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边陲危殆，力挽狂澜 （上）
左宗棠雕像
边陲危殆，力挽狂澜
---------左宗棠游幕宦海录
杜雪巍
引言
左宗棠早年曾多次应试而不第，“1852年经胡林翼荐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1853年初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往，秋归。1854年至1859年佐湖南巡抚骆秉章幕。1860年至1861年佐两江总督曾国藩幕。”
亦正因为左宗棠游幕张亮基、骆秉章、曾国藩多年，从而为其赢得了清廷“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巨大声誉。此后，左宗棠在清廷政坛快速崛起，平步青云。
梁启超曾评价左宗棠说：“乃五百年来第一伟人”。1944年，路过兰州的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说：“左宗棠是近百年世界伟大人物之一……我对左宗棠抱着崇高的敬意。”美国作家贝尔斯在其1937年出版的《左宗棠传》中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毛泽东也曾说：“没有左宗棠，新疆的事难说。”
新疆人向来对左宗棠充满了敬仰。这并非矫情，而是所有正直的人们对左宗棠保全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没有沦入列强之口的一种感恩心理。直到今天，人们仍把左宗棠的巨大雕像屹立在乌鲁木齐水磨沟区的公园里，俯瞰着这片土地。19世纪6、70年代，如若不是左宗棠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早就沦为了外敌之手，那大清的西部疆界也只好退缩到距京畿西北咫尺之遥的张家口一带。
左宗棠收复新疆图
一.“文襄”陨落，大厦将倾
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台湾建省的当年,也即新疆建省的第二年，年逾74岁高龄的左宗棠在福州市北门的黄华馆行辕任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得到奏报，清廷诏谕各省：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謚“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据史书记载，左宗棠去世的那几天,福州城是暴雨倾盆、电闪雷鸣，似乎左公的离去，连苍天都在为之哭泣……
左宗棠抵御外敌侵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而被誉为“朝端无二，天下第一”。左宗棠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足为海军根基”，其本人也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之父”。他创办的西安机器局、甘肃制造局、兰州织呢厂，在乌鲁木齐创办的制造、火药、农具、炼铁等企业，在新疆库尔勒东南创办的铅厂，以及主张创办本国银行，建议建设从南京到汉口1600里的电报干线，支持组织利国驿煤铁矿在徐州创办机器开采，均作为清廷“洋务运动”的经典，大兴了清廷的民族工业。
“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是晚清那个年代朝野上下的普遍共识。收复新疆，镇南关大捷，收复台湾，抵御外敌六次大规模入侵战争，皆与左宗棠有关。我们说，左宗棠是功勋盖世的一代英雄是不为过的。
二.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7月27日）生于湖南湘阴一个七代秀才的耕读世家，字季高，号朴存。其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监生，以“严于责己，好济乡邻，敦睦家族”而名扬乡里。父亲左观澜是湘阴县的县学廪生，贫居教书20年。左宗棠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写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均可以全文背诵。他五岁时，祖父和父亲迁到省府长沙贡院东街开馆授徒。六岁时，左宗棠跟随父亲开始诵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读完四书然后读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他九岁时开始学做八股文。他虽然没有名师指导，但左宗棠生性聪明，读书的理解力也超出同龄的孩子。十二岁时，他开始练习书法。道光六年（1826年），左宗棠14岁参加了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五月，他应长沙府试，考取了第二名。
左宗棠虽然少年早慧，但他并不拘泥于科举八股，沉溺于故纸堆中的“寻章摘句”，而是胸怀大志，一心去找寻那些经世致用的有用之书来阅读，立志走经世致用的道路。
道光九年（1829年），17岁的左宗棠开始阅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读史方略舆纪要》130卷，是一部记述我国历史地理的笔记，其中山川的险要和战守机宜描述的十分详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专门介绍了中国的分省地理；还有齐召南的《水道提纲》28卷，专门介绍中国的河流分布等。这些书虽然还完全不同于儒家的经典学说，但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利用地势地理，谋兵布阵，抢占先机，打下了厚实基础。
道光十年（1830年）十月，以提倡经世致用学说闻名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因母亲去世丁忧回到长沙。贺曾与江苏巡抚陶澍共同办理过漕运、海运，还与魏源一起选编了清朝大量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编辑成120卷的《皇朝经世文编》。左宗棠十分佩服贺长龄的学问及为人，经常去请教贺长龄。贺长岭也十分赏识左宗棠，他们共同探讨学问，成了忘年之交。
