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海回忆录（164）改革潮 引领潮流（四）
八月即开赴大庆演出，剧目有《群借烧华》《龙凤呈祥》《锁麟囊》《六月雪》《大破铜网阵》等。后又去鞍山、沈阳，回京后即一九八四年二月香港演出，再回京后就告一段落。原因很多，最主要是主演们合作戏太少。
一年又过去了，全国城乡都已掀起更加深入的改革浪潮，而京剧界依然在改革问题上，尤其在体制改革问题上辗转腾挪，艺术生产力被大锅饭、铁饭碗、平均主义等弊病束缚，不能更多地出人才、出好戏，面临着市场日见萎缩的危险。每一个热爱艺术的演员无不热爱自己的集体。大家都盼望着改革，盼望着有一个更好的、更理想的演出团体，挽回京剧已沦落为“夕阳艺术”的局面，让京剧振兴!
党中央号召改革是使京剧艺术焕发光彩、焕发艺术青春的唯一途径。文化部部长朱穆之为了推动中国京剧院的改革，七次到中国京剧院将党的改革精神向我们传达，动员要求我们剧院本着出戏出人，改善个人经济，节约国家资金的宗旨进行改革，并在全院大会上亲自点了我的名，将了我的军。他说:“世海同志，您老经验有，新的经验也有，您应当拿出比较确切的符合艺术规律的方法。”
是呀!我经历过解放前的旧京戏班社，后来亲身体会国家剧院，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要带头。偌大一个中国京剧院，如果给国家做不出多大贡献，我心里着急!着急，就得去做!
中国京剧院中以赵书成、高牧昆、陈真治为首的有志中青年，按照文化部有关改革的指示精神，自愿结合，组建起一个团，正需要艺术上的领头人。年轻人找到正在昆明拍电视剧《侠女除暴》的我，希望我打大旗。我觉得共产党员应站在改革的前列，没含糊，答应了。
我和杜近芳、张春华三位与这几十位中青年取得共识，冲上了改革第一线。“改革”二字写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哪!不论原来合作关系如何，不能取得共识，这次就不能合作。最可怕的是无风起浪的闲言碎语。
在急需主演老生的前提下，听说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五日正式从上海调来北京京剧院的张学津，至今无演出团可归属，两次组团一筹莫展，除和谭元寿、马长礼的一团演了三十四场戏外，始终赋闲在家。于是我和杜近芳、张春华三位把张学津找来，介绍了根据文化部部长的改革方案成立改革试点团，希望在一起演出的想法。张学津认为我们这老三位都是可尊敬的艺术家，能够与之同台演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何况当前是演戏无路、有劲儿没地儿使的情况，他心情激动地同意了。张君秋闻知后也给我打来电话，我们老哥儿俩也取得共识。
皆大欢喜后，具体实施难了。组团完全符合中央的改革方针政策，中央文化部也有批件，但没有先例。学津一次次找院长、找书记，我去找京剧院，甚至去找北京市委，北京京剧院、中国京剧院洽谈借调用组织原则一要求，就一个字，“难”!最后还是张学津在得到当时院长默许后才随我们来演出的，真感谢北京京剧院这位院长的成全。
几十年后，张学津在回忆录《生正逢时》一书中谈到此事是这样说的:“在完全不影响北京京剧院工作的情况下，并今天看来，前任院长说:“你要走我拦不住，要叫我说你去吧，我不能说。但是我的大门是向你开着的，如果你来信，我去接你。后来又说:现在看来，这件事情可能不对，也许以后是对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这位前任院长能做到这一点，表面反对，心里同情，并给予默许，已经很难为他了。也许他就是因为这件事而下台的，我想他是个好人，我们应该记住这位院长的名字:史占海。”
队伍拉出来了，也知道难，却是没想到承受的压力如此之大!
就在邯郸场场客满，大家无比振奋:就在《龙凤呈祥》落下帷幕，掌声将停;刚刚送走从石家庄赶来看戏并上台来接见的河北省省长、书记，我的汗尚未止、喘息未定的时刻，我看到了一封电报:
邯郸市文化局转袁世海:
请立即动员张学津回北京京剧院工作，以挽回产生的不良影响。
文化部艺术局
这封电报谁看了，谁都感到赤热的心中，被浇了一盆冰水!幸而我给艺术局书记打通了电话。领导说:“此事作为公事，但走不走还是剧团的事。让张学津跟北京京剧院把事做得圆满点儿。”紧接，中国京剧院又来电报:一是祝贺演出成功，二是让赵书成速回，三是让张学津回北京京剧院。
我想不明白，张学津想不明白，赵书成想不明白，大家都想不明白!
