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现实处境的责任和义务 —— 陈家坪访谈

陈家坪，本名陈勇，诗人、批评家、纪录片导演。1970年4月生于重庆。2000年印诗集《诗习作》，2003年印诗集《主人与墓地》，2011出版诗集《吊水浒》，2014年发起成立北京青年诗会。现居北京。

表达现实处境的责任和义务

——陈家坪访谈

文 |  陈家坪  张杰

张  杰：请谈谈你的生活，以及现在的写作现状？

陈家坪：目前，我基本上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2019年，我们启动了一个项目，就是我在小范围内征集过大家意见的纪录片《诗人马雁》。这部片子在去年年初刚刚进行到一半，正准备根据朋友们的意见进行调整。但最近一年，我手边既没有电脑，也没有一些必要的素材、设备，所以项目也暂时终止了。具体什么时候能再次启动，要看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能回来。此外，妻子上班，我也没有什么出京计划，所以只能在家买菜做饭，看书写作。我其实还是非常珍惜这样相对空闲的生活的，以前做纪录片很辛苦，对身体和精神的消耗很大，在时间上，和诗歌创作的需要也是有冲突的。所以这一年，我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在诗歌创作上。目前，我想围绕一个主题去完成一部诗集。这样的创作和我早期跟随内心感受的写作有所不同，它更集中于一些目标。事实上，在人的一生中，必然会有很多重要的目标是值得我们用诗歌和写作的方式去实现的。我希望它能对我们自身和世界产生价值和意义。

张  杰：21世纪中国新诗的问题你认为有哪些？

陈家坪：我认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最初几年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的开放要远远超过其他方面。横向比较，我们对世界文化的广泛吸收，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观念，其中自然也包括诗歌写作观念。但是，从纵向上看，我们的观念对于现实的深入是极其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一是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变化，我们似乎很难获得整体上的认识和概念；二是某些方面的控制，使我们始终是处于某种边界之外，无法抵达我们想要到抵达的目标。

最近这些年以来，随着这种“宫”与“自宫”的日益严苛，诗歌写作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及物，在各种情绪和观念之间打滑，貌似深刻却只不过是在写作者的内部周旋，并没有跟外部世界产生广泛联系。另一方面，大环境下的主流和地方诗刊，诗歌协会，诗歌网站，微信公众号，包括大学诗歌研究机构，驻校诗人等等，每年会层除不穷地推出各种诗歌笔会，诗歌节，诗歌奖，诗集出版等等，另外包括一些文化项目的诗歌活动，里面充满了大量虚假的，貌似诗歌的诗歌，但毫无疑问，他们才是当下中国真正的诗歌主流。很多纯粹的诗人，出于自命不凡，出于对现实的无知感或无从选择，大多也混迹其中，从而显得面目糢糊。

对现实比较清醒的诗歌写作者，只能独善其身，只能处于边缘，处于小众状态。他们中的一些诗歌作品，由于上述原因，得不到传播，或者被一些小众的自媒体平台发表之后又立即被消失，使大众读者很难接触到。因此，即便你有对时代的敏感，有清醒的见地，有挣扎和反抗，但也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或者尽管得到了一定的赏识，但是大家也只能保持敬而远之。圈内是如此，圈外的读者对他们的存在也没有任何分辨力，因此只能像原子一般存在，无法形成诗歌自身的生态结构，并且自生自灭。

张  杰：您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或诗人最缺少的是什么？

陈家坪：以我有限的阅读和观察，我认为当代诗歌和诗人最缺少的是对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的穿透力。很多诗人对观念的穿透，运用语言修辞，令人佩服，但是，这种观念来自于什么年代，这种观念所要穿透的目标到底跟我们切身的时代生活有什么关系，语言修辞的那个东西是真是假，有无意义，这个认知偏差是相当惊人的。包括诗人的自傲、自负与固执，不容置疑，同样惊人。更多的臆想，更多的误解，更多的不着调，或多或少，我们都成为了观念和流俗的奴隶。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自己，但若觉得一切尚好，那么诗人所缺的便是自知。

张  杰：你在最近几年的写作中，更具有一种还原力、幽默力和自由生发，更强调一种自传性和公M写作，这种模型是否会导致某些区域的单一？或偏向突出一种诗体正文水台性？

陈家坪：二十七、八岁时，我意识到个体生命的重要，它是我们作为人的主体建构的根基。所谓的自传性，就是对个体生命或虚或实的深入开拓。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经验和知识不是同步发展，经验的直觉远远大于知识上的智识。经验直觉形成了我的自传，我，既是题材，也是主题。在知识上的智识，形成了我的公M写作。我通过学习知识，了解社会，认识到个体在社会上的身份。

公M是一个法律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个体生命的一种区域性存在，甚至是单一的存在。因为是单一概念，不像人M一样，是一个群体概念。从本质上讲，人是正文水台动物，这意味着人离开了群体将无法生存。人发出的任何声音，都含有广义上的正文水台诉求。我们不要认为吃饭、求爱，完全跟正文水台无关。基于单一，基于区域，基于正文水台性，这是每个公M作为人的本份。在XF的许可下，打破单一，超越区域，改善正文水台就是合法的。诗人写诗也是基于公M的合法性，享受言论和出版的□□ 。对于人类，诗人之所以重要，在于诗性的美妙与机智，它能穿越各种单一，各种区域，各种正文水台。当然，首先你得是一个单一的、区域的、正文水台的存在，否定就无从穿越。

张  杰：在当下语境里，语言的公M性和诗，在己发生的社会事件、社会情感和个人理性之间，总会有紧张、对立和错位。因此，在写诗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语言表述情感的不足和挫败。这种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语言的公M性与社会事件，与内在理性之间的角力你怎么看？

陈家坪：布罗茨基说过，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的语言的发展，而完全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话要说。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这样理解，即诗什么都可以写，但关键在于，你写的东西能不能成为语言。

我们这个社会的紧张气氛，紧迫地希望诗人能够发声，这个诉求非常强烈，以至于对诗人的写作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人类社会存在，这种压力就存在。同时，出于写作的良知，对真L的追求，每个诗人都有表达现实处境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客观上讲，能够尽这类义务，能够承担这类责任，是需要特别的写作能力和特殊的时代机遇。上帝也知道，所有诗人都在写同一首诗，但同一首诗有不同类型的写法，不同的类型表现完整事物的不同面貌。当然，也并不可能是诗人自认为写下了有责任，尽义务的诗，就恰好正是社会时代所需要发出的声音。无论如何，诗人，只能忠实于内心，听从内心的召唤。诗人写下诗，然后接受社会历史和时代生活的选择。杜甫写下“三吏”“三别”，但他所生活的时代并不认账，而是后来的时代给予了他以时代的代言人这样的确认。时代需要代言人，这并不虚妄，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艾略特的《荒原》，金斯伯格的《嚎叫》等等杰作，均在此列。北岛的《回答》也算，当一个时代过去，进入新的时代，北岛还能写出另一首《回答》吗？

我们现在来谈公M诗，和一年前我们因为公M诗而创办了《变雅》，感觉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公M诗是一种公M思想，它对于我们还是太先锋太前卫了，它应更为真实地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我们曾经把公M之诗集结起来，目前来看，我们所期望的公M社会显然是越发地暗淡。

202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