道光十一年（1831年），左宗棠19岁，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长沙城南书院就是今天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当时主持城南书院的山长是贺熙龄，即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主持城南书院八年，在湖南相当有名望，他的教学宗旨是：明变正义、匡正人心，立志穷经、学以致用。贺氏兄弟成了左宗棠走经世致用道路的良师益友。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
左宗棠非常敬重湘人魏源，并喜欢阅读他的著作，从中汲取其思想精华。左宗棠极为赞同魏源在《海国图志》书中提出的“睁眼看世界”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1844年，魏源的《圣武记》一书刊刻问世，左宗棠又立刻借来诵读。魏源对清朝早期武功的颂扬，让左宗棠热血沸腾，且有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和自信心在内心幻化成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慢慢升腾且强烈起来。
左宗棠父母去世后，家境贫困，不久被迫离开城南书院，转入长沙贫民子弟学校就读。长沙贫民子弟学校叫公资书院，由学校供给学生膳食，左宗棠得以继续读书。此时，新任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湘水校经堂，并亲自教授经学。左宗棠转入该校后，一年之内，各门功课在七次考试中都名列第一，很受吴荣光的器重。
左宗棠守孝期满后，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四月，准备参加在长沙举行的乡试，即选拔举人的考试。当时的乡试是以省为单位的，是当时科举制度的第二阶段考试。按规定，只有秀才才有资格参加考试。左宗棠因为母亲去世丁忧在家，没能参加初试，所以便没有资格参加乡试。但当时也有一种变通方式是可以用钱来买参加考试的资格，叫做“纳资为监生”去参加考试。当时年已20岁的左宗棠急需要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如果错过这次考试，就还得再等上三年才能参加考试。因此左宗棠东拼西凑，想尽各种办法，终于凑到了108两银钱，买到了一个监生的资格，总算参加了这次由5000名考生的长沙乡试。这一年，也恰逢道光皇帝50岁生日，因此特给主考官诏令：为纪念万寿恩科，今年未被选取的遗卷，必须由主考官再阅一遍，以免遗漏人才。原本左宗棠的试卷并没有被同考官录取，但是幸逢道光皇帝的诏令，主考官又阅了所有遗卷，从中又选取了六份遗卷，再取6名，打开试卷就是左宗棠的名字。左宗棠被录取为湖南滴18名举人。那一年，所有42人中，数左宗棠年龄最小，他的二哥左宗植名列第一名。兄弟二人同时中举，左家是双喜临门。
道光十二年（1832年）八月，左宗棠还没有等到乡试发榜，就和湘潭辰山的周诒端结为了夫妇。这门亲事是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和长兄左宗棫生前定下的。周家是个当地的名门望族，非常富裕。婚后，左宗棠就住在周家，这在当时属于“入赘”，对于左宗棠来说是个很没有面子的事情。
道光十三年（1833年）正月初春，21岁的左宗棠和二哥一同到北京参加会试。不久发榜，落第。两年后，左宗棠再次赴京参加道光十五年的会试，再次落第。时隔三年之后，26岁的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了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春试，不幸的是左宗棠再次落第。
左宗棠一共兄弟三人，大哥左宗棫（1799--1823年），不到25岁便去世。二哥左宗植（1804--1872年）字仲基，1832年中得本身乡试解元，后担任过桂东教谕和内阁中书等职。左宗植精通天文、易理等学问，擅长书法诗词，考订过《开元古经》，著有《慎庵诗文抄》四卷，与邵阳魏源、郴州陈起诗、益阳汤鹏享有湖南四杰的美誉。
三次落地，令左宗棠非常郁闷。他始终有一种才华无处伸展，报国无门的压抑情绪。21岁落第时，左宗棠便有感于当时在京城看到的官邸车水马龙，歌舞升平景象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西域环兵不记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槖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从诗中，我们不难看出年仅21岁的左宗棠远大的筹边韬略和宏伟抱负。在第二次会试发榜后，左宗棠也不甘心就任一个“誊录”员，尽管誊录员也可以今后保举为县令。此后第二年，左宗棠又写下了蜚声久远的名句：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一种豪迈的大丈夫气概跃然纸上。三十年后的同治五年三月（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寓所为儿女书写家训时，再次题写了这副对联。
道光十六年（1836年），年仅24岁的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受聘担任醴陵渌江书院的山长。从旧历仲春二月开学，到初冬十月结束。由于左宗棠循循善诱，从严要求学生的教学方法很受欢迎，所以第二年，他仍然受聘担任渌江书院的主讲。
道光十七年（1837年）10月，左宗棠巧遇了让其受益终身的两江总督陶澍。陶澍是清朝的重臣，他在两江总督和盐政任上积极推行革除弊政等令道光皇帝非常满意。从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十六日，道光皇帝又14次召见陶澍。召见期间，陶澍向道光皇帝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家乡：家门外一条河水流过，两边是壁立的山石，下面的石门潭，清莹透彻，深约几十丈。一块大石突出水面，故称“印心石”。距此不远，有一个石屋，自己小时候便随父亲在那里读书，石屋取名曰“印心石屋”。道光皇帝听得入神，欣然给陶澍题了“印心石屋”的匾额。道光十七年（1837年）10月18日，陶澍在参加完江西的阅兵后，请假回到湖南安化的家乡扫墓，途经醴陵。醴陵县令准备宴请陶澍，便请来渌江书院的山长左宗棠为陶澍下榻的馆舍书写楹联。左宗棠书写的几幅楹联中，有一幅恰恰引用了道光皇帝给陶澍题写的“印心石屋”，顿时令陶澍眼前一亮。
