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复读生涯|悲欢自述 / 开普饭

故乡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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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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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欢自述

我的复读生涯

——兼忆星汉大哥

文|胡光波

1981年高考落榜后，因母校玉山中学连年抹了“光串子”，家里决定让我去县里城关中学补习。

城关中学校园不大，地处闹市区：东门外是西街北段，南门外是县门街西段，西南有老城墙与县委毗邻，西北与北面则和体委相连。进东校门，直走一小段路，再右转，有一段下坡路。下了坡平路再向北，两边分布着几排教室。东边教室的北面，是并排的学生食堂和开水灶。食堂西边的女生宿舍，圈在围墙内，男生宿舍在女生宿舍的北边，与之一路之隔，这条路是东西方向，西边的尽头就是大操场，南北方向长。

我们文科补习六班的宿舍濒临大路，是三间瓦房连在一起，中间没有界墙，住七八十个人。床铺分为上下两层，每层都是大通铺，靠南北两墙分开。下层空间狭窄，稍不注意就碰到头，平时得猫着腰；上层因没有天花板，离房顶远，可以直立。两排床铺之间一条过道倒宽，上面高高吊着一个瓦数不大的灯泡，一天到晚都不关，暗淡迷离的黄光在宿舍弥漫开来，地面总散发一股潮湿气味，夹杂着各种味道。

我分在北边架子床下铺的西边。靠西山墙的第一人三十多岁，中等个儿，身材消瘦，面目黝黑，头发稀疏，向来独来独往，不爱与周围人说话。第二人是我原来的同学赵增辉，第三人是曾在我母校补习的褚向丽，他与我邻村，我占第四位。在每个床铺的墙上，都锲一至二个钉子，大多挂着书包、馍布袋之类，也有人把雨鞋装在网兜挂着，我的东边那人就这样，我只好把馍布袋换个位置，免得窜味。

每天麻麻亮，大家悄无声息地穿完衣裤，用床单把被子卷起，靠在墙上。然后趿着鞋，快速走向厕所占位子。厕所在最后一排宿舍后面，紧挨北边院墙，空间小，灯光暗，容纳不了太多人，地上有几个臭尿坑，不小心会踏进去，溅一裤腿还好，摔倒可就麻烦了。天一冷，有些人图省事，出了宿舍，就直奔西边的操场，就地出小恭；如果腾粪，那就要趁黑跑到操场的角落，快速解决，快速撤离，因为稍不注意，就会被暗中蹲守的人抓个现成，那非挨站受批不可。

上完厕所回来，我就取下书包背着，向南边一路快速走，近乎小跑。本来半路女生宿舍门前有个水龙头，但这时人早就围得满满的。我快速上那段短短的斜坡，到教师住宅外的水龙头边。这时，那里挤了一堆人，我在他人洗完的空档，到龙头下，撩几把水，抹一抹脸，再在黄书包上，擦一擦手。天冷时，我起得早，那儿还没人时，就慢慢洗，因为戴着黄帽子，顺便用帽子擦脸拭手（那时连毛巾都没备）。洗完戴上，上自习大声读书，头顶发热，不到早饭又干了。刷牙漱口，可就顾不上了，最多早饭时用水涮涮嘴。

当我匆忙走到教室时，天色渐白。教室已灯光通明，坐得满满。因为是复习班，虽然有班主任，但管得不严，学校网开一面，最多一周扫一次地，也不要求出操。到教室就读书，一直读到早饭时分。早饭从食堂买来包谷粥，粥上浮着一小撮咸菜，食堂白送，然后把冷馍泡上。

教室坐了近百人，最前的课桌，挤着讲桌，每排四桌，排了十多排，直到后门边，门无法开，就锁了。一读开书，教室里异常噪杂，有些人就拿着语文、历史、政治、英语课本，在室外来回走动，借着教室窗子射出的灯光，看着念着，入冬后还可借此取暖。我和褚向丽就是这样的，反正文科学生主要记东西。

上午两节课完，有二十分钟课间操，其他年级在教师组织下，在校园空地做操，补习生没人管，有的仍坐在教室看书，有的在外面说话。我那时年轻，饥饿来得快，就走回宿舍（门从未锁过，好像也没人偷东西），从馍布袋取出一块锅盔，把床铺拉开，斜躺着吃起来。接着再上两节课，就到中饭时。中午，从食堂打来稀汤面，就着馍吃。馍周一二三时还味道正，周四以后，因为捂在袋子，有股霉味，但又不能装在网兜，因为老鼠多，白天有人都敢在屋里跑。到午饭前，把馍掰开放碗里，舀热水倒入，再用另一碗扣住，等一会，再把水滗出来，把霉味消消，再倒入热水，放些盐吃。就因为这，不到一学期，把胃吃倒了。中饭后，我们当然不午睡，就趴在课桌上眯眯，然后上下午的三节课，第四节基本是自习，数学教师张弦一般会来在黑板上解题，大家对着作业自检。晚饭与早点一样，也是包谷粥。吃完，上晚自习到十点左右。

打我住进铺子，有段时间患“鸡鸣泄”，每天早早起来蹲厕，可是一连几天早晨，看到第一个铺子，人不知啥时就走了，墙上的书包、馍袋子也不见了，只有黄得发白的薄被，叠成豆腐块状的，静静地在那里。我不知道黑暗中，他手脚怎么那么轻巧，怎样把被子弄得那平整，因为叠完被后，总把铺在床单下的塑料纸也卷起，盖在上面，上面压着用报纸包着的一块砖，他晚上做枕头。白天大家都一样忙，上课吃饭交替。一天下来，头昏脑胀，我就与同学在月光下的操场散步，转几圈后才回来。当时，也没手表，不知时间，估摸宿舍的人大多睡下才回来。可是，每每睡时，西边那个铺位仍空空荡荡。那人啥时回来，我们都不知道，晚上他回来轻手轻脚的，谁也没惊动过。

