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员“私书”具有政治文化意义
汉代驿制的完备和成熟保障了政令传递的畅通，其管理方式的统一也使得社会机体增加了活力，可以看作政治文化进步的表现。汉代民间通信中，存在利用驿传系统的情形，官员作为社会成员，自然也有类似条件。然而，官员在占用交通工具、交通动力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使得公共资源受到一定侵害。官吏利用书信实现的具有政治色彩的“交通”，是高层执政集团高度警觉并且予以严厉禁止的。
驿送私书情形
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了两件木牍家信。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私人书信实物。11号木牍是在淮阳作战的军人“黑夫”和“惊”问候家人亲友安好并索要夏衣和钱的书信。信中写道：“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涉及作战地点和任务。6号木牍是“惊”写给“衷”的书信，在问候之后也提出了钱物请求。其中有关“新地城多空不实者”以及“惊居反城中”等文字，也透露了军情。“黑夫”和“惊”发出家信的淮阳，也就是今河南淮阳，距秦牍出土地点湖北云梦县约430公里。这两件木牍家信的传递方式，是我们应当考察的。
居延汉简中也有私信遗札。例如，著名的曹宣致幼孙的书信，就是汉代私书的标本。信中书写的内容，涉及“塞上”“治所”“发卒”以及“行兵使者”是否“到”等边地军情。这封典型的汉代书信，大约是通过“因使奉书”的形式来邮递的。发信人因为有到候官处理公事的便利，利用了候官的交通条件。曹宣写的另一封书信，寄给距其40余里的董房、冯孝“二卿”。曹宣希望对方能够多通书信，“时时数寄记书相问音声意中快也”。书信传递方式，是“第六隧卒杜程、李侯常得奏都仓”。戍区相近，可以“时时数寄记书相问音声”。居延书信简中又可以看到所谓“道远数寄书”的文辞。居延大湾出土的一件帛书私信中，也有“数寄书”“来者数寄书”诸语，随书信送递的，有“米”“肉”等生活消费品（《居延汉简甲乙编》乙附51）。这封书信是答谢对方“厚遗信”问候而借“□御史之长安”的机会致送礼品的附信，礼品有“野羊脯”等，“以小笥盛之”。居延汉简中还可以看到寄送衣物之例。大概直接或间接地利用驿传条件的便利转递书信，是军政系统通常的情形。私情和私物由此送达，也是自然情态。
南朝宋人盛弘之《荆州记》，记录了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陆凯“自江南寄梅花”“诣长安”与范晔，赠诗写道：“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后来，“驿使梅花”“驿寄梅花”成为人们熟用之典。“驿”所传递的信息，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物质等级，提升了浅层次的思念，具有了情趣沟通的意义。后人诗句中，金代刘仲尹“谁道江梅驿信迟”（《梅》）、元代耶律楚材“信断江南望驿尘”（《过覃怀二绝》）、明代刘夏“驿骑梅花岭路春”（《交阯范师孟赠回京》）、清代陈维崧“三春去半，半付邮亭和驿馆”（《减字木兰花·上巳后一日途次洧川》）等，都借“驿”和“梅花”的美好关联，颂扬人际如春意一般的友情。通信双方有可能因此实现较高境界的“意中快也”。因此也有称驿站为“梅驿”或“梅花驿”的。唐诗中已经多有名句说到“驿使”传递信息以及实物。如李白《子夜吴歌四首》其四：“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韦应物《突厥三台》诗也说驿使“送征衣”事。这些都使我们联想到秦牍索求衣物的私人书信由“驿”传递的可能。
陈遵“治私书”数百封
一般情况下，官员以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占有较便利的通信条件，他们的私书借公文传递系统转送的情形非常普遍。《汉书》卷九二《游侠传·陈遵》说：“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称誉者，繇是起为河南太守。既至官，当遣从史西，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冯（凭）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河南大惊。”陈遵一次即“治私书”“数百封”，致使“河南大惊”。这是利用“当遣从史西”的机会，“治私书谢京师故人”。“私书”由西行“从史”传递，明确可知是利用了驿传交通条件的。所以，致使“大惊”是国家交通资源滥用的缘故。陈遵“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以及“从史”在纸尚未普及的情况下携带“数百封”书信“西”行的情形，成为中国书信史上的奇异情景。