春殿语从容，二十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
楹联中道出了家乡父老对陶公的热切期盼和欢迎之情。从此陶澍与左宗棠又结下了忘年之交，且成为儿女亲家。
道光十八年（1838年）春，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回家途中，绕道江宁府（今南京）拜访了赫赫有名的陶澍。两江总督陶澍对这位落第举子非但没有丝毫的鄙薄之情，反而还留左宗棠在府中住了十多天。这一年，陶澍60岁，左宗棠才26岁。陶澍主动提出来，将自己5岁的儿子陶恍与左宗棠年仅5岁的长女孝瑜订婚。无论左宗棠怎样以自己的名位、门第相差太大推脱，但在陶澍的再三坚持下，还是订下了两家的亲事。由此可见，陶澍对左宗棠的人品及才华是多么的器重。
道光十九年（1839年），陶澍病逝于江宁，家眷迁回安化。陶澍去世后，贺熙龄送来了陶澍的遗书：“自知不久于人世，俯念稚子陶恍年纪尚幼，端赖长辈扶持。……求来日受聘西席，教诲此子成才。”左宗棠接到此委托，便责无旁贷的住在了陶家，教授陶澍唯一的儿子陶恍读书。一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左宗棠的长女与陶恍完婚后，他才结束在安化陶府八年教授陶恍读书的家教生涯。在陶澍府中教授陶恍读书的那些年，他又读遍了陶澍的所有藏书，以及清廷的各种奏章。
左宗棠在陶家教书的那段时间，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期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钦差大臣林则徐以“处置失当”的罪名被发配新疆伊犁。也就是这段时间，时任贵州巡抚的贺长龄请他去帮办公务，承诺的待遇非常优厚，他没有去。陶澍的女婿胡林翼也举荐他去云贵总督林则徐的幕府中任职，他也没有去。左宗棠在陶府，博览群书，尤其研读了清朝的宪章、奏折等，这为左宗棠后来施展自己的文韬武略，成就大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左宗棠得子很晚，其大儿子孝威出生后，已经官至浙江台州知府、湖北学政的老师贺熙龄又将自己的小女儿与左宗棠订下了娃娃亲。同治三年（1864年），贺熙龄去世，曾经的师生又成为了儿女亲家。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左宗棠31岁，他用多年教书积攒下来的900两白银，在湘阴东乡为自己购置了70亩薄田。他亲自设计监造了一座占地4.29亩、有48间房屋的砖木住宅。左宗棠给这座宅院起名为“柳庄”。1844年9月，左宗棠全家从湘潭迁居柳庄，这也结束了他寄居岳父家12年的“入赘”生活。
左宗棠在柳庄，一边教授陶恍读书，一边耕作，研究农学。他在种植水稻、种茶、种柳、种桑、种竹方面颇有心得，还写下了《朴存阁农书》。正是因为左宗棠年轻时有着亦耕亦农的生活体验，也能够深切体会到农民劳作的艰辛与困苦。在劳作之余，左宗棠还不断地钻研天文、军事、历史、时事。他体察人情，通晓治国之道，通观国事，关注边陲，酝酿筹边韬略。可以说，左宗棠正是通过柳庄做着他大展宏图前的充分准备。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湘江、资江、沅江的洪水暴涨，饿殍遍地，为赈济灾民，左宗棠出面和乡人一起四处劝说家乡的有钱人家进行募捐，各地纷纷响应。左宗棠劝告乡里族人，平时一定要注意积累必备的谷物，以防不测。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左宗棠不得不去长沙开设学馆教书，他将得来的收入买进了一些稻谷，一半拿出救济家人，一半拿出救济柳家本乡。道光三十年（1850年），左宗棠在家乡建立了“仁风图”救灾义仓，带头将自己家里存下来的稻谷捐献出来。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一月间，左宗棠在长沙开馆授徒时，林则徐因病开缺回乡，途径贵州和湖南时派专人提前告知左宗棠，希望与他一晤。
1850年1月3日，林则徐、左宗棠两位巨人终于在岳麓山下湘江边上的小舟中见面了。当时左宗棠比林则徐小27岁，他们只见过一次面，但左宗棠对林则徐的政治见解、思想作风、治学态度十分了解。林则徐对左宗棠也并不陌生，之前通过陶澍女婿胡林翼的引荐介绍，他对左宗棠早有所了解，但百闻不如一见。二人晤谈地非常投机。他们对滇中的战乱、新疆诸事、吐蕃水利及地理等各抒己见，尤其他们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及治国理念、西北军政事务上的见解出奇的一致。
不知不觉间，东方已放白，一个昼夜过去了，他们才相互道别。临行前，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包括新疆地理方面的数据材料，战守攻略以及俄国在边境地区的政治军事动态等全部交付给了左宗棠，并说：“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二十多年后，左宗棠经营西域，抬棺出关，用兵新疆，五奏建省，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巩固边陲，都深受林则徐的影响。
1850年11月22日，林则徐在广东普宁去世，左宗棠惊闻噩耗，“且骇且痛，相对失声”，遂撰挽联：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优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三．游幕曾、张、骆，展现其雄才
道光三十年（1850年），69岁的道光皇帝在圆明园去世。次年，咸丰皇帝继位，是为咸丰元年。这一年，左宗棠已经40岁。咸丰继位，即颁布恩照开孝廉方正科，广搜天下人才。
湘阴士绅及亲友皆劝左宗棠参加应试，但左宗棠个性倔强，早已是举人的他竟哭笑不得，婉言辞谢。左宗棠辞不应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时局动荡，自感前途渺茫。当时，洪秀全已经从广西金田起事，左宗棠判断，洪秀全起事不会是广西一个区域性的地方事件，它必将波及全国其他地方。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由广西进入湖南。他们攻陷全州时，抢夺了几百艘战船，准备顺流而下，直取长沙。
清廷一方面命江忠源进行阻击，一方面急调云南巡抚张亮基任湖南巡抚进行平叛。在张亮基尚未到任前，原湖南巡抚骆秉章回京侯任，左宗棠尚在柳庄安排一家老小去湘阴东部的玉池山白水洞避难。
太平军攻取全州后，转向东，连克汪华、蓝山、桂阳州、郴州等地。7月27日，太平军西王肖朝贵率五万大军直逼长沙城下，骆秉章仓皇布置防守。
