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中国史28：两汉的学术与士风

先秦的古籍，无论五经还是诸子的书，其成书都是一派学者长期辑录撰著而成。当时的书又是刻在竹木简上，抄录很不方便，再经过秦火，流传到汉代时同一部书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就很大了。汉初学术即重视“训诂”，考证古籍中字词的来历，以求为古籍定了一个准确的版本。汉武帝设五经博士，官方政府始对儒家学术做有系统的研究。五经博士有教授子弟的职责，所以从训诂又进化为“章句”。古籍作于简书，本就流于简略，又没有标点和断句，初学者当然很难读懂。博士官们就先为古籍分章节断句，然后逐句加以讲解，最后再串通整篇的文意。此种方法即为章句，它既是一个研究方法，也是一个教学方法。古文简略，又有很多晦涩的词句和字形，为其断句当然易生分歧。断句不同，每句的讲解当然也不同，于是对于同一部书，不同博士所作的章句也不同。此种章句依师承自成流派，名为“家法”。进入东汉之后，章句的流派渐多，家法渐滥，汉廷就立14家博士的章句为标准，当时号为“今学”，即是当时的学术权威。

汉廷虽然有自己的官方学术，但当时官办学校并不发达，所以一般的学术主流还是民间私学。汉代的民间学者上承先秦的诸子。先秦诸子的学术，尤其是儒家的学术都是封建时代的产物。诸子们看到社会现实太坏，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出一套改良社会的理念甚至方案。到了汉代，民间学者，尤其是儒家学者仍抱着改造社会的理想，而他们所面对的社会情况已与先秦大不相同。先秦诸子的观念本是泾渭分明甚至互相抵触的，汉儒为了适应时代需要，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兼容他家观念而立新说。此看武帝、王莽时的改革，很多措施已非出自传统儒家思想可知。这些自立新说的汉儒不像官学那样重视章句，而讲究贯通群经，治求大义，当时就称为“古学”。

一般言之，今学求精，古学求博，两者各有优劣。治学的人，以求知为目的，即使门径不同，也能各有所成。在细处能做精微的钻研，在大处能有宏观的阐述，当然各有其价值。东汉的察举制度以学问为士人的进身之阶，学者们治学的心便不再纯粹了。察举制由地方官执行，地方官要了解地方的人物，到底谁值得“察而举之”，所凭借的就是他们的声誉。籍籍无名的人，根本不为地方官所知，察举自然无从谈起。于是成名遂成为士人进身的一个必要步骤。治学的人要求声誉，不免要做些标新立异的学问，或是穿凿细节以立新说，或是广征群经附会新论。此种行事只求说法新奇炫人耳目，至于义理合不合则在其次，结果是微而不精，博而不通，于学术事业本身的发展即大有害处。

察举制不但于士人的学术上产生流弊，对其风气亦有不良的影响。以学术博取名声，到底要下很多功夫而见效缓慢，于是一些士人即转而从道德品行上下功夫。道德这东西，论其有无容易，论其多少高下就难说了。非要在道德品行上追求出类拔萃，必至于超乎人情的虚伪境地。而且士人们既重名誉，自然好奔走，重交结。士人要交结，自然要谈论或辩论，要辩论就要讲究词锋和口才，进一步的又要讲究举止风度甚至衣饰形貌。于是到了汉末，传统的经学学术已经衰落到极点，当时的士人要么是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要么是好名无实的言谈家。儒家思想在精神上有两个大优点，一是“入世精神”，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强调献身精神、积极做事；另一个是“天下观念”，强调士人应放眼为天下，不以一家一国为念。汉末的士人将这两种精神完全抛弃。其结果，在学术上是玄学的兴起，在政治上是地方离心主义势力的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