像张学津这样一个生行中拔尖的人オ，北京京剧院各团安排不了，两次组团均未能成功，在家一待近两年，可以相安无事。一个演员停演两年有多大的损失，这个责任谁负?谁能来负!一个演员的最佳演出期又有多少个两年?为什么宁可闲着，也不能在闲时随中国京剧院去演出?一封封申述、请求的信发出了，一次次汇报、请示的电话打了，也占了多少宝贵的精力和时间！……
当然，这些难题大家团结一心都打过来了。现在，赵书成的问题又升级到给组织处分了。院里还给改革试点团里的舞美工作人员彭连生来信，大概内容是院里二十五日有演出，让他带着道具回京，别误演出。
难道改革错了吗?我问自己，不!我们改革没错。若说里边有这样那样的偏差，我不敢说没有，肯定有。任何事都不会十全十美，应该在实践中在组织帮助下逐渐完善。但是核心意义是要改革，党号召共产党员要站在改革的前列。我是共产党员，几年的党龄也是共产党员。何况文化部部长朱穆之点了我的名。我不能口头拥护改革，实际观望!怎忍心看着京剧滑坡，继续丢失经济市场。这也是我这代人吃一辈子京剧饭的良心、责无旁货的义务!我得下河摸着石头去寻路，一定要摸索出使京剧振兴的路!
在邯郸曾有一位记者采访我时说:“袁老，既然这次您是扛着改革大旗来邯郸演出的，邯郸城乡正在改革之中，您是否给的人民留下几句话呢?”
我也曾爽朗一笑，说:“我八岁登台，算来已六十余年矣。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响应党的号召，走在改革的前列。古稀之年，为改革贡献点儿力量是我的一大乐事，愿与大家共勉，将改革推向前进，把余热散发在生前，绝不留到死后。”
国家组织部、组织局局长陈云鹏同志也说得好，他肯定了这个团的改革方向是对的，几位老同志肯领头干是非常好的。
三月底，陈云鹏同志第一次来时，大家向他述说了改革试点团虽是演出成绩斐然，和几次接到催张学津回北京京剧院，催赵书成回京议事的电报……又难以执行之苦处。几天后，陈云鹏同志一大早再次来找我，他向我们提出了注意事项:改革是新生事物，要有认识过程，让其慢慢通。不要互相戴大帽子。他要改革试点团成立临时党支部，要过组织生活，说明有组织关系。并告诫团结非常重要，在文艺界更重要，团结合作要坚持。同志之间互相多谅解，互相取长补短…这给改革试点团的领导予以很大的精神力量。他说得对!遵照他的提示，四月初，改革试点团成立了党小组，曹韵清、赓金群为正副组长。
想来，我应该有信心让改革试点团本着出戏、出人，改善个人经济，节约国家资金的宗旨，进行改革，摸索着向前发展。当然完成这项任务确实不容易，但也不是做不到。不由得想到一九五O年，在党的支持下，在田汉、马彦祥同志的动员下，搞起了集体所有制的新中国实验剧团，李少春、叶盛章、我、黄玉华、孙盛武等一起办了十七个月。没要国家一分钱的补贴，全团人还都丰衣足食。整理演出传统剧目不算，还拿出了《将相和》《云罗山》《虎符援赵》《夜奔梁山》和《血泪仇》五台新戏。这里也有可借鉴的经验:当时全团上下总共八十一个人，不上场的就一个半:一个是会计，另个是外联还兼着跑龙套。大伙儿心也齐，总是晚上止了戏排戏，不管有事没事，八十一个人全到。戏的质量不低，《将相和》《野猪林》直明到今天仍脍炙人口。艺术上对得起观众，怎么会没市场呢!
我总在想、那时候能做到的，今天为什么就做不到呢?当然，事隔三十年，各方面情况都不一样了。可只要充分调动起每个人的积极性，把路子走活，出戏、出人、出钱的局面一定能够形成。
当时，城乡差别依然较大，绝难与现在的公路、住宿条件相比。慰问附近的丰收县任务十分艰巨，演出的环境艰苦。既是对全体演职人员的考验，又是锻炼，更是舒展眼界受教育的时刻。在同志们的相互关心下，大家心甘情愿，克服重重困难。
本应是先去魏县，魏县有变化，较仓促地提前来到大名县演出七场。
更有趣的是，冠县演出结束，行装已收拾好，等大名来车接，结果，大名车来晚了，演员们等得闲暇无事，不知是谁顺口而念了一段引子:“被困磁州，思大名，还不来车!”
大家一听，有滋有味，笑的笑了，唱的跟着唱起来。
没想到，大名的住宿条件最差。原为散戏后，女同志天黑不便走夜路去招待所，便让三位女同志留宿后台。不料，剧场后台仍是土坑，屋内没水、没电、无窗，只一领席、一床褥。当晚又遇雷雨……亏得好样的高牧昆、胡学礼、刘海清见此状况，主动与三位女同志对换。
大名的化装环境是十分简陋用席棚接出来的。大家毫不以为然，在化妆间仍是谈笑风生，这代表着大家的心态的。春华还讲起解放前他所坐飞机在圣诞节前夕失事，满飞机的乘客、乘务员遇难，唯独活了他张春华的事情。他的故事把我也吸引了过来，倾耳而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