左宗棠一家避居到白水洞还不到十天，就接到张亮基迫不及待的邀请，他没有马上答应。在好友胡林翼、江忠源、郭嵩焘、左宗植的一再劝说下，左宗棠才改变主意答应出山辅佐张亮基。
左宗棠进入张亮基幕府被委以重任，咸丰二年（1852年）9月11日太平军的先锋部队开始进攻长沙。经过左宗棠、江忠源等人的严密布防，太平军强攻长沙50余日，功败垂成，被迫撤去。11月30日，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太平军渡过湘江，经龙回潭回返。12月2日，攻占益阳。12月13日，太平军占领了湖北岳州。12月29日，太平军占领了汉口，紧接着又攻占了武昌。九省通渠的湖北省城被占，极大震动了清廷。清廷当然希望湖北也能够像湖南那样一举击溃太平军，所以便紧急调任张亮基为湖广总督。由此，左宗棠也跟随张亮基来到了湖北。
咸丰三年（1853年）2月9日，在张亮基、江忠源、左宗棠抵达湖北之前，太平军主动撤出武昌。他们沿江而下，取安庆，占九江，3月8日兵临南京城下。太平军退走后，湖北面临的便是赈灾抚恤，镇压各地起义，追剿太平军，以防太平军再次来犯。由于左宗棠“扼梁山”防护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建议未被采纳，导致太平军迅速西进，很快占领了安徽、江西。而左宗棠另一个制造战船、武装水师的建议得到恩准。不久之后，湘军很快拥有了水师，战斗力也大大增强。这年6月，太平军再次攻占了安庆，湖北告急，左宗棠协助张亮基，积极筹备防御措施。左宗棠料定，太平军将再次逆江而上，攻占武汉。所以他一面派兵赴黄安、麻城设防，一方面派三千省兵扼制住省内配合太平军的各地农民组织。经过8天的激战，太平军终于被驱逐出境。
咸丰三年（1853年）9月13日，张亮基调补山东巡抚，但左宗棠不愿意去山东，便辞归湖南。左宗棠跟随张亮基一年多的幕府生活告一段落，尽管时间很短，但却充分显示出了左宗棠过人的才华与远见。
咸丰三年（1853年）1月，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回湖南长沙帮办全省团练。之前，张亮基、江忠源、左宗棠曾在长沙组建了一个团练总团，从各县团防中精选出一批勇丁，进行训练，且在亲友、同学、师生之中选拔将领。曾国藩帮办团练，组建湘军的工作受到省城多方因素的掣肘，所以他不得不转到衡阳，到1854年组建起陆师15营、水师10营，约17000人。湘军的组建，改变了清代世袭兵制为募兵制。
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时，骆秉章接任了其湖南巡抚的职务。当骆秉章得知左宗棠没有跟随张亮基去山东，而是回到了湖南，便极力邀请他加入他的幕府。左宗棠没有应允。曾国藩组建湘军时也曾邀请左宗棠出来协助他，也被他婉言谢绝。江忠源又出面邀请左宗棠出来一起共事，左宗棠也没有答应。这时，太平军占领岳州、经湘阴闻得左宗棠大名，便派人抓捕他。不得已，左宗棠便加入了骆秉章的幕府。
左宗棠加入骆秉章幕府时，湖南长沙以北的靖港、西面的宁乡，还有湘潭陆续被太平军占领，对长沙构成了严重威胁。左宗棠建议先收复长沙西南的湘潭，用陆军和水军两路出击攻击太平军。经过激战，他们夺回了湘潭。湘潭之战是带有全局性的关键战役，从此清军转危为安，由被动转为主动，并乘胜东下，节节胜利，将战场推向了湖北和江西。
左宗棠的文韬武略及远见卓识，令骆秉章非常佩服，所以放心大胆的任用左宗棠。左宗棠对整个战场的时局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制定出对付太平军的一整套战略方针，就是步步为营，先将太平军挤出湖南全境，然后再组织出省作战，直至彻底消灭太平军。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湖南，而且也非常符合清政府的整体战略大局。这说明，左宗棠始终能够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来预判时局，且作出准确的判断。
1859年3月，太平军石达开率部由江西入湘，连克宜章、兴宁、郴州、桂阳州等县。5月7日，又克宝庆（今邵阳），湖南军情紧急。当时很多人都主张从东面迎敌，左宗棠则根据实际情况分析，提出从北路突破。经过多次激战，太平军伤亡万余人，西面和北面的阵地全部失去。8月13日，湘军按照左宗棠的筹划三路大军全部出击，次日石达开分两路撤退南下，经东安退入广西境内，宝庆的围被解开了。经此一役，湖南境内基本上再也没有了太平军的主力活动。
左宗棠自进入骆秉章的幕府，便深谋远虑，能够站在全局的高度来分析战争态势，具有非常独到的战略眼光。随着太平军后退，湖南会党视力的被剪除，湖南除大力支援曾国藩率领的“东征”军进攻江南的太平军外，又多次支援湖北、江西、广西、广东、贵州五省的部队，派出援军，支援他省粮饷、军械、船舶等。左宗棠协助骆秉章内谋守御，外筹军备。有记载说，从咸丰六年至八年，湖南协济江西的饷银就达291万多两。左宗棠也应“接济军饷功”升为兵部郎中，并赏戴花翎。
在协助骆秉章治理吏治方面，左宗棠一是注重用人，赏罚分明。对一些贪赃枉法、玩忽职守、畏敌潜逃的文武官员，下至府县属吏，上至监司、提镇大员，毫不留情的予以罢免、参劾。二是罢大钱、废部钞。清政府通令各省铸造的当十、当五、当百大钱收缴，将清廷户部发放的钞纸当作“废纸”库存，不在市面上流通，遏制了市场的混乱，物价的上涨。三是剔除漕粮积弊。漕粮旧时是田赋的一种，即缴纳白米进京，因路途转运耗资很大，也可折抵银两缴纳，由此便造成诸多中间环节的层层克扣。左宗棠经过调查后提出， 大清按照政府每石谷物收银一两三钱的规定，加纳一倍以充军需，再加纳四钱归各县留用。这样漕粮征收，每石不超过石银三两，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又充实了军饷，各县开支也得到了补充，改变了过去浮收滥取的弊端。如此一来，全省每年可以增加20万辆白银，而农民也比以前少缴赋税上百万两。财政困境得到缓解，农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四是开征厘金，也就是商业税。按照商人的商品价值收取百分之一。银一两的百分之一即为一厘。主要由陆路交通要道设立关卡来征收。以上这几项措施的实行，使得湖南的财政状况很快得到改善，也能够使巡抚骆秉章，腾出手来支援邻省作战，做到应对自如。
左宗棠凭借自己的才能及远见卓识，得到了骆秉章的高度信任，能够放心大胆的使用他。所以在这段时间，左宗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筹饷备械，整饬吏治，很好的施展了自己的抱负，取得了很大成功。
当然也正是因为左宗棠过人的才华与倔强的性格，在整饬吏治时也得罪了一些人，樊燮就是极其典型的一例。
