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铁鹰：李时人——我想记下的西游奇人（二）

作者自按：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间我与《西游记》研究结缘已四十余年。其间心之收放，学之得失，均可查寻，无需当事人操心，但有些在师友之间发生的切磋交往，牵涉某些学术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和对未来方向的前瞻，也还值得一说，故有此系列学人研究专文。

称以下将要追踪的几位为“奇人”，指其之专长并不在此，但却对《西游记》研究或推进有功，或所见卓异，有不可埋没之功。

李时人教授

每当我回顾自己的西游研究的历程时，都会想到李时人先生——我高攀一点，称他为朋友。自认的。

我的《西游记》研究，颇有点野狐禅的意味，也就是说前程由机缘决定。我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当时称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在乌泱乌泱全班四十九人中（原本五十，但开学不久就有一位同学因为已有四个孩子而被劝回家乡读书），我的年龄、阅历、入校成绩都只能算中等之质。

这“中等”二字，没有任何褒贬之意，确实只是侥幸，年龄排序在我前面的同学中，有出身名门世代书香家庭的，有完整读过六年中学又插队十年的，有上层关系丰富见多识广的；他们或者书不离手，诗不离口，脸上似乎全写了学问二字；有的脸色黝黑，整天拖根烟杆，吞云吐雾，眼神都莫测高深；有的自带风流，西裤皮鞋，时时作仰天长啸状。

有次与一位年长同学聊天，说到他的入校成绩，竟然是459分！当年高考，满分500，南京大学的门槛是380，过400即清华北大有望！这等世界，哪有我这样市井儿童张扬的空间。

在校期间，我对专业方向基本没有概念，外国文学、文艺理论、古典诗词都舞弄过，还尝试写过散文小说，虽然勤奋，但三年多时间里所谓的方向却没有一定之规，因为此前的积累实在不足以让我咬定哪座青山不放松。

吴承恩塑像

1982年初回家过寒假，忽然巷子的那一头热闹起来，一块曾经颓旧的宅基地上盖起了新房子，且是那种青砖小瓦一般人家绝对盖不起的那种，还圈了一个大院子。好奇，问了，原来是政府在修复吴承恩故居。

补充一句，我家在淮安河下古镇的一条小巷里，与吴承恩故居相隔也就三四百米，只是当时不知道那就是吴老夫子的旧居——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这还是知道的。

一来二去，三言两语，与政府的吴承恩调查组就熟悉了，当时正值毕业论文的准备阶段，于是就忽然开窍，以此为文题写出了我的初始学术论文，写了两篇，一篇发表在我的母校学报上，一篇成了第一届全国《西游记》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

虽然刚毕业手中就握有论文，也算不简单，但我在各类学术活动中内心还是有点怯儒，甚至有点自卑。这除了源自对学术大神们的敬重之外，和胡小伟、李时人等一帮青年才俊的张扬其实有关。

聚焦李时人。请看主要根据百度整理的介绍：

李时人（1949—2018年），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年69岁。1968年高中毕业后当过插队知青和工厂工人。有十余年自学经历；1980年由王进珊、廖序东等教授推荐,被破例录聘为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专业教师；1986年越级晋升为副教授。1989年调入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1992晋升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

李时人教授

李时人先生是当年公认的奇人、狂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小说，由于经常参加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的活动，所以我们交集较多，经常能看到他的精彩表现。

他喜欢在会上放炮——包括在《西游记》的学术研讨会上——屡屡针对一些大家成说，引起争议；又往往放炮后扭头就走（理由是还有会议要参加），留下一地鸡毛:你们争吧，骂吧，反正我的话说了。这就是他的做派，所以大家都说他是狂人！

但现在想来，这样的张狂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崇敬大神，景仰权威，但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已经远离学术多年的旧时大神权威们的认知往往陈旧保守。

时人先生属于新锐一代，敢于批判，敢于提出新见，但一旦与大神权威们发生冲突就很尴尬，会有不说不行，说了就有不是的场面，所以他们就采用打了就撤，速战速决的战术，干脆地把问题提出，任由他人怒骂。很聪明，就是一条学术界的鲶鱼，贡献就是搅动学术界的一池春水。

狂是需要本钱的，并非人人可以，本钱足才有底气，否则就是妄。李时人还是一位奇人，他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知青和工人（据说还拉板车）自学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成果，所以后来王进珊、廖序东二位大牌教授才能推荐他直接进入当时的徐州师范学院任职。