官场的“私书”，多有“请托”内容。这种“私书”一旦被发觉即治罪，严重者甚至判处死刑。《后汉书》卷三四《梁松传》记述与梁敞子“交通”的张俊事迹：“松数为私书请托郡县，二年，发觉免官。”“私书”通过官驿传递，可能是容易被发觉举报的原因。《汉书》卷九三《佞幸传·石显》：“郑令苏建得显私书，奏之。”《后汉书》卷四五《袁敞传》又记述张俊与袁敞子“交通”的情形：“郎朱济、丁盛立行不修，俊欲举奏之，二人闻，恐，因郎陈重、雷义往请俊，俊不听，因共私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书与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狱，当死。”
官员“不发私书”，是极罕见的特例。《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说郅都事迹：“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所谓“倍亲而仕”，强调了从政则当“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虽“妻子”亦“不顾”的基本原则。《艺文类聚》卷五八引《吴录》说，王宏任冀州刺史，“不发私书，不交豪族”，于是得到“王独坐”的称誉。又引《鲁国先贤传》说，孔翊就任洛阳令，以器盛水置于前庭，收到私书则投掷其中，“一无所发”，于是“弹治贵戚”，可以“无所回避”。所谓“不发私书”，是为官清正的标志。《后汉书》卷四八《应奉传》李贤注引《华峤书》：“华仲少给事郡县，为吏清公，不发私书。”不以“私书”往问，也是官吏清廉的表现。《后汉书》卷六四《吴祐传》李贤注引《陈留耆旧传》：“祐处同僚，无私书之问，上司无笺檄之敬。在胶东，书不入京师也。”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此又可以了解当时官场“私书”往来频仍而且数量繁多的情形。这些“私书”自然多是通过驿传系统等国家交通设施传递的。
“通私书”“交通私书”罪案
“交通私书”作为政治术语，指一定社会层次人等社交往来的方式，往往用以指责具有特殊目的的非法交往。这种情形一旦涉及高级权力斗争，往往构成重罪。《汉书》卷七《昭帝纪》载元凤元年（前80年）冬十月诏公布了如下政治事件，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数以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与燕王通谋，置驿往来相约结”。于是，“燕王遣寿西长、孙纵之等赂遗长公主、丁外人、谒者杜延年、大将军长史公孙遗等，交通私书，共谋令长公主置酒，伏兵杀大将军光，征立燕王为天子，大逆毋道”。这一政变图谋“故稻田使者燕仓先发觉”，告知大司农杨敞，杨敞告谏大夫杜延年，终于被举报。“延年以闻。丞相征事任宫手捕斩桀，丞相少史王寿诱将安入府门，皆已伏诛。”事后杜延年、燕仓、任宫、王寿因功“皆为列侯”。这是一起争夺最高权位的“谋反”案。“燕王”与朝中权贵“交通私书”，同上官桀、桑弘羊“与燕王通谋，置驿往来相约结”形成互动。这起“大逆毋道”犯罪的重要表现之一，即“交通私书”。“交通私书”与“置驿往来”，形成“相约结”特殊关系的方式。
“通私书”“交通私书”受到严厉指控的史例，还有《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广陵厉王胥》：“胥女为楚王延寿后弟妇，数相馈遗，通私书。”《汉书》卷八〇《宣元六王传·淮阳宪王钦》也记载刘钦与“舅张博”的特殊关系，甚至曾经“为博家属徙者求还”，“丞相御史复劾钦：'前与博相遗私书，指意非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过而复称引，自以为直，失藩臣体，不敬’”。由“指意非诸侯王所宜”可知，“私书”已经成为罪证。这与上文石显、张俊被政敌“得其私书”情节相同。
这些案例可以说明，因当事人身处权力阶层，“交通私书”不单单是私人交往行为，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
编辑：何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