樊燮是湖南永州镇总兵，满族官员。他贪污、挪用军费、公款960余两白银，动用米折银两无数。永州知府黄文深因公事去岳州恰遇巡抚骆秉章，便汇报了此事。樊燮知道后，做贼心虚，其师爷让他去找左宗棠帮忙说说好话。咸丰八年（1858年）骆秉章去京陛见时参劾了樊燮。咸丰九年（1959年）四月，樊燮去巡抚衙门见骆秉章请求调任，骆秉章让他去左公馆等候发落。樊燮也正好想找左宗棠求情，谁知二人却因为礼仪细节问题发生冲撞。左宗棠大骂其，“滚出去”。从此樊燮对左宗棠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湖广总督官文受樊燮蛊惑，向朝廷控告左宗棠是作风败坏，行事恶劣的劣幕。此事在满足官员中逐步发酵，越闹越大，咸丰皇帝下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即可就地正法。”正在官文欲定左宗棠杀头之罪时，两湖官员，除胡林翼外均在出面营救左宗棠。骆秉章是苦争不得，就给左宗棠在朝廷的翰林郭嵩焘去信嘱其向军机大臣肃顺求情。郭嵩焘闻讯后，通过王闓运向肃顺求援，并请咸丰皇帝的老师侍读学士潘祖荫出面营救。潘祖荫遂上奏说，“……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而同时，骆秉章也在不停地上奏咸丰皇帝，指明樊燮上奏与事实不符，纯属诬陷，并呈上所查账本。曾国藩也在皇帝面前替左宗棠说着好话。胡林翼也在上奏中替左宗棠辩驳。此时，军机大臣肃顺也正在发愁，时局危难，不重用汉人，危局难解，见这么多人都为左宗棠说好话，就对咸丰皇帝说，“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自此，坏事变成了好事，咸丰皇帝也开始起用左宗棠。咸丰十年（1960年）6月9日，清廷发布谕旨，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署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左宗棠出山后，先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中任职，后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再任山东巡抚，左宗棠襄左其一年。回到湖南后，又进入了骆秉章幕府。因为左宗棠前后担任了张亮基、骆秉章两人的幕府，竟然歪打正着，走上了由军功而第的道路。
左宗棠原本在长沙没有宅邸，在骆秉章幕府时，是临时租住的房子，后来骆秉章和胡林翼合出银500两，帮其在长沙购买了一栋在长沙北城司马里的房屋（今长沙蔡锷路附近的司马里）。
四．军政奇才
左宗棠没有在科举及第的道路上走通，反倒通过加入幕府在“杀敌立功”方面得到清廷重视，这是非常人所能做到的。从此以后，左宗棠在仕途上平步青云。
1860年6月，驻扎在安徽祁门的曾国藩准备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的兵力同太平军作战，需要左宗棠募集五千兵勇支援安徽。
7月，左宗棠回到湖南，挑选了一些勇敢质朴的湘楚旧将，四处招募兵勇，建立了四个营，每营500人；四个总哨，毎哨320人；另外精选最精锐的勇士200人，分成八个队，作为亲兵。此外，左宗棠又接收了王珍的旧部1400人，不改变原来的编制。如此，这样合起来便约有5000人，全部屯扎在长沙城南金盆岭，由王开化任总领营务，刘典和杨昌浚作副手，积极从事训练，就此楚军组建完成。9月，左宗棠亲自率领楚军从长沙出发，取道醴陵进入江西，年底便攻占了江西德兴、安徽婺源，大败太平军于江西景德镇。
1861年4月，楚军再次大败太平军于江西乐平，保住了湘军在安徽祁门的后勤补给线。
左宗棠非常讲究用兵之道。他从筹备楚军之始，便为楚军编制了《楚军营制》，分“营制”和“条规”；“营制”里详细规定了军队的编制、定员、薪粮；“条规”里对将校的选拔、官兵的教育、军队纪律、军民关系、行军布阵、地形地势、进攻、防守、追击、退却、后勤都做了明确规定。
左宗棠因为军功得到清政府的多次提拔，他先是以四品京堂候补；不到一年，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6月，又被授予太常侍卿的官职。
清廷命令左宗棠率军去支援浙江的平叛，曾国藩奏请清廷以安徽徽州（今歙县）刚收复回来，立足未稳，暂缓左宗棠去浙江，而是先让他移师毗邻浙江的婺源，观察时局。不久，江西和安徽大部分地区已经平静下来，浙江的军情却严重起来。清廷再次命左宗堂尽快去浙江，曾国藩也密奏清廷推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
左宗棠到浙江后，考虑到浙江大部分县市如宁波、绍兴、杭州、金华、严州（今建德）、台州（今临海）都已被太平军占领，若采取节节进攻的方式，恐怕战事会旷日持久下去，经过权衡，他决定从整顿吏治着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左宗棠奏请清廷说：如今浙江军事非常败坏，之前是因为军饷竭力支援江苏和安徽，以这两省的兵力来作依托保卫浙江，而对自己本省部队的训练却漫不经心。当江苏和安徽先后失败之后，又将败退下来的士兵予以重饷，以希望他们为本省效力。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兵员增加，军饷增加，部队却涣散的不可收拾。既然让我节办浙江军务，我就不得不对现有部队进行淘汰，另行招募部队。如今只有先查明部队现有状况，看到底能有多少可以作战的部队。经过筛查，现有部队只有八千余人，但力量仍显不足。另外在水陆交通要道的衢州（今衢县）还应该增加水师，协助陆军作战。
左宗棠的所有奏请，清廷均获奏准。这一系列措施顺利实施，很快扭转了浙江的战局。由于左宗棠治军严明，且能够把握全局，充分显示了他的将帅才华。咸丰十一年（1861年）12月，左宗棠正式出任浙江巡抚，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独当一面的清政府官员。时年，左宗棠五十岁，左宗棠可谓是大器晚成。
咸丰十三年（1863年）5月，左宗棠又督师闽浙，出任闽浙总督，仍兼浙江巡抚。
1863年9月20日，左宗棠派蒋益澧、魏喻义、王文瑞、高连升、刘典等领兵合力攻击太平军派重把守的富阳城，在各路劲旅的协力攻击下，挡在杭州城前面的最大障碍富春城终于被攻破。
余杭城是杭州城西面的另一个重镇。左宗棠欲派兵先攻占余杭，最大限度的孤立扼守杭州的太平军，来个瓮中捉鳖，一举歼灭太平军。1864年3月30日，左宗棠命蒋益澧率部向武林、钱塘、凤山、望江、清泰等门发起猛烈攻击，尤以武林为攻击目标。战斗进行的相当激烈，双方均有较大伤亡。入夜，太平军弃走德清，31日，蒋益澧不占领了杭州。余杭的太平军眼见杭州失守，苦战数日，精疲力竭突围北走，左宗棠顺势占领了余杭。