《西游记考论》

我根据资料大概地列举一下，在九十年代他被视为狂人的十年间，他至少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浙江古籍等著名出版社出版了《西游记考论》《金瓶梅新论》《古训新编》《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中国旅游文学大观·诗词卷》(上下册) 《全唐五代小说》(五册) 《李汝珍及其〈镜花缘〉》《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古代短篇小说名作评注》(与何满子合作) 《古今山水名胜诗词辞典》(主编)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大全》(主编) 《明清小说鉴赏辞典》(与何满子合作主编)计十二部专编著；还有数十篇论文，发表在包括《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和《光明日报》等高等级报刊上。

至于质量和印影响，下面我会举例详道。如此说来，这不算奇，还有多少能称奇？他不狂，谁有资格狂？

为了不引起误会，这里还要说一句，这里的狂，不是道德缺陷。除了交流切磋，李时人对前辈的尊重又是有目共睹的。每当看到他与何满子的亲密，我甚至有点嫉妒，为啥我就不能那么从容地坐在何老先生身边呢？

说到底，也就是底气的问题，人家老先生可以允许年轻人坐在身边，但你得提起像样的话题。还让人难忘的一点，他在后进的小兄弟面前，从不蛮横，甚至不张扬，倒是非常愿意交流交流——其实谈不上什么交流，就是愿意听小兄弟们说说，然后和颜悦色地指点一二。

时人先生过世后，我看他的学生们的悼念文章中，说他的学生们都怕他，我就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怕他？后来忽然醒悟，那些是他的学生，对学生严格要求，必定，否则就不是心高气傲的时人先生呢。

李时人教授与弟子们合影

当然，现在能勾起我对他的怀念，视其为西游奇人，想起写这篇文章，还有些特殊的原因。

1982年，李时人与蔡镜浩二位先生合作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的论文（《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3期，后来中华书局 1997年出版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一书。以下为叙述方便，径以“李时人”概括，特说明），当时，直到现在，关注这篇文章的学者并不多，甚至他们二位也没有进一步延展。

但是我看到了，关注了，并且借助于这篇文章，形成了我那点成果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借助于对《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其书的两个书名之一，我觉得这个书名更合理，以下均如此使用）性质的纠误而重新排定了《西游记》取经故事形成的顺序，成了我《西游记》成书研究的核心支柱之一。这就是我特别尊重李时人先生并称他为西游奇人的原因。

事情完整的过程是这样的：

1915年，在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影印了刚刚发现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并以《跋》的形式做出了最初的学术判断。其要点有三：1.刻印于南宋临安；2.是话本的一种；3.是说经话本。

由于罗、王二位前辈的影加上先入为主的习惯，他们的这些意见被后来的研究者广泛采用，形成了“《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属于南宋说经话本”的成说，有众多教科书、文学史为证。

《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

但这个结论并没有经过严肃认真的论证，实际上只是很简单的直观判断，而且，是错的，以致后人想把所知资料按照时间和形态顺序排列成一条贯穿线索时，却发现无法解释很多纠葛，成书研究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1980年，《文物》杂志发表了美术史家王静如先生《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一文（《文物》1980年9期），披露在敦煌的西夏壁画系统中发现了有猴行者形象的取经壁画。这些壁画确切无疑的佛教文化背景和大致可认的形成时间，使其成了对“《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属于南宋说经话本”说直接的、有力的否定。

但在学理上这个发现还属于孤证，还不能完全推翻成说，因此当时学界的反应基本停留在愕然、惊讶、欣赏。两年后，新的论证来了——几乎在1982年年中的同一时期，期刊上出现了两篇讨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成书年代和地点的文章，一篇是语言学家刘坚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以下简称《蠡测》），发表在《中国语文》1982年5期;另一篇就是李时人、蔡镜浩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辩》，发表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3期。

两篇文章讨论的是同一问题，结论如此一致，与前面王静如在敦煌发现的取经壁画，完美地构成学术论证上的多角度配合，在完全没有涉及对王国维、罗振玉意见的具体讨论的情况下，即非常有力地，也是非常彻底地推翻了对方的结论，从此打开了研究《西游记》成书研究的通路。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用句不太合适的成语形容，这两篇文章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事实上至今我没有看到一篇批驳甚至哪怕有一点怀疑的文章（也许是孤陋寡闻）。

