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商代玉文化的特殊魅力（李书谦）

商代是我国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中原玉器在继承辽河及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琢玉技艺的基础上，汲取了以夏代二里头玉器为代表的精华。同时，由于青铜制作工具在琢玉领域的不断运用和完善，使方兴未艾的青铜制造业和传统的制玉业得到了互补，达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为玉器业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并逐渐走向成熟，达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带来了文明社会玉器业的第一次发展高峰，从而开创了中国玉文化的一代新风，呈现出一派灿烂的景象。可以说，殷商的制玉业对于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对后世的雕刻艺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

一、商代开创玉文化一代新风

在中原地区出土了该时期数量惊人的玉器，有和田玉、蓝田玉、岫岩玉和扬州玉等，有些是方国纳贡来的，有些是交换来的，有些则是通过战争掠夺来的。这些玉器大多数为软玉，以青玉居多，还有黑、白、黄、灰色，大多数玉都有与主色相异的玉斑。仅妇好墓中就陪葬了755件制作精美的玉器，反映了当时用玉、佩玉的风尚。

图1

图2

图3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与商代玉器有关的记载不胜枚举。如《逸周书·世俘解》中说，当周武王带领军队攻进商都朝歌时，看到大势已去的商纣王，只好携带四千件玉器自焚而亡。《史记》亦载：“纣兵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失道寡助的殷纣王虽有宝玉锦衣，也难逃一死的命运。而取得胜利的周朝军队从宫中获取了上百万件玉器，武王将其中的一部分赏赐给了功臣。在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虢仲墓中，就发现了数件商代玉器，很可能就是周王赏赐的直接物证。这几件商代玉器均为和田玉，有琮、象、鸮等（如图1、2、3），玉质温润，造型大器，形象生动，工艺十分考究。

史学界把郑州二里岗时期的玉器和安阳殷墟的玉器，作为中原地区商代玉器文化形态的代表。前者主要有郑州二里岗、郑州商城、郑州铭功路、郑州白家庄、郑州杨庄村、新郑望京楼、许昌大路陈村等地出土的玉器。其种类及数量较少，造型简单，基本没有纹饰，表现出玉器初创的状态。后者以安阳小屯、安阳武官村、安阳大司空村、安阳高楼庄、安阳郭家庄、辉县琉璃阁、孟州涧溪村、信阳罗山莽张后李等所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其数量及种类很多，造型丰富，纹饰繁缛，工艺精美。只有殷墟时期的玉器才真正体现出了商代玉雕艺术的风格和魅力,不论从技术和审美的角度，还是从造型设计和纹饰效果上看，都代表了商代制玉业的最高艺术成就，是中华民族早期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重要文化成果。

商代早期玉器在研磨、切削、勾线、浮雕、钻孔和抛光，以及玉料的运用和创作造型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到了商代晚期，玉器的图案设计、雕琢工艺、抛光技术等，与早期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从装饰题材看，可以分为动物、人物、神话形象，以及戈、璜、琮、环及铲等。工匠们受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事物的启发，采用薄片雕剪影的视觉效果，或圆雕的写实手法，用线面结合的方式，加之“臣”字目、变形云纹、鳞纹、龙纹、凤纹、连珠纹、神人兽面纹、兽面饕餮纹、双钩线纹等的流行，生动地刻画出作品的表情和神态，赋予美石本身更多的艺术韵味。同时，以朴实自然的审美观念，将玉石沉稳柔和的色调同优美流畅的线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传神的艺术效果，成为奴隶主贵族和上层社会人们喜爱和追逐的对象。但是，这并不能代表殷商玉雕艺术的最高境界。我们知道，殷商是一个崇信鬼神的朝代，许多玉器中都蕴含着浓重的神鬼观念和宗教意识。

图4

图5

为了更好地表现玉石的美感，商代玉工们在承袭夏代镶嵌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在戈、矛、剑等青铜兵器上镶嵌玉石，装饰着饕餮纹、夔龙纹、云雷纹等，并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新郑望京楼新村乡和妇好墓出土的铜内玉援戈（图4），以及安阳市黑河路出土的铜骹玉矛（图5），就可以窥出一斑。虽然都为铜内玉援戈，但前者的内部装饰着变形夔纹，而后者的内部除装饰饕餮纹外，还镶满绿松石，给人以华丽的美感。铜骹上镶嵌的绿松石大多已经脱落，但其精湛的制作工艺，仍让人产生很多美好的遐思。