捷报传到北京，朝野狂喜。当年4月17日，清廷颁下谕旨：诏加左宗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11月2日，清廷晋封左宗棠为一等伯爵，赐爵名“恪靖”。
1864年7月19日，湘军将领曾国荃率军攻陷太平军首都天京（今南京），外围的太平军纷纷向安徽、浙江转移。随后，左宗棠的楚军汇合淮军和洋枪队占领了湖州。清军又接连在昌化、淳安、常山、江山等地大败太平军，数万太平军投降，余部往江西转移。浙江全境得以收复。太平军的余部继续往福建方向撤退，而福建也是左宗棠的管辖范围，所以他仍采取防守结合的方式，保全闽中、闽北，将太平军驱兵于一处，一举消灭。左宗棠遏制了太平军在福建的发展，并主动配合将太平军主力消灭于广东。左宗棠与太平军进行的大小战斗数百起，胜多败少，大胜多而小败少，出色显示了左宗棠作为一个指挥官的指挥才能。
左宗棠在战争过后的善后施政方面，非常注重整肃军纪、保境安民。同治元年（1862年）春，左宗棠所部进驻萧山县城，左宗棠指示副将叶炳忠：“应即加以安抚，严明纪律，毋令兵勇扰害。是为至要。”同治三年（1864年），官军攻陷杭州后，即“传令申儆各军，严禁携带妇女、搬运器具出城。”其次，在战争过后，左宗棠都要赈济灾民、抚恤遗孤。他深知底层百姓的疾苦，十分注重善后赈济工作。同治元年（1862年）冬，他颁布了《浙江补救条例12条》命令各府、县各设同善局，办理善后事宜。然后就是整饬治吏、修明政事。他提出：“戡乱之道，在修军政，尤在饬吏事。”除此之外，就是养民务本、通商惠工。让百姓休养生息，发展地方经济。在福州期间，左宗棠创办了桑棉局，发动百姓载桑养蚕，鼓励百姓致富。同时，左宗棠还命令各州县积谷备荒，在福州乌石山北麓增减大小粮仓17座；设立“正义堂书局”，以“养士劝学”。在杭州，他发给民间籽种、牛食、席片，设立清赋局，招徕邻省农民进行耕种。此外，浙江池塘塌毁，潮水侵灌农田，左宗棠鼓励积极兴修水利设施保障农田。
1866年初，由于左宗棠政绩卓著，被清廷赏戴双眼花翎。
掌控清廷三十余年的慈禧太后 五．洋务先驱，富国强兵
面对列强的纷纷入侵和一系列不等条约的签订，也促使清政府内部开始反思自己，也都希望清廷变法革新、图强。由此，清廷上上下下兴起了一股兴办洋务的热潮。
左宗棠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抵制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他主张自强、自立、自主。其实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浙江巡抚任内，在杭州就招募了一些能工巧匠仿造了一艘小火轮，放进西湖试航。
同治五年（1866年8月）七月，洋务运动兴起，左宗棠亲自到福州海口罗星塔购买了200亩土地作为造船的厂址。然后解决造船机器设备。左宗棠说：“先购机器一具，巨细必备，觅雇西洋匠师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船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
然后，就是邀请外国专家、筹集巨款、培训驾驶人才，每一个环节的完成都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批准左宗棠筹建福州船政局的奏请。左宗棠任首任船政大臣。福州船政局的创立，不仅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也是中国近代海军人才的培训基地。
福州船政局在马尾设立的“求是学堂”（又称艺局），是在左宗棠的倡议下设立的。马尾学堂几乎是与福州船政局同时建立的，左宗棠把人才培养看得比造船还要重要。马尾船政学堂分前学堂（学制造）、后学堂（学驾驶）和“艺圃”（技工学校）三部分，是我国最早培养近代海军军官、造船专家和技术工人的第一个摇篮，也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从这里培养出来的628名航海、造船、蒸汽机制造方面的管理、驾驶以及工程技术人员为中国的造船业和海军创建做出了贡献。
左宗棠给马尾船厂制定了一个五年预算：“计造船厂、购机器、慕师匠，需费三十余万辆，开工集料、支付给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约五六万两，以一年计之，需费六十余万辆。创始两年，成船少而费极多。迨三、四、五年，则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费亦渐减。年所费，不过三百余万两。”
中国近代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传播西方文化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曾经就读于船政学堂。他们二人也是左宗棠倡导并奏请朝廷，从通晓各国语言、文字的士商中精选出来派往国外学习的首批留学生。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8年1月18日），马尾船厂正式开始运作。此后，规模一次一次扩大。包括：绘事院、模厂、铸铁厂、船厂（附有舢板厂、皮厂、板筑所）、铁胫厂、拉铁厂、轮机长、（附有合拢厂）、锅炉厂、帆缆厂、储炮厂、广储所（附有储材所）等，以及船槽、船坞。船政人员，包括工人、学徒、管理人员、警卫士兵合计2600多人。马尾船厂是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比江南造船厂还早13年。它建造的第一艘轮船叫“万年青”号木制船，于同治八年五月初一（1869年6月10日）下水，排水量1450吨。截止同治十三年（1874年），共造船15艘，总排水量达到了16170吨。
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1866年9月25日），正当福州马尾造船厂的建设工作进行的非常紧张之时，清政府调任左宗棠任陕甘总督。
1869年，左宗棠在西安随军设立机器局，这是西北近代工业开发的起点，也是西北近代最早的一个军工企业。西安机器局规模很小，仅能够自制一些洋枪、铜帽、开花子弹等。后来陕、甘的军务结束后，西安机器局全部前往兰州，在1871年扩建成了兰州织造局，1872年底设立甘肃制造局，生产收复新疆的军火。左宗棠摧毁阿古柏侵略军防御工事所用的大部分武器都是由甘肃制造局生产的。1875年，左宗棠还在兰州设立了火药局。
左宗棠一心想通过办理洋务，创建和发展起独立自主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已增强国家抵御外敌入侵视力和实现国富民强的愿望。所以他对办理洋务非常的重视。调任陕甘总督以后，他在西北又创建了一大批民用企业。1879年，左宗棠创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利用甘肃地产羊毛就地生产加工，以改变当地人民生活状况的一个创举。兰州织呢局是中国近代毛纺织业的鼻祖，也是西北毛纺织机器开发的先河。
