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波兰式困境》 / 开普饭

本文导读：

我今天特别想聊聊所谓的“波兰式困境”。

作为“二战”时期第一个遭到纳粹德国全面入侵的国家，波兰激起了我的兴趣。领土与纳粹德国接壤、军力并不算弱小的波兰能走到这步田地，还真应了那句俗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聊聊所谓的“波兰式困境”。

虽然人们普遍把波兰当作“二战”期间灾难深重的国家予以同情，但千万不能遗忘的是，战争爆发前的波兰可不是一个可怜的受气包。首先，波兰拥有一百多万军队，早就与法国签订了互助协议，对德国形成了战略夹击之势；其次，波兰在前首脑毕苏斯基元帅多年的熏陶下具备了强悍的霸气，趁着1939年春天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良机”，还分一杯羹吞并了捷克的特青地区，很乐意充当了一把纳粹的帮凶。

但好景不长，波兰军队进驻特青地区三个月后，德国故技重施，向波兰提出领土要求，不照做就开打！波兰政府这才意识到，轮到自己当靶子了。而且捷克亡国之后，自己在地理上被德军完成了三面包围，处境堪忧。

即便命悬一线，波兰是不是就只能被动挨打呢？未必！一是波兰政府明白认怂退让只能像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任人宰割，所以很快就进行了军队总动员；二是波兰政府知道自己打不过德国，所以第一时间向铁杆盟友英法求救，指望合伙着把敌人吓退；三是开足马力发动外交攻势，在争取国际支持的同时也跟德国展开拉锯式的谈判，争取时间。

其实，波兰本来还可以有第四个短平快的举措，能立即吓退德国，但他们没有去做，那就是获得苏联的支持。其实没等波兰主动发声，苏联早就通过英法政府向波兰递了话，只要他们允许苏军在开战后越过国境线支援作战，苏波两国可以立即签署同盟条约，但波兰政府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早在希特勒还是街头演说家时，他就通过那本冗长的《我的奋斗》描绘出了自己将来的“剧本”，那就是“要向东方夺取生存空间”。所谓东方，指的就是波兰和苏联。因此苏联一直对纳粹德国如临大敌，希望能和波兰联手抗击。然而波兰的拒绝，迫使苏联只能想办法为自己争取时间。苏联的犹豫使纳粹德国大喜过望，立即抓住机会向苏联示好，火速签订了共同瓜分波兰、划定战后势力范围的《苏德互不侵犯协定》。

因为关键时刻放弃对苏联的考虑，波兰陷入了本身打不过、英法联军远水不解近渴的绝望境地。果然，战争爆发仅两个星期，波兰就被优势的德军和苏军两面夹击，迅速土崩瓦解。

导致波兰决策失误的深层次逻辑，就是“波兰式困境”。

在历史上，波兰因为强邻环伺境遇悲惨，先后三次被俄普奥列强瓜分，所以在民族心理上有了根深蒂固的痛苦烙印。几百年来，波兰的政治家们一方面谋求复国独立，一方面对邻国抱有十足恶感，希望建立强大的武力复仇，重塑昔日荣耀。因此，对曾经受到的伤害记忆犹新，内心形成牢固不破的应激机制，不顾后果一律僵化应对，不分时间场合一概偏执狭隘，这就是“波兰式困境”心理机制的典型写照。

在这种心理机制的驱使下，“一战”后复国的波兰毫无障碍地就成为苏维埃俄国的最大敌人，通过苏波战争与俄国结下更大梁子。既然苏联德国这样的邻居都不可靠，那唯一可靠的就是英法这些资本主义“大当家”，除了和他们结盟别无他途。可见，过往的历史际遇让波兰整个国家都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丧失了审时度势的灵活性，到头来是自己把路走窄，失去了转圜求生的主动权。

时至今日，波兰政府恐怕还是没有吸取历史教训，在“波兰式困境”的操纵下一条道走到黑。他们对俄罗斯依旧仇视丑化，甘心听从美国英国的操纵，即便明知“盟主”的决策有问题也死心塌地照办，比如他们率先在欧洲范围内第一个不分青红皂白封禁中国的5G技术。这就是一个国家在历史包袱下心理扭曲，无法明辨是非做到真正独立自主的鲜明典型。国家弱小，尚可以自强自立，国家偏执狭隘，则注定命运多舛、劫难重重。

一个国家尚且能够被历史绑架，能够被民族心理的偏见成见所裹挟，那么身为社会个体的个人如果心智被误导、目光被蒙蔽，就更容易陷入“波兰式困境”无力自拔。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就是这样一位同样被“波兰式困境”误导终身的人物。

现代的历史学家评论崇祯皇帝朱由检，说他是一位孜孜不倦勤于政事的好皇帝，却把国家带进了死胡同，对此我深表赞同。

年轻的皇帝登基第二年，就用凌迟酷刑诛杀蓟辽督师袁崇焕，不仅从此丧失了镇守东北大门的栋梁，还使祖大寿等一批将领先后降清，更为严重的是，从此军心思变，叛臣叛将迭出。后来他又勒令镇压农民起义军不力的兵部尚书杨嗣昌自杀，更是后患无穷，引得各路将领纷纷拥兵自保不思进取。

在他当政十七年间，仅仅是兵部尚书就被他非杀即撤走马灯似的换了几十人。他希望通过秘密渠道与皇太极议和，却在消息走漏后立刻翻脸不认账，把替他跑腿的大臣杀掉平息议论。他早就接到群臣建议迁都南京的奏折，却在犹豫顾虑中坐失良机，直到被李自成大军围困，最终自杀殉国。

而这些所作所为的背后，则源于皇帝青少年时期经历的凄惨遭遇。他虽然贵为皇子，却幼年丧母丧父孤苦无依，处处受到阉党的包围和监视，从小惶恐度日。在意外继承哥哥的帝位后，十七岁的皇上进宫，一连三日滴水未进，靠自己随身携带的大饼充饥，因为他时刻担心会被阉党余孽毒害。由此可知，这位年轻皇帝因为少年的恐惧，对旁人早已失去了信任和理解，只剩下应激性的恐惧和多疑。

因此，他杀袁崇焕杀杨嗣昌是因为猜疑恐惧，在关键问题上举棋不定还是因为猜疑恐惧，直到最后，被猜疑恐惧弄得国破身亡。

在赘述一国一人两个事例之后，我们肯定对“波兰式困境”给予心理层面的无形伤害有了印象，那么该如何避免这种困境呢？我觉得答案很简单，只有两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