图6

图7

而仿青铜彝器和俏色雕玉器的出现，则开创了玉文化的滥觞，巧合的是它们均出自安阳殷墟。碧玉簋（图6）是商王武丁的夫人——妇好的陪葬器物，玉色柔和，造型端庄，雕琢规矩的口沿，简洁之中透出非凡的技艺。微鼓的外腹部装饰着四条对称的扉棱，其间布满云雷纹，显得华丽而富贵。圈足上装饰的凹弦纹，与器身浑然一体。安阳小屯出土的俏色玉鳖（图7），更让人拍案叫绝。作品灵活生动，色彩丰富，开创了俏色玉雕的先河。聪慧的玉工利用玉料本身固有的天然颜色，巧妙地表现出鳖的肤色和器官，其背和双目为墨色，而头、颈、腹和足则是灰白色，可与实物相媲美，用巧夺天工来比喻一点也不为过，这在玉器制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继往开来的二里岗玉器

郑州二里岗文化遗址为盘庚迁都之前的商代都邑，距今约3600年的历史，其文化内涵填补了商代前期文化的空白，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上都有异常重要的学术地位。该时期文化的玉器种类较少，有兵器、礼器、装饰器、杂器等，造型较为简单，没有纹饰的器物占大多数。玉兵器的数量相对较多，且有向大型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如长达约50厘米以上的玉戈比较常见。礼器有钺、璋、琮、圭等，品种更加齐全，并且首次出现了牙璋，向礼仪用器方向发展的态势变得更加明显。装饰器有璜、环、笄等，还有杂器中的柄形饰等等。

郑州二里岗时期的制玉工艺和技术与偃师二里头相比，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在工艺特征上，表现为形制较抽象，甚至达到了夸张的地步，玉工们力求神似，但对某些局部特征展示的还不够准确。一些片形器从中间向边缘的国度呈现出由厚到薄的特点，虽然表面打磨的很好，但往往还能找出切割时的痕迹。一般都是单面纹饰，且较为简洁粗放。雕线多残留着双阴线砣痕，单阴线一般情况下较深，技术上没有商晚期那么娴熟。半圆雕作品较少，纯圆雕件十分罕见。

图8

这时的钻孔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对钻工艺错位相差很小。从图8中玉钺的穿孔，可以看出当时的定位技术已经相当老到，没有出现因为对穿而留下错位痕迹。孔内径打磨的十分光滑，这也可以证明抛光工艺的成熟，但在高倍放大镜下仍能观察看到打磨抛光的痕迹。总体来说，该时期的玉器加工还是以较为原始的工具为主。

郑州二里岗时期的玉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礼器中的玉璋最有代表性。众所周知，玉璋是中国上古时代最为重要的礼器之一。《诗经》有曰：“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说明玉璋系古代贵族在举行朝聘、祭祀、丧葬等重大事件时所用的一种礼器。它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夏和商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半圭为璋。”诠释了圭与璋的区别，玉璋呈扁平的长方体状，一端斜刃，另一端有穿孔，通常分为体和柄两部分。

《周礼》将玉璋分为赤璋、大璋、中璋、边璋、牙璋5种类别，用途各异。赤璋用于礼南方之神——朱雀；大璋、中璋和边璋，则用于天子巡守时祭奠山川，大山川使用大璋，中山川使用中璋，小山川使用边璋。如果祭奠的是山，礼毕就将玉璋埋在地下；如果祭奠的是川，礼毕则将璋弃之河水中。牙璋，是“以起军旅，以治兵守”，作为符节器使用的。

郑玄注《周礼》曰：“有牙鉏之饰”者，称为牙璋。现在人们多沿用清吴大徵的《古玉图考》，将柄部有扉棱的斜刃扁平状器物通称为牙璋。然而，牙璋是从何种器物发展演变而来，目前学界的意见不一。