这件事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奇迹，就是佳话。这两篇文章发表于同一时间，讨论同一问题，所取的观察角度完全不同，所用的方法材料也不重复，但结论却完全一致，太完美。

刘坚先生是语言学家，他的论述都是采取古代汉语语法、词汇的角度，我们这里简略地引述一下：

1.语音：属于唐五代的西北方言。根据是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的29首诗中，剔除符合《广韵》而不需讨论的12首，以剩下的17首与敦煌写卷中的变文比较，发现其押韵一致。

2.语法：有别于宋人话本。根据是《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与宋人话本的语法比较，发现很多不同，且这些语法的不同可以追溯其发展脉络，可以证明他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作品。

3.语汇：与变文一致。可以举证的语汇有“万福”“周回”“新妇”“生宁”等等。这些词汇在特定时期有特定意义，《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与宋人话本有明显的不同，但是与变文一致。

《敦煌变文集》

时人先生考察的内容更为宽泛一些，除了语言学上的一些证据之外，还在形制和思想倾向上做了很多考订，相当令人信服。文章很长，我就举其中主要的几点为例：

1.关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中的“……处”。他发现所有的宋元话本都没有标明“……处”的标题形式，叙述中也没有“入……处”“到……处”“过……处”这种表明故事场景变化的句子。

但是，在敦煌保存下来的唐、五代讲唱底本变文中，则有很多这种情况，如《李陵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王昭君变文》《汉将王陵变》《张淮深变文》都有若干处以上这样使用“处”字。

从使用环境看，敦煌变文中的“处”字，一般用在韵、散交替的地方，这些地方也往往表明故事情节的转折和场面的变换。《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没有韵文叙述的部分，但在情节转折和场面变换时用“处”字，显然和变文一致。这是他们确认《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属于唐、五代变文的重要证据之一。

按，这似乎只是一处普通的考证，不足为奇。且缓下结论，其中曲直，且听详细道来。

“……处”是《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典型的形制特点，每个小标题都是如此，发现它并不难，那王国维、罗振玉为何没有发现这是变温的典型特征？

《降魔变文》局部

其实，王国维、罗振玉1915年影印《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时，敦煌写卷还没有得到全面整理，代表性的变文如上述《李陵变文》《降魔变文》《王昭君变文》《汉将王陵变》他们也许没有见到，所以没有将《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与变文这一性质特点的纳入比对。

当中国学者听说有敦煌变文时，其精品就都已经入藏英、法、俄、日的图书馆了，后来王重民先生等先贤以提供整理、释读为代价，陆续影印大部分回国，于1957年编成《敦煌变文集》（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人编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嗣后陆续出现了一批基础研究成果，由周绍良先生等整理成《敦煌变文论文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此书直到1982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版首印），时人先生利用了敦煌变文的第一批基础研究成果，是最早视其为宝藏的识货者，就这一点，已可见选题和使用资料的前卫性。

具体看：文章认为关于“……处”字在敦煌变文中频繁出现的原因，应与当时俗讲和尚、民间艺人往往借助寺院壁画或自备的挂图演唱的表演形式有关，文章引程毅中先生的意见（《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认为这个“处”字是指变相图中的某一场面，图文对照，近似后世的“全相”平话或“出像”小说，众“看官”眼看变相，耳听变文。

在讲唱故事时如果不具体指明讲到处，恐怕听众会弄不清楚，所以每一段唱词都要说明讲到何处，以便听众按图索骥。

《话本小说概论》

在解释为何宋代话本中已经完全不见这种性质特点的问题时，引胡士莹曾经说过的：“对于说话艺术来说，画卷曾经起过醒目的作用，但又是落后的形式，因为它远不如艺人绘声绘色的表演，因而在用形体表演来塑造形象方面，和尚总敌不过艺人。这样，一旦统治者不那末崇佛了，俗讲也就很容易为市民所淘汰。”（《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最后得出结论：唐、五代寺院的“俗讲”采用了一些民间艺人说唱的题材，形成了在当时来说内容丰富、形式完备的讲唱艺术，但就说唱艺术本身的发展来说，俗讲的一些表演手段，如“以图配话（唱）”等，就显得十分幼稚，必然要被摒弃。因此《大唐藏法师取经记》的“……处”说明它是作为讲唱文学变文的底本，它只能产生于广泛采用这种表演形式的唐、五代时期。

