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大连举行的数学史学术讨论会，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数学史学术会议。会后不久，经中国数学会批准成立了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分会，同时隶属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称数学史专业委员会），对外称“全国数学史学会”。大连会议召开时我因在国外访问未能参加，以后的第二、三届年会（分别在呼和浩特和安徽宣城举行）我都参加了。记得宣城年会开幕式是由杜石然先生主持，他在讲话时不小心打碎了一只茶杯，杜先生即兴幽默了一句“岁岁平安”，赢得了满场笑声（图1）。
图1 杜石然先生主持第三届全国数学史年会开幕式（1988年11月4日，宣城）
第二、三两届年会均未改选理事会，到1994年，距第三届年会已有六年之久，其间理事长严敦杰先生不幸去世。从年初开始，就有数学史同仁与我联系，希望我出面筹办一次数学史年会，以恢复数学史学会的正常活动。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组建了一个筹备小组，在大家的支持下于这一年8月成功召开了第四届全国数学史年会，会议地点选在香山中科院植物园，吴文俊先生和席泽宗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这次年会改选了理事会（图2），我被选为理事长。做理事长非我本意，但既成事实，我唯有勉力履职了。以下是几则片断回忆。
图2 数学史学会第四届常务理事
我任职的第四届理事会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是制订学会章程。在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上，大家对建立章程的必要性和原则进行了充分讨论，学会秘书长王渝生根据《全国数学史学会章程》拟出初稿，理事会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之后考虑到王渝生事务繁忙，聘郭世荣为副秘书长，郭世荣在王渝生起草的初稿基础上进行整理，笔者又做了修订而形成正式稿。我这儿保存了章程草案的手稿（首、尾页见图3）。草案后在《数学史通讯》（编辑出版《数学史通讯》也是四屆一次理事会的重要决策）上公布广泛征求意见，集中修改定稿报上级学会批准正式施行。学会章程的建立，对学会的性质、任务、组织原则等作了明确规定，使学会活动有章可依，为数学史学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图3 制订学会章程的草稿的第1页、第3页（王渝生起草初稿，郭世荣整理，李文林修改）
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分会，是中国数学会下属成立最早的四个学科分会之一（其它三个分别是运筹学分会、计算数学分会、数理统计学分会）。我听说当时分会也可以取得独立法人资格，于是便跟中国数学会及科协有关部门沟通联系，申请数学史分会的法人资格，得到了中国数学会的支持配合，但具体需要民政部批准，当时我们准备了申请报告和一应相关资料，具体手续很烦琐，都是由我当时的博士研究生包芳勋去办理，包芳勋很耐心地跑前跑后，我还记得他最后拿着民政部注册颁发的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分会的证书和公章回来时高兴的笑容。有了独立法人资格和公章，办很多事就名正言顺。可惜现在二级学会已不能拥有法人资格，不过在数学史学会的发展过程中，取得过法人资格还是一件有重要意义和光彩的事情。由于经费上的问题，数学史学会全体理事会议一般都是借年会之机召开，中间很少举行。1996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钝理事说可以提供一笔经费资助数学史活动。于是我在当年十月召集了一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会议地点选在承德。时任国际数学史委员会主席、德国柏林科学院院士Knobloch教授和时任东亚科技医史学会会长、法国科研中心詹嘉玲研究员刚好在北京访问，我们便邀请他（她）们列席了会议（图4）。这次会议讨论了两个重要的议题，一是积极促进国际交流，并筹备主办一次数学史国际会议；二是大力推动数学史教育，并决定从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在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开设数学史课程的建议做起，二者在会后都得到了贯彻落实并产生了实在的效果。
图4 第四届理事会扩大会议（1996年10月22-24日，承德)
后排左起刘钝、何绍庚、李兆华、郭书春、李迪、罗见今、王青建
前排左起孔国平、袁向东、胡作玄、李文林、Knobloch、CatherineJami、孟实华、王渝生