左宗棠还在甘肃肃州（今酒泉）筹建开采金矿，尽管没有结果但却充分表明他利用西洋技术改变民生的思想。新疆库尔勒的金矿以及在乌鲁木齐开办的制造、火药、农具、炼铁等企业，均是在左宗棠的指导下开办起来的。
左宗棠在两江任上，除了兴办水利、盐务以外，还注意研究其他没有涉及过的诸如银行、电讯、铁路、矿山等。他看到上海有许多洋银行，就主张开办中国自己的银行，以抵制洋人操纵中国的金融。
西方列强为扩张势力，极力染指中国的电讯和铁路业务。他们提出利用外资在长江铺设一条水下电缆，直接到武汉。左宗棠认为，宁汉电缆于国军有利，所以不主张由外国人铺设，主权外溢。他立即建议清廷，由中国人自己建设陆上线路，费用由中国商人自筹。这条从南京到武汉的电报干线，全长1600公里左右，于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那年建设竣工。
左宗棠积极鼓励和支持民办企业，光绪八年（1882年）他支持候选知府胡恩燮在徐州创办了利国驿煤矿。创办初期，投资大，收益少。左宗棠建议清廷减免税款，已保护民办企业和外国产品竞争。他看到沿海地区羊油（煤油）倾销，便下令两江各州府县广种乌柏树，取乌柏籽以榨油，替代羊油供民间照明之用，以抵制羊油在中国的倾销。
左宗棠像
六．主政陕甘，疏通河西
左宗棠在闽浙总督的任上，忙于福州船政局的造船事务时，陕西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久扑不灭，清政府遂三次下旨，调其就任陕甘总督一职前去陕甘平叛。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日（1866年12月16日），左宗棠离开福州，前往陕甘。途中，左宗棠特地到湖北监利顺道拜访他的老朋友王柏心，请教西北用兵的办法。王柏心建议他，要分清楚轻重缓急，集中使用兵力。左宗棠接受了他的建议，确定了西北用兵的战略方针，“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此后左宗棠在西北战事的过程中，采取的就是缓进急战的策略。
同治五年（1866年），西捻军以灵活机动的战略在陕西连连告捷，并包围了西安。清廷闻讯，急派曾国藩率湘军前去增援。此后，刘松山率湘军17营，骑兵三个队自南京前往陕甘支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潼关，除夕到达西安。
同治六年（1867年）2月，左宗棠在汉口研究进兵策略。他建议清廷：“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才能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他告诉清廷，要收复新疆，必先平定玉门关以内的陕甘战乱。欲平定陕甘战乱，必先消灭捻军。
在对西捻军的作战中，意旨左宗棠拟大力发展骑兵，调整步兵战术以对付西捻军“飘忽驰突，兼善用骑”战术。他一方面组建马队，同时发展车营。车营在武汉开始编练。左宗棠将原先的抬枪队、小枪队、刀枪队一律改为车队，每队由一队长。车队分正勇十人，独轮战车一辆，上载劈山炮一门，每辆炮车配车正一人，车勇四人。一共改编了15个营，每营有战车38辆。这实际就是一支早期的炮兵部队。
同治六年二月二十日（1867年3月25日），楚军从武汉汉口出发。四天后，左宗棠亲率楚军各营前进。不久，西捻军进入湖北，东捻军突入江汉，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湘军屡屡受挫，也使李鸿章的淮军接连失利。不久，东捻军又进入到河南。如此，左宗棠才率领楚军分三路进军陕西。
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西捻军又进入平乡、巨鹿、邯郸、顺德直取定州（今河北定县），直逼保定。正月十三日（2月6日）进入易州（今易县）附近，直抵卢沟桥，清廷大惊。正月二十二日（2月25日）左宗棠赶赴河北巨鹿，刘松山率军也赶到了深州（今深县）。
京城告急，左宗棠指挥楚军、老湘军、皖军在捻军背后紧追不舍。此时刚刚剿灭了东捻军的李鸿也率60个营约3万人北上围剿西捻军。
同治七年正月二十九日（1868年2月22日），左宗棠到达保定，指挥各路人马分东北、西北几路南进攻。因为西捻军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使得清军难以与西捻军正面交锋，左宗棠建议清廷：可将河北的清军分为三路：一路为近防部队；二路为且防且剿部队；三路为进剿部队。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命侍郎崇厚加强天津防务，山东巡抚丁宝桢屯兵河间，左宗棠坐镇保定督师。
二月上旬，西捻军从深州北上祈州（今安国县），左宗棠移师蠡县命各部分路南下，大败西捻军于安平、深泽。李鸿章率皖军也大败西捻军于饶阳县。左宗棠驻扎正定时，西捻军另一路冲破清军防线，越过滹沱河，渡过漳河进入河南。左宗棠率兵追至河南彰德府（今安阳），李鸿章率军赶至大名府，左宗棠遂移驻到开州（今河南濮阳县）。当时清军整个10万人在围剿西捻军，久围不得。经过几个月的战斗，终于战胜了西捻军。清廷论功行赏，左宗棠晋太子太保衔。
同治七年七月十三日（1868年8月30日），清廷命左宗棠率部由山西渡河入陕。八月初五（9月20日）左宗棠坐船到天津，初十日到北京“入觐”。八月十五日（9月30日），两宫太后慈安、慈禧召见了他，并赐紫禁城骑马。左宗棠自任巡抚、总督七年以来，还是第一次面见皇帝和太后。会见时，太后问左宗棠多久可以解决陕甘问题，左宗棠谨慎的回答：非五年不可。
陕甘的农民起义爆发于同治元年（1862年），最早起于陕西，甘肃回民随之响应。陕西东北的董福祥、李双良聚集回民十余万人，占据延安、绥德、榆林一线。陕西西南回民军在马正和、白彦虎等占据甘肃宁州（今宁县）。董志原所领导的回民军有十八个营，人数达20万人。甘肃的回民军分为四大部分：即以河州（今临夏）、狄道州（今临洮）为中心的马彦龙、马占鳌部；以灵州（今灵武）、金积堡为中心的马化龙部；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马文禄部；以西宁为中心的马桂源部。四支回民军各有各的地盘，自成体系，互不隶属。
根据陕甘农民起义的这些特点，左宗棠到达西安后，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他将全部参战清军分成三路。三路清军进兵路线是东向西，先北后南。以往清廷派往陕甘的重要人物皆是采取残酷镇压的方式，而左宗棠则不同，他采取地是“剿抚兼施”政策及一系列相应的善后措施。左宗棠认为，对于坚决抵抗的回民军要严厉镇压；对于汉回仇杀者，不带任何民族偏见的“剿抚兼施”、“不论汉回，只辨良匪”的基本方针。
