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源流史》中国秦汉时期哲学之六：董仲舒

中国秦汉时期哲学之六：董仲舒

自秦建立了中央集权封建一统的政治格局以后，秦汉统治者都在积极寻找与之相适应的巩固中央集权的思想武器。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经过了七八十年，几代人的探索，最后终于找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神学思想体系，从此定为一尊，成为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里面有深刻的政治原因、经济基础和思想根源。

从经济上看，汉初经济残破，高、惠、文、景四朝用黄老之术、行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力行节俭，对外礼亲退让，不兴兵戈，鼓励发展生产，经过60余年，到汉武帝时，国库充盈，太仓的粮食" 陈陈相因" ，国家财力强盛，以前无力兴办的事业现在可以办了。从政治上看，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但没有稳固下来就被推翻了，汉承秦制，略有损益，但是汉初政治局面是不稳固的，高祖时有异姓王的威胁，文景时刘姓诸侯王割据势力的发展，直到景帝削平了吴楚七国之乱，又陆续削夺诸侯王的爵位和封地，到汉武帝行推恩令，王国问题才得以解决。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巩固，政治上真正实现了有效的统一。

在经济强盛，政治统一的新形势下，思想统一的问题也亟待解决。秦曾经试图以法家为主，禁百家之书，焚书坑儒，进行了思想专制的第一次尝试，结果失败了，汉初接受秦朝的教训，推崇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治愈战争创伤的作用。到汉武帝时情况变了，柔弱的黄老思想已不适应于强盛起来了的大汉帝国了。为了维护汉朝长治久安，亟需建立一种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的思想体系。董仲舒适应这种要求，建立了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具有神学内容的新儒家体系。汉武帝选中了它，并定为一尊，终于为封建统治阶级找到了合适的精神支柱。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生活在公元前179 (汉文帝元年）到公元前104 年(汉武帝大初元年）之间。他早年就研究《春秋》，汉景帝时曾当过博士(官方讲授儒家经典的教师），他设帐教学，专心致志，攻读儒家经典，" 三年不窥园"。汉武帝时" 举贤良文学之士" ，他以三篇对策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大一统的哲学理论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切中武帝下怀，深得武帝赏识。

董仲舒一生著述繁多，流传至今的只有三篇《举坚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一书82篇。他在公羊春秋的基础上，以儒家思想为主，揉合法家；阴阳家的某些主张，将儒家思想改造成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思想体系。

1.神秘主义的" 天人感应" 论

董仲舒的全部哲学思想都是为汉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制造理论根据的。象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封建政权一样，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也需要" 神权" 的支撑。中国奴隶社会里没有象欧洲、印度等地方那样形成强大的宗教神权，儒法道等都是以世俗学派、思潮的面貌出现的。然而，封建政权天生的要与神权相结合。一种学说要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就必须进行一番宗教神学化的改造。董仲舒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借儒家《春秋公羊传》的" 微言大义" ，单发出一套唯心主义目的论的" 天人感应" 说，为儒家思想罩上了神秘主义的宗教神学色彩。

" 天人同类" 的观念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基础。他认为" 天" 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天按照自身的体制有目的的制造出人类以及人世间的种种事情，他说："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 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天按照它的样子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宇宙的缩影，人身有366 小骨节，副天之余有366 日之数，大骨节12，副月份之数，内有五脏，副五行之数，外有四肢，副四季之数。不仅人的形体与天同类，人的情感意识也与天同类，他说：" 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 总之" 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 在董仲舒看来，人完全是" 天" 的复制品，人是一个缩小了的小宇宙；宇宙则是放大了的一个" 大人"。这种比附实际上是把自然拟人化了。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拟人观，是其天人感应说的基础。

董仲舒讲的" 天" 是有意志的。他把阴阳五行和自然季节的变化说成是天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如说：" 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他认为天有阴阳二气，" 阳尊阴卑" ，阳气仁，体现天的恩德；阴气戾，体现天的刑罚，天尚德不尚刑，" 天数右阳而不右阴" ，以阳为主，以阴为从。这实质上是把阴阳二气伦理化了。