承德会议决定召开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暨第五届全国数学史年会），并将会议主题确定为“数学思想的传播与变革——比较研究”，E.Knobloch教授当场代表国际数学史委员会表示支持会议举办，詹嘉玲（Catherine Jami）教授还亲自帮助草拟了会议第一轮通知的英文稿。时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未能到会的邓宗琦理事通过电话表达了承办此次会议的热烈意愿。在全国数学史学会与华中师范大学的共同努力下，这次国际会议于1998年10月成功举办（图5），与会代表中包括来自德、法、美、英、俄、日、丹麦、荷兰、列支敦士登等国的著名数学史家（他们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来华访问），特别是囯际数学史委员会连续三任主席（J.W.Dauben教授、Kirsti Andersen教授、E.Knobloch教授）都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学术报告。应与会代表要求，会后还组织了三峡观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数学史国际会议，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这次会议期间同时举行了第五届全国数学史年会并进行了换届，郭书春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图6）。
图5 笔者在“数学思想的传播与变革：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致开幕词（1998年10月4日）
图6 新当选的学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与部分第四届常务理事合影（1998年10月8日）
经承德会议讨论，理事会委托罗见今理事在山西大学欧阳绛先生起草的一份在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开设数学史课的建议基础上修改成正式的建议书，罗见今做了很认真的修改，修改稿在《数学史通讯》上公开征求意见后由我汇总，这份建议书后通过多方途径提交给了教育部，在加强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数学史教育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数学史学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一直没有独立的评议组，掛在其它学科里评议，获批的项目比例很小。数学史学会作为中国数学会下的二级分会，对此深感不满却又无奈。不过，在1998年，数学史分会曾经作过努力，当时我起草了一份全国数学史学会致天元基金委的信，反映了数学史基金申请的问题，希望能设立数学史专项基金（图7）。仰仗吴文俊先生的鼎力支持，居然有了正面的回应。记得吴先生在天元基金会议讨论后很高兴地打电话告诉我同意设立数学史专项基金的消息，最后还笑着说：“专项基金由你来管理，但你自己一分钱不能花。”在随后两年里，天元数学基金确实为数学史拨了专项基金，每年5万元，这在当时还是不无小助。遗憾的是，两年以后，虽有吴先生力挺，这个专项基金还是被取消了。
图7 1998年数学史分会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天元基金委的信的草稿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开展，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结合受到日益增长的关注。我1991年被教育部任命为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兼中学数学教材审查委员，2002年起并被指定为中学数学教材审查组组长，后又参与了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审定和义务教育课标的修订等，深感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结合对数学史本身发展的意义以及数学史工作者参与数学教育改革的必要。大约2005年，曲安京有意在西北大学发展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方向並願举办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我当时在全国数学史学会理事长的第二次任期。于是，这一年5月由全国数学史学会和西北大学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在西北大学召开。会议邀请了著名数学家与数学教育家龚昇教授、严士健教授、宋乃庆教授等作了大会报告。宋乃庆教授更是带领他在西南师大的数学教育团队前来，对会议给予了强力支持。张奠宙先生虽因身体原因没有参加会议，但专门寄来了学术论文。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评述这次会议道：“'第一届全国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在并非师范学院校的西北大学召开，会议非常成功。这说明，数学史和数学教育的结合终于提到日程上来了。”（张奠宙《我亲历的数学教育——1938-2008》，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图8 2005年5月1日第一届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期间的合影
会议的成功使大家受到鼓舞。会议期间商定，全国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将作为全国数学史学会的系列会议，每二年举办一次，逢双则与全囯数学史年会合办。第二次全国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就是与第七届全国数学史年会合会，在河北师范大学举行，与会代表达到200人左右，这对国内的数学史会议而言可谓盛况空前了。邓明立在组织並确保此次会议的成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国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的定期举办，促进了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融合，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双赢的事业。在数学史学会的活动中，我与多位前辈数学史家有不少接触。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为中国数学史事业竭诚奉献的精神，都值得敬仰。