时间长了，才约略知道他的一些事。他叫王星汉，家在县城附近，当兵复员后，适逢高考恢复，就开始复习，一连考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年龄也早超过了规定的二十五岁，家里不让考，他却非来不可。平时带些馍、盐和一瓶炒绿辣椒，也不上灶，一天三顿，开水泡馍，放点盐，就些辣椒。一般人这样吃，身体就早垮了，他凭着当兵的底子，还能扛得住。校长杨异兴知道他的情况，特意批示不收他的学费，他愿意补习尽管补。因为补习的时间长，人又性格有点古怪，几乎全校都知道他，补习生都叫他“老哥”，就这样成了大我们十几岁的同学了。老哥经常神出鬼没，终于有一天被我发现。

那晚飘着零星雪花，我从同村的老师胡光明宿舍取完雨鞋，回来的路上，随便向四周一看，蓦地发现开水房的路灯下，有个熟悉的身影来回走着，就慢慢走近些，才看到老哥拿着书，小声地读外语，不是汉语，也不像英语，格哩格啦的，长长短短，抑扬顿挫倒明显。我没敢打扰。回到宿舍，其他人都睡了，怕影响周围人，加上天冷，我没脱就睡下了。但睡不着，想看他几时回来。到底没等着，就睡着了。第二天起床时，一看，他的铺子又空了。

有个星期六，我没回家取馍，晚上到教室去，只有老哥一个。只见他在黑板上写着外文字母，我不认识，但知道这恐怕就是他念的外语。我问他这是啥，他说是俄文。我说你咋会俄文，他说在部队有段时间与苏联关系紧张，准备打仗，大家学过简单的俄文，还学了“Не шевелись!”（不许动！）、“Сдавайся в плен!”（交械投降！）、“Иди за мной!”（跟我走！）、“Всать!”（立正）、“Cадиться”（坐下）、“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毛主席万岁）等口语。后来，他弄来了俄文书，就学开了。高考就考的俄文，说是因为全国学的人少，试卷比英语简单。我觉得好奇，要他教，他就从俄文三十三个字母讲起，大写旁注小写，把它写在黑板上，一个一个念：А、Б、В、Г、Д……。当念到卷舌音“Р”时，他说这个音很多人都发不出来。我试了几次，居然发了出来，他兴奋地说“очень хорошо”（很好）。他还说，你看俄文的Я（我），只在句首才大写，多谦虚，不象英文的I，傲哄哄的，啥时都大写。然后再教我“Что это？”（这是什么）、“Зто кника.”（这是书本）等简单句子。就这样，一个教，一个学，我们似乎忘了补习的事。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学”俄文中过去了。

不知不觉中，夜深了，雪花已停。出了教室，老哥左肩背着书包，右手拎着馍袋子，到水龙头那里去了。我跟着去，原来他临睡前，用盐水刷牙呢。我在城关中学时，从没刷过牙，想老哥还讲究啥呢。回宿舍的路上，我们似乎没话了，他去找有亮光的地方读书，我径直回去了。再以后，和老哥还有啥交往，都记不清了。

那年腊月，学校已放假，补习班准备年前补课，大多数同学回家取钱。宿舍没人，我独自在县城街道转，在南关口碰到我村西的老五舅办完事，拉了个空架子车。他问我回去不，我突然不想在县城补习了，就说你等等。我没向班主任老师打招呼，就到宿舍把铺盖卷起绑牢，右肩一背，左手提着书包馍布袋，趁没人看见，急忙走出学校。从县城到老家，有四十里，我们边走边说话，回到村子时，一片漆黑。他回自家屋，我背提着东西，敲开宏力大（音“达”，即叔父）的门，当晚歇息在他的房里。次日回到母校父亲住处，才知道慌乱之间，把铺在褥子下的塑料单给忘了，大家觉得一个新塑料单，就这样丢了，多可惜。

年后，我又回到离县五十里的高中母校补习。忙着自己的高考，老哥的情况就不清楚了。隐约听说1982年他没考上，八三、八四年呢，补习没补习，就不清楚了。星汉大哥，从补习生活中淡出了，也可能再没人提起了。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年了，我所经历的许多人和事都已忘记，但时不时想到，星汉大哥冬天在清冷的路灯下，蜷缩着瘦弱的身体，来回走动，格里哇啦地读着俄文。虽然这俄文终究没能改变他的命运，但当时肯定给他一丝希望，也带来周身的温暖和深夜的安眠。

2012年12月。

后记

今天，原陕西师大八二级一班毕业生王恩乾（本县蓝关镇人，现在航天中专任教），约我到西安东郊田王北岭的人祖庙（伏羲与女娲庙）一游。在闲转中，我们说到八一年的补习生活，原来我们同在城关中学，他在七班，我在六班。提到胡碧（堂妹）、曾瑞（我的小学同学，后与胡碧结婚）、褚向丽（现在五环集团）等人，他都知道。

后来，我说写了一篇补习生活文章，涉及到王星汉，对他后来的事不晓得。恩乾从别人那里，略知其后来的一些事：王星汉是李后乡人，比我们大得多。后来，没考上大学，回到家里，最后落得一个人过活，生活靠乡邻周济。一直独身，前几年已经悄然死掉。

2016年8年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