董仲舒又以" 五行" 说成是" 天之次序" ，并与人的等级次序相比附，如天有" 五行相生" ，人有" 父子之序" ，" 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他还将人的忠与土的" 厚" 相比附，认为" 事君，若土之敬天也" ，" 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 这样，董仲舒抽去了阴阳五行说的朴素唯物主义因素，将其演变成了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目的论。

董仲舒利用当时科学对声音的" 共鸣" 、" 共振" 现象，以及医学上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农学中天象对作物的影响等方面的认识，来解释天与人的关系，提出" 天人感应" 说。他说：" 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 这就是" 同类相动"。人与天同类，也应相动，也就是" 天人感应"。天按照它的意志安排了人间的事理，并通过祥端或灾异来体现天的意志。他说道："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 ，他引《尚书传》中的例子说：" 周将兴之时，有大赤乌街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

按照董仲舒的说法，上天制造人，是要人来实现天的意志，人的行为符合天意，天就喜欢，就降祥瑞，以褒奖；人的行为违背天意，天就震怒，就降灾异以示" 谴告" ，如仍" 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可见，董仲舒提出" 天人感应" 学说，主要为了说明现存社会秩序是上天安排的，大家都要老老实实按照天的意志办事，否则就会受到天的惩罚。这一方面对老百姓有欺骗和恐吓作用；另一方面，对统治者也有一定的警戒作用，要他按照上天的意志实行仁政德治，做个有道之君，否则失道就会受到上天惩罚，乃至败亡。这也算是对至高无上的君权的一种限制，一种冥冥之中的神权的限制。

2." 大一统" 的封建政治思想

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思想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为汉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 一统" 天下制造理论根据。

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皇权问题，董仲舒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神学理论应用到政治领域，提出了" 君权神授" 的观点。他说："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前面已讲过" 天" 是至高无上的，那" 受命于天" 的" 天子" (君王）是天在地上的代表，也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说：" 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 ，" 天地人主一也。" 君权神圣的理论为封建皇权罩上了一层神圣不可侵犯的灵光，使天下诸侯臣僚百姓都在" 君权神授" 的天威之下" 尊君" ，老老实实地接受皇权统治。这一方面对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起着欺骗、恐吓和遏制的作用；另一方面，对诸侯割据势力和地方豪强势力与中央集权的对抗也是一个思想限制。

董仲舒认为，要想巩固政治上的一统局面，就必须统一思想。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因此，他主张把特别重视" 一统" 的儒家思想定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他提出："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就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要让"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这一思想适应了汉武帝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要求，被汉武帝所接受。从此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 独尊" 地位，孔子也被神化，推为素王，奉为" 圣人" ，具有了" 教主"的意义。然而，董仲舒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已不是孔子本人的儒家思想了，而是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杂揉各法阴阳各家学说改造而成的更适合封建专制政治要求的新儒家思想体系了。

3."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

为了说明封建制度是绝对的，永恒的，董仲舒还提出了" 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他看到了对立面的普遍存在，指出"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

董仲舒看到了对立面的存在，但他只强调对立面之间的相合，而不承认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他认为矛盾的双方总有一方永远处在主导的地位。一尊一卑，其地位和性质的不同是永恒的，不变的，不可转化的。他说：" 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守空处。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 在董仲舒看来，阳尊阴卑，阳上阴下，阳先阴后，阳为主阴为从，这是" 天之常道"。"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董仲舒以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说明封建统治秩序和伦常关系的亘古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他说："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阳尊阴卑，那么，君、父、夫永远处于统治地位而臣、子、妻则永远处于服从的地位，这是天经地义的，其位置是不可动摇的。此乃" 王道之三纲。" 这就是后来形成的"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说教的发端。