图9

图10

文中图9、图10均为该时期的牙璋，前者长达66厘米，青绿色玉，体形大气，制作精美。犹如一把长刀，刃部略微内凹，尖端呈锐角，援部修长，两边为弧形。双阑出扉牙，内端为斜角，内有一圆孔。后者长39.2厘米，为青玉。呈刀形，前端刃的内凹弧较前者甚，两面磨刃，后部两阑均出扉牙，中间饰数道弦纹，内饰单面穿。这两件牙璋无论大小，还是工艺制作水平，多堪称同类器物中的精品。

牙璋都有扉棱和阑，扉棱的多少不一，有些加工为若干对扉棱和上下阑。而阑部的扉棱装饰繁简不一，有兽首形、飞鸟形、鸟喙形、梯形、卷云形等。在两阑之间的璋面上，装饰着平行弦纹，也有交叉的阴线。这些阴刻线细若发丝，线条极其规整。 大多数璋身和柄部相接处都有一个规则的圆孔，孔有从两面打者，也有从单面打者，打好之后再对孔壁进行修。有个别牙璋没有孔，有的牙璋还是多孔。先民们高超的薄片切割技术、钻孔和管钻技术，以及精湛的琢玉工艺，令人赞叹不已。

图11

二里岗时期的镶嵌复合工艺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文中图11所示的铜内玉戈，就是美玉和青铜结合在一起的古代艺术品。该器物的戈为青白玉，玉质温润，玉援有弧度，有中脊和边刃，前锋薄而锐利，锋呈三角形。用青铜制成的内部设计精巧，上下有阑，阑前为三角形，上饰兽面纹，后部弯曲，并装饰变形夔纹。它虽然没有商代晚期镶嵌复合工艺品的华丽装饰，但仍不失为当时难得的一件艺术珍品。

郑州二里岗时期的玉器不但继承了之前的琢玉工艺，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还创新地发展了新技术、新工艺，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玉器风格，为商晚期玉器异彩纷呈局面的出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商代后期的精美玉器

安阳殷墟玉器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之无愧地引领了商代后期玉器发展的潮流，它上承前期的玉器技艺，下启西周玉器的一代先河。玉工在生产实践中经过不懈地探索，使整体设计水平和雕琢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和升华，创作出了许多玉器精品，犹如一支奇葩绽放出耀眼的光彩，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图12

这一时期的玉器种类更加齐全，根据用途，大致可以将其分为礼玉、仪仗性武器、工具、用具、装饰品、动物及杂器等类别。礼玉类有琮、圭、璋、璧、环、瑗、簋和盘等；仪仗性武器有戈、矛、戚、钺、刀等；工具有斧、凿、锛、锯、刀、槌、纺轮、铲和镰等；用具类有臼、杵、调色盘、梳、耳勺、匕等；装饰品有佩带、镶嵌饰物，以及头饰、冠饰、腕饰、坠饰等。写实性的动物多达30余种，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杂器有韘、马嚼、策等。武器类的玉器都不具备杀伤力，具有仪仗性的功能，在极少数的戈上雕刻或书写纪事性文字。如妇好墓出土的一件大型玉戈有“卢方皆入戈五”字样（图12），字迹纤细而有力，记述了卢方国的皆纳贡5件玉戈之事。总之，这些玉器与前期相比，造型愈发生动，纹饰变得繁缛，工艺愈加精湛，代表了商代玉器的最高成就。