数学史学会第一任理事长严敦杰先生一向行事低调。1981年11月，也就是他刚出任理事长不久，严先生访问了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即后来的李约瑟研究所），我当时正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鲁桂珍告知我严先生到访的消息并让我参与接待。严先生告诉我他此行是前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一套中国史的修改，根据我的日记，他11月23日抵达剑桥，26日下午离开，期间我陪同他参观了三一学院、囯王学院等。直到严先生诞生百年纪念会上我才知道，像这样一次重要的学术访问，严先生竟从未宣示于人，以致纪念会上对严先生的生平介绍中认为他一生只有唯一的一次出国访问即加拿大之行。严先生一贯只问耕耘、埋头实干，给我印象至深。严先生晚年身体不好，记得有一次梁宗巨先生来京，约了几位理事去严先生家看望他并留下了合影（图9）。
图9 数学史学会理事登门看望理事长严敦杰先生
后排左起王渝生、郭书春
前排左起梅荣照、严敦杰、梁宗巨、李文林
我跟梁宗巨、李迪两位先生有较深的交往。他们都是数学史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并分别主办了第一、二届年会。大连会议时我在剑桥，去英国前梁先生还在北京中关村请我跟袁向东一起吃了一顿饭，我在英国两年，期间我们时有通信。以后每次我到国外访问时间较长的话，我们都会有通信联系，这习惯一直保持到最后（1994年第四届年会梁先生虽因身体原因未能参加，但让我转达了他致大会的信，见图10）。1995年我去法国科研中心访研之初，曾像以往那样给他写信并附了一些照片资料，他还高兴地回了一信并告知他在巴黎一位兄弟的地址。不料这竟成我们的最后一次通信。当年11月我收到梁先生去世的噩耗，身在异国未能参加他的葬礼。回国后王青建曾邀我访问辽宁师大，并陪同我一起去看望慰问了梁夫人。
图10 1994年第四届年会召开前夕梁宗巨副理事长致大会的信
我与李迪先生最早是通过当时在内蒙古大学任教的邱佩璋教授介绍建立通信联系，1976年在一次科技史会议上初次见面，以后接触频繁。李迪先生对我的研究与工作给予了许多无私帮助和支持。记得1995年我在巴黎访问期间急需一份沈括的资料，当时信息传输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但他却以最快的速度邮寄到了我手里。我们常一起讨论一些涉及囯内数学史发展的具体的、实质性的问题。最近检阅了一下我保存的信件，还发现了我们讨论创办数学史专门期刊问题的信。李迪先生在这方面作过很大努力，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方案（图11），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实现。没有专业期刊至今仍是国内数学史发展的重要缺憾，亟待今后的努力。
图11 李迪先生为筹办数学史期刊给笔者的信
白尚恕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曾主办过多次重要的数学史学术活动，每一次几乎都邀我参与。白先生是国内高校第一个数学史博士点的始作俑者，他最先提出三校（北师大、西北大学、杭州大学）两所（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和数学研究所）联合数学史博士点的设想，为此多次来与吴文俊先生和我商量，但因他当时年事已高，后经协商改由西北大学申报并获成功，而他本人并未能成为博士生导师。
图12 笔者与白尚恕、沈康身、李迪、薄树人等参加第一届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会议（1982年8月，比利时鲁汶大学）
沈康身先生著作甚丰，他每出一本书都寄我赠书，包括由著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价格不菲的《九章算术》英译本（他在后记中提到了李迪先生和我）。沈先生晚年体弱多病，2004年4月湖州秦九韶会议之后我和郭书春先生途经杭州，曾专门去先生府上拜访慰问。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此次拜访之后沈先生还给我寄来一罐龙井茶并有一答谢短笺，寥寥数语，情深意笃！（见图13）
图13 沈康身先生给笔者的信
在1980、90年代，国内数学史活动的无形中心是吴文俊先生，吴先生参加了这一期间的几乎每一次数学史会议。我曾陪同过不少数学史同行去拜访吴先生，他对大家可以说是有求必应。这方面我已有专文回忆，这里不再详述。
图14 参加20世纪数学传播与交流国际会议的部分代表参观西安古城墙（2000年10月17日）
以上只是我与几位已故前辈交往的片段回忆。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与几位前辈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我们分享过办事有成的喜悦，也分担过对推进数学史事业过程中所遇艰难的忧虑。回顾以往，斯人已逝，眷眷之情，难以忘怀。中国数学史事业之今天，是与各位前辈的贡献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