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强调" 正名"。不管实际如何，只要有名份，就处在相应的位置上，就拥有这个" 名" 所给予的权利或义务。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 名教"。董仲舒不仅概括发展了" 三纲" 说，而且把纲常名教说成是天的意志的体现，且是水恒的，万古不变的。他的这种封建纲常名教思想对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董仲舒也不是绝对否认变化，托古改制正是公羊学派的特征之一。但是这个变化是在" 道不变" 的范围之内的" 权" 变。为此董仲舒提供出了" 经" 和" 权" 的概念。" 经" 是指通常情况，" 权" 是指异常情况。他承认在非常情况下的变通是必要的，但" 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城。" 也就是在" 道" 的范围之内。道永远是正确的，弊政在于" 失道"。因此，" 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即使是改朝换代" 易姓更王" ，" 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 ，也只是顺天志而明自显，纠正前代的失道之弊，恢复天之正道而已。最终仍然是" 天不变，道亦不变"。

4.唯心主义认识论和人性论

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认为，人的认识主要是认识、体察天意。能否与无意相符，就是人的认识和行为是否正确的标准。认识天意的途径，一是观察天的" 喜怒之气，哀乐之心" ，如四时寒暑更替，祥瑞灾异变化等；二是向内自省，体会天意。即" 道莫明省身之天" 董仲舒认为，天人本是就是合一的，天意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之中。因此，没有比向内反省更能认识" 天意" 的了。这就是董仲舒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董仲舒用这种唯心主义认识论观察历史，指出了英雄创造历史和循环论的唯心史观。在他看来，天的意志不是任何什么都能认识到的。只有圣人才能真正体察天意，他们能知" 天地鬼神" ，知" 人事成败" ，知" 古往今来" ，是" 同诸天地" 的先知先觉。" 故圣人之言，亦可畏也。" 这样，社会历史就是圣人根据天意安排的。人民群众就应该" 畏圣人言" ，老老实实接受" 圣人" 的统治。

为了说明封建统治秩序的亘古不变，董仲舒还提出了" 三统" 、" 三正" 的历史循环论。所谓" 三统" 就是黑、白、赤三种颜色，夏尚黑为黑统，商尚白为白统，周尚赤为赤统。夏以寅月为正月，商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此乃" 三正"。历史就是这三统周而复始的更替。因此，朝代更替就要改正朔，易服色，但封建的根本制度、纲常伦理则是自古一脉，永恒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唯心主义天道观和认识论的基础上，董仲舒还在人性论问题上提出了" 性三品" 说。他把人的本性分为上(圣人之性）、中(中民之性）、下(斗筲之性）三个等级，也就是" 三品"。认为圣人之性天生善，斗筲之性天生恶，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即孔子所谓" 上智与下愚不移"。

但是董仲舒又认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不可以叫性，他所以称为性的是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处于善恶之间，可以通过教化使其成为善性。可见董仲舒的人性论不同于孔子。他看到人性之中有天生的善质，这一点与孟子相似。但他又强调：有善质不等于本性" 已善" ，" 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 其目的在于要人民接受" 圣王" 教化，从而" 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 ，也就是突出强调了封建道德教化的必要性。董仲舒又认为，人的本质中有性还有" 情" ，好比天之有阴阳。性为阳，主善；情为阴，主恶。因此人性之中也有恶的一面。

这一点很明显是受荀况的影响。董仲舒认为，人性兼有善恶两个方面，" 仁贪之气，两在于身"。善恶两性之中，善质为主，恶情为从。他以孟轲的人性论为主，又吸取了孔子、荀况的某些观点。这是一种善恶二重论的人性论，是对先秦诸子人性论的一个总结和发展。

董仲舒在西汉武帝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形成了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具有神学内容的新儒家体系。他的学说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定儒家为一尊，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他建立的宗教神学成为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他的" 大一统" 的政治思想对于汉代乃至后世巩固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以儒家仁政德治为主，兼收刑名思想的政治主张，为汉武帝乃至后代封建社会所继承；他的" 纲常名教" 观念更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

对于董仲舒历来褒贬不一。他的那些宗教神学理论现在看起来十分荒谬。但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理论却是最适合社会需要的，是自秦始皇统一到汉武帝七八十年思想探索的结晶，甚至可以说是自春秋战国封建思想萌芽以来几百年思想探索的一个总结。它标志着封建意识形态的最后确立，是中国思想认识史上至关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