图13

在琢玉技艺上，玉工表现得更加娴熟，每一个工序操作起来显得愈加得心应手。如在选料和用料上，巧妙地利用玉料的自然形状，设计出较为贴切的题材。通常还利用同一块玉料或玉色相近的料，琢雕出成对的器物，从视觉上更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念。同时，玉器的造型趋于多样化，有些作品的艺术效果达到了质的飞跃。如妇好墓出土的跽坐人形玉佩（图13），为一个和田玉圆雕人像，神态倨傲，作跽坐状，双手抚膝，眼、眉、鼻、口、耳及发饰等都刻画得细致入微。身着交领及足踝长袍，腰束宽带，左佩卷云状柄形饰，给人以身份高贵的印象。充分反映了玉工丰富的想象力和细腻的技艺手法，形象地再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将富于浪漫主义的情趣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商代造型艺术的代表佳作。又如圆雕的兽、畜、昆虫等，将其特点充分表现出来，显得有极强的生命力。由于玉工熟练地掌握了镂空、钻孔和抛光等技术，多数玉器的表面光泽晶莹。我们知道，一件玉器的制作，要经过选料、开料、造型、雕琢、钻孔、抛光等一系列工序，而每个过程都需要玉工默契地配合，才能雕琢出较为满意的物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件精品的问世是何其难的事情。即使用今天的工艺水平来衡量，有些方面也是难以企及的。

商代后期玉器特征非常明显，玉料的色彩呈现多样化，有碧玉、青玉、黄玉和白玉。玉材以本地产的为主，但王室对玉的审美追求有较大改变，如妇好墓陪葬的玉器中和田玉占多数。人们对玉器造型和雕刻工艺的追求更加完美，不仅继承发扬了以前的几何形纹饰图案，成功地将阴刻与平雕工艺结合在一起的作品呈现给世人，而且还涌现出了浮雕、透雕及圆雕作品。值得称道的是，圆雕玉器的问世，是琢玉工艺史上的历史性巨变，无异于一次技术革命。从而说明当时的玉工已具备了立体造型的设计能力，对玉料的认识有了深刻的变化，再兼上拥有比较得力的制造工具，达到高度统一的艺术境界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时，玉工创新出了各种人物和动物形象。立体人物大多是用黄玉制作的，因为当时的黄玉是高贵的象征，只有地位很高的贵族才有资格使用。其表现手法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和很强的装饰性，还有简洁的艺术特点。要形象地表现出一个动物或人形，头部、眼睛和牙齿等是主要刻画对象，玉工用婉转的阴线纹巧妙地突出这些部位。这种表现手法最大的特点是弯道较少，粗线条多。而绝大多数动物形象都是板状的，一类是璜形板状体，似扇形，动物纹饰随扇形体变化，外廓按动物形体变化。另一类是在边缘琢出动物外廓，以线条刻画廓内各部位。

图14

玉工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他们还别出心裁地雕琢出了仿青铜玉器——簋，以及臼杵、勺、匕、矛、锯、镰、刻刀、调色盘等器物，这些为我们断代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至今仍耐人寻味的是这件陪葬妇好的玉臼杵（图14），壁上残留大量的朱砂痕迹，无疑是当时研磨器的有力证据。白玉臼下腹内收，形成了平稳的底部，宽平的口沿衬托得更加厚重，光滑的臼内壁是长期使用的见证。圆柱形的棕色玉杵柄端较细，中部形成了因使用而留下的旋纹。千年的岁月年轮，曾经无数次的使用痕迹，都定格在了上面。睹物思人，你会产生几多联想，多少遐思。

图15

我们在鉴赏殷商晚期精美玉器的同时，会发现有为数不少的凤鸟形象，这与殷人的图腾崇拜有着密切关系。正如《诗经·商颂》所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对玄鸟的喜爱其实源于对祖先的敬仰之情，正是这种凝聚了强烈的思想情感、坚定的信仰和美好期望的特殊介体，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玉工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譬如妇好墓出土的一件黄褐色玉凤（图15），美丽的凤冠，飘逸灵动的身姿，舒展而带有几分夸张的长尾翎，给人以洒脱的美好印象，处处洋溢着活泼和清新的气氛。这件作品虽然表现的是一只玉凤，但其优美的体态，不禁会让人联系到婀娜多姿的少女，丰腴迷人的少妇，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其艺术水平达到了象征性与装饰性的高度统一，成为该时期玉雕技艺的发展潮流，进而为西周玉器的进步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总之，商代玉器是商民智慧的结晶和体现，代表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风貌，反映了宗教信仰、丧葬礼仪等领域的一些重要信息，展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成果，为中国玉器发展史写下了灿烂辉煌的篇章。

——《理财收藏》杂志2014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