰—林西—西乌旗；喜峰口—平泉—赤峰—通辽—海拉尔；独石口—多伦—赤峰—锡盟。

驿站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对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发展起到过无可替代的作用。

　　清代中叶后，驿站经费成了地方官吏贪污中饱的财源，导致驿政废弛，驿递迟缓。

　　随着近代邮政和交通的建立发展，古老的邮驿制度终被完全淘汰。

　　古代邮驿只供政府专用，民间通信最初是依靠捎带或专人递送，后来才出现私营的邮递组织。

　　17世纪，英、法等国把政府专用和民间经营的邮递组织结合起来，创立了国家专营的邮政事业。

　　1896年，清政府决定正式成立“大清邮政”，将海关拨驷达局改称大清邮政官局，并委派英国人赫德为“总邮政司”，英国独占中国邮政大权。

　　1906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要求接管邮政，但总税务司署迟迟不肯交出。直到1911年才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代理总税务司英国人F.A.安格联议定《移交邮政事宜要义》，由邮传部保证“在事之华洋邮政人员,凡经总税务司派定者,现在均仍定用”。

大清邮传部于宣统三年五月初一 (公元1911年5月28日)接管大清邮政后，除任命邮传部左侍郎、铁路总局局长李经芳兼任邮政总局局长外，一切原封未动，邮政大权仍操在邮政总办帛黎之手。

中华邮政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清邮政改为中华邮政，实际上仍由外国人把持。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当时邮政总办帛黎敌视中国辛亥革命,竟然搞起“临时中立”,在大清邮票上加印“临时中立”字样。在临时政府提出异议后，他又决定再加印“中华民国”四字，这种邮票遂成为“中华民国临时中立”不伦不类的怪票，并专在汉口、南京、长沙三地出售；孙中山认为有辱国体，由临时政府再次制止，帛黎才将这一怪票取消。

1917年帛黎去职，法国人H.P.铁士兰接任邮政总办后，1918年在其通谕中规定“邮政总办有权作最后之决定”。在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他利用他的“最后决定权”，竭力阻挠革命当局接管邮政，下令各外籍邮务长“能抗拒多久就抗拒多久”。在湖南邮工掀起收回邮权、驱逐法国邮务长运动中，铁士兰竟下令切断与湖南的汇兑和包裹业务。当时，北洋政府的邮政总局设在北京,铁士兰是邮政总办。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另设邮政总局，担任邮政总办的也是铁士兰。这样就形成南北两个总局一个邮政总办的局面。南北两总局合并时，铁士兰迫于中国邮政工人运动的压力而引退。南京国民党政府改派挪威人E.多福森任邮政会办，并规定以后凡有高级洋员出缺，不再添用洋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邮权才逐步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