左宗棠抵达西安后，马上调署陕西巡抚刘典、甘肃提督高连升、署汉中镇总兵李辉武，还有道员黄鼎、魏光焘开会，研究用兵计划。左宗棠纵观全局提出，应从东北着手，从榆林到韩城沿陇东一线布置兵力，向西节节进逼。董志原回民军闻知清军大兵将至，立刻将部属聚到陇州（今陇县），汉族反清的董福祥部联合甘肃回民军进攻绥德，李双良等则进攻清涧、延安。这些各自为政的一伙伙回民军，都先后被清军击败。
同治八年（1868年）十一月中旬，刘松山率老湘军进兵到西永宁州（今离石县），分兵三千驻守山西军渡，一方面保护清军的运输线，一方面率军前进。
同治八年（1869年）1月18日，刘松山率军到了绥德，向西进攻小理川、大理川等回民军据点，先后扫清一百多个回民军据点，遣散回民军约二万人。董福祥和其父亲、弟弟以及李双良均先后投降了刘松山的湘军。
同治八年（1869年）春，董志原回民军18个营约三四万人分头出击。左宗棠命令部队迎头痛击，很快占领了董志原的重要据点萧金镇，夺取了镇原镇，占领了庆阳城。败下阵来的陕西回民军纷纷投奔向甘肃的马化龙。此役遣散了回民军约三万多人。
在甘肃的四部分回民军中，数马化龙的部队战斗力最强。他们以金积堡为根据地，在那里盘踞了多年。
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左宗棠分兵三路向金积堡进攻。八月，回民军集中了七、八千人在郭家桥与清军激战，刘松山率部先后攻破了马化龙21处堡垒。马化龙一方面上书左宗棠要求投降，一方面派人去请求陕西回民军，另一方面又掘挖壕沟放水自保。与此同时，马化龙还派兵攻占灵州，再次反清。左宗棠调整了部署，加强了攻击力量，马化龙的回民军也坚决抵抗，战斗打的非常激烈。同治九年元月，刘松山率部在永宁洞一带与回民军激战。马化龙假意投降，刘松山赴马五寨前去招抚，被马化龙炮轰而亡。
左宗棠紧急任命刘锦棠接替其叔父刘松山，出任老湘营的统帅，很快稳住了局面。4月，马化龙再次乞降，左宗棠要求，必须将全部马匹、军械缴械，方可受降。5月，又经过几个月调遣，才形成了对金积堡的彻底包围。11月，清军先后攻取了马化龙回民军570座堡垒，仅剩下五座还未攻破。
同治十年（1871年）1月6日，马化龙和他的儿子马耀邦向刘锦棠缴械投降。金积堡战役结束。金积堡战役，左宗棠共动用了清军71个营约三万多人，使用了各种火炮，费时约一年半，伤亡惨重。
金积堡战役结束后，左宗棠下令将12000个老弱妇孺、还有3000多人解赴到甘肃平凉予以安置，让他们恢复生产。同治八年（1869年），左宗棠在泾、庆地区“设赈局、招流亡、垦荒地，给牛、种、兵屯、民屯交错其中，且战且耕”。金积堡战役胜利后，清廷加封左宗棠骑都尉世职。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左宗棠调集部队分三路向河州的马占鳌部回民军发起进攻。马占鳌见回民军伤亡惨重，乞求投降。在马占鳌交出4000匹马和14000多件军械后，左宗棠允许其投降，并奏请清廷同意后，仍任命马占鳌为统领，其所属队伍也按照清军编制编为三旗。
河州战役结束后，左宗棠对河州知府潘效苏指示：“河州民人既倾诚求抚，即当开诚抚治。无论汉、回、番民，均是朝廷赤子，一本天地父母之心待之，俾各得其所，各遂其业。”左宗棠还派王德榜率军驻扎在狄道、安定一带垦田自给，减轻回、汉百姓负担。还在邦河上游“筑坝一道，阻住来水；另开新渠，引水灌溉田亩。坝高三丈有奇，宽二十丈，……并于狄城南川一带，开挖支渠七道。所有南北两川民田，均可以资灌溉”。这是既开了军屯，也造了民屯之福。
战役结束后，左宗棠把被陕、甘回民军裹挟进去的数万名农民，安插在甘肃各地，每安插一批，便先登记造册，允许其耕种。安插这些农民时，左宗棠往往选择合适的地点，筹划发放种籽、耕牛、农具和口粮。在办理河州移民时，对迁移者，“皆给以赈粮，大口每日八两，小口每日五两”。
同治十年（1871年）春，宁夏灵州的汉族豪绅吕廷桂、苗维新敲诈回民不成，同时阻扰给回民发粮、发种，又散布清军将杀尽回民的谣言。左宗棠下令将这种挑拨汉、回关系的害群之马绳之以法，很快安定了这些地方的社会秩序。
同治十一年十月，左宗棠调兵遣将收复西宁。河州以西以西宁为基地的是另一支回民军马桂源部，西宁的回民军首领是马永福的两个侄子马桂源、马本源均先后接受了清廷的招抚，马桂源被任命为西宁知府，马本源被任命为西宁镇标游记并代行总兵职务。
被清军追赶的禹得彦、白彦虎等先是逃到西宁地区，与那里的回民军合在一起。清军收复西宁，白彦虎拒绝投降清军，率领2000多人向新疆逃窜，投靠了入侵新疆的阿古柏匪帮。
同治十年（1871年），正当左宗棠进攻河州取得胜利之时，适逢其六十岁寿辰，皇上曾手书“旗常懋绩”，充分显示了清廷对左宗棠军事韬略和经营西北的政绩不凡的高度认可。
河州回民军投降后，方解除了回民军对甘肃省城兰州的威胁。同治十一年（1872年）8月18日，这是1866年9月接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第一次正式入驻陕甘总督府。
同治十二年（1873年）9月10日，率军继续向肃州进发，终于攻克肃州，拔掉了回民军档在甘肃通往新疆的最后一个障碍。由此，左宗棠又被招授协办大学士、一等轻车都尉。
左宗棠在陕甘历经四次大的战役均获成功，且历经十三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荡平了陕甘农民起义，恢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清政府论功行赏，授予左宗棠“协办大学士”。
同治十三年（1874年）又补授左宗棠“东阁大学士”，又称“宰相”.对于没有经过科举及第而走上晋升仕途却通过武功获得顶级位置的左宗棠来说，的确是一件扬眉吐气的快事。
即使如此，左宗棠还是很难高兴得起来。因为在左宗棠主政陕甘期间，他接连遭受家庭的变故，精神和身心均受到沉重打击。先是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底，四女孝瑸在久病之后去世；在孝瑸去世后的第七天，夫人周诒端去世，享年59岁。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哥左宗植的三子丁叟于二月病故；不久，二哥也去世。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瘫痪多年的二女孝琪去世，时年40岁；同年七月十四日，年仅27岁的儿子孝威去世，时年40岁。六位亲人先后离开人世，左宗棠虽是老泪纵横，但他依然没有离开陕甘前线，忍者悲痛拯救西北糜烂的乱局，以及积极筹划收复新疆已遭沦丧的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