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物谈|王羲之之二：以“疏而不离”为主调的政治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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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疏而不离”为主调的政治人格
如果说传统帝王文化背景下以“修齐治平”价值追求为核心的士人人格是一种政治人格的话，那么士人文化背景下以文学艺术为基础的士人人格则是一种文化人格。政治人格与文化人格有兼容性，也有分离性。从曹魏时期开始，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出身名门世家的“二代”“三代”们差不多都能弄个一官半职干干。这等于给士族文人的仕途提供了优越平台。西晋玄学“崇有论”又为士人从政提供理论支持。尤其是进入东晋门阀政治时段之后，“身名俱泰，仕隐兼修”成为很多士人的理想人生目标。但每个人志趣不同，一顶顶官帽下的脑袋，未必都把做官从政真的当回事儿了。王羲之本人就是这么一位主儿。还在儿童时代，他就表现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阳吐污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忆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世说新语·假谲》）
当王敦与其心腹钱凤密谋叛乱时，被睡在帐中的王羲之听到。虽然他以装睡方式躲过灭顶之祸，但同时也反映出王羲之从小对时政的疏离心理。
成年之后，琅琊王氏的高贵出身，加上他本人的出众才华，很早很快受到社会的关注，但王羲之本人一直表现出对仕途的淡漠。《晋书》本传以相当的篇幅记叙了这方面的事迹。按惯例以门荫入仕为秘书郎之后，他先是受到继王导之后以门阀士族代表身份执掌朝政的庾亮的重用，请为参军，累迁长史。庾亮临终前，又特别上疏称王羲之“清贵有鉴裁”，并将其提升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由此在朝中获得极高的声誉，几次被推举任侍中和吏部尚书这样重用的职位，但都被王羲之拒绝。扬州刺史殷浩为此专门给王羲之写信，强烈建议他赴任，但也遭到王羲之专门答复拒绝：
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磾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晋书·王羲之传》）
可见本来淡漠仕途的王羲之勉强接受了护军一职，继而又被要求出任宣城郡，又被拒绝。最后勉强接受了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职务。
虽然王羲之本人自称“素自无廊庙志”，自己对官场角逐没有兴趣，但对时政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晋书》本传中却以相当大的篇幅，不厌其烦地记录了历来为王羲之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个话题：面对即将和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矛盾危机，王羲之似乎要用尽“洪荒之力”，设法阻拦或化解这些矛盾危机。可见他的政治人格包含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疏而不离”。
比较典型和集中的事例是围绕桓温执政时期的几个重要人物事件。
一是努力缓解桓温与殷浩的矛盾。
这两人从小到大都是一对冤家对头：
桓公少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 卿何如我？" 殷云："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藻》）
殷侯既废，桓公语诸人曰：" 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己辄取之，故当出我下。"（《世说新语·品藻》）
永和二年（346），桓温伐蜀，消灭成汉之后，威望日隆。简文帝司马昱为制衡桓温，起用提拔殷浩带兵。殷浩本是一位优秀的文人学者，在清谈玄学方面（如《四本论》）造诣颇深，但并不擅长带兵打仗。此时为与桓温争雄建功，竟然冒险提出带兵北伐，并得到简文帝支持。王羲之深知此此举凶多吉少，也会加剧桓温与殷浩的矛盾，对国家不利。于是分别给殷浩和司马昱写信上书，竭力劝阻，但未得采纳。殷浩冒险北伐，果然失败，又遭桓温进言，被废为庶人。
二是对谢万人事安排的英明预见。
谢万是谢安的弟弟，年轻时候也声望过人，受到简文帝的高度礼遇。升平二年（358年），谢万的兄长谢奕（豫州刺史）病逝。谢万升任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假节、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领淮南太守。王羲之又分别给当时执政的桓温和谢万写信，劝桓温不要将谢万外放任职，同时也奉劝谢万，如果外出任职，“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则尽善矣”。结果两个人都没有采纳。升平三年，谢万带兵北伐前燕，大败而归。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被王羲之所言中那些事情：
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愤恨之。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复云：“当为隐士。”故幸而得免。（《世说新语·简傲》）
因为谢安替谢万做了大量抚慰工作，众下属看在谢安的面子上才没有把谢万处死。可谢万兵败溃逃时还不忘记奢靡无度：
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太傅在军，前后初无损益之言。尔日犹云：“当今岂须烦此！” （《世说新语·轻诋》）
就要死到临头了，还要配上贴玉的马镫。昏庸之状，连一向帮他擦屁股的谢安都实在看不下去了。至此，谢万堪称已经声名狼藉，连简文帝也完全改变了之前的态度：
谢万寿春败后，简文问郗超：“万自可败，那得乃尔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区别智勇。”（刘孝标注引《中兴书》：“……万矜豪傲物，失士众之心。北中郎郗昙以疾还彭城，万以为贼盛致退，便向还南，遂自溃乱，狼狈单归。太宗责之，废为庶人。”）（《世说新语·品藻》）
这个时候，谢万似乎想起来当初王羲之曾经给自己写信规劝的事情：
谢万寿春败后，还，书与王右军云：“惭负宿顾。”右军推书曰：“此禹、汤之戒。”（《世说新语·轻诋》）
谢万的意思是说：很惭愧辜负了您之前对我的关照。这只不过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客套话。难怪王羲之讥讽他说：您这是在模仿当年的禹和汤自责罪己的高风亮节啊！言外之意是说，都已经到了身败名裂，几乎命丧黄泉的地步，你还跟我装大尾巴驴！
王羲之以“疏而不离”态度所建构自己政治人格，包含相互分离而又矛盾的政治态度。其中“疏”所体现的是士人文化的主体精神，而“不离”则还是传统“修齐治平”士人政治人格的延续痕迹。能够从心态上将自己置身局外，与时政保持疏离态势，说明其政治人格的主体已经由“修齐治平”置换为士人文化的疏离政治主调。而建立在“疏”基础上的“不离”反而因为主体“疏”的控制制约而不会陷入过深，反而有一种“旁观者清”的作用效果。以上两个事例都能证明，王羲之的“疏而不离”，既能坚守与时政的距离，又能在很大程度上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对自己和社会均有益无害。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宁稼雨《王羲之的文化价值仅仅在于“书圣”吗？》，《文史知识》2021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