显然，时人先生可贵的是能引入、利用敦煌变文的研究成果，首先（我认为如此）应用性地展开了对《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的研究，大大推动了《西游记》的成书研究，影响了后来的几十年并将继续产生影响。想想李时人此时处于自学阶段，足可称奇，“十余年自学经历”显见不是水货。

民国影印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2.关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的以诗代话。我曾经介绍过，《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最初被发现时有两个版本，一个叫《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一个叫《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因为王国维、罗振玉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它属于南宋说经话本，所以就为合并整理的影印本取了一个带“话”的名字《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后世遂通用。

前面又说过，我倒是更倾向于认为使用《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为书名更符合原书的实际情况，理由呢？这就是李时人文章中的第二个论证点。

他发现，《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表现形式上有一个明显不同于宋代话本的地方，即其中每一节都有书中人物“以诗代话”情况，如第八节末既有深沙的诗，也有法师、猴行者的诗。

他们认为，这种形式在敦煌变文中经常出现，如《破魔变文》。具体说：变文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最初的形式是前面有经文，接着是说白，最后是唱词；2.最盛时期则主要包括说白和唱词两部分；3.到其末期，则很多只有说白（杂以诗词）而无唱词了。

后来，这种形式渐渐地就消失了。原因是本来变文中有韵文（唱词）叙述部分，人物说话用诗词也可以吟唱，尚能保持体例的一致。但到后来变文中的韵文叙述部分被说白所代替，人物在以吟诗代替说话叙述情节就显得别扭了。

这种方法在表演上限制了艺人模仿故事中人物的口吻语调，难于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无疑影响了说话艺人的艺术发挥。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太田辰夫日译本

所以到了宋代“说话”，就再也没有人使用这种表现形式了；既然宋代话本已经没有这种表现形式，那么说《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是宋代话本就显然没有根据了。从它的表现形式看，也应归属于广泛采用这种形式的唐、五代“变文”。

至于为何在一个版本上又有《大唐三藏取经记诗话》之称，李时人文解释道：在中国古代讲唱文学中“诗话”之名，前无旧例，后无继者，千百年来，仅《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例，非常有偶然性。

脑补一下，或许南宋临安那家中瓦子张家书坊拿到这篇作品正准备刻印时，显然已经看出了它和当时话本在体裁上有所不同，于是取书中人物“以诗代话”的特点，命其名为“诗话”。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论证。王国维是否意识到“诗话”是话本小说中的一个千古个例，不得而知，但他认为这样使用理所当然，所以他从两个书名中选择了这个；后来的研究者也是这样认为，就是没有想到追究两个书名的意义。时人先生的论证角度，并不刁钻难得，但是需要创新思维。这是他的特点。

3.关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的崇佛及佛教的时代差异性。时人先生认为，此书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主要是对西行求法行动的赞美，对佛和佛法的崇拜，其中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宣扬，对正果西方的向往等，尤其是那种佛教压倒一切、咄咄逼人的气势，都表明它只能是佛教极盛时期的作品，是唐、五代流行的佛教思想观念的反映，与宋代流行的禅宗之类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有所不同。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

什么是唐五代佛教观念？即是较早的密宗、净土宗等粗俗的僧侣主义的观点。《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反复宣传“为东土众生未有佛教”，所以唐皇诏敕三藏去西天“求取大乘”，三藏取经是“满国福田大利益，免教东土堕尘笼”。

又极度夸张佛的崇高和神秘，竺国佛主远在云端，“灵异光明”，但“人所不至，鸟不能飞”。虔诚的三藏师徒，只能“炉热名香，地铺座具，齐声恸哭，“面向鷄足山祷祝，求请法教”。

佛不仅崇高、伟大、神秘，而且无处不在，法力无边，万事万物都表现出对佛的归依，甚至“怒目如灯，张牙如剑”的大蛇、小蛇也“皆有佛性”，狮子、麒麟也“口衔香花，皆来供养”。

猴行者自动前来助法，降妖伏怪，显了身手，但一路消灾化难，主要还是靠的佛法，实际上是护法神的角色。真正起作用的是“大梵天王”，他赠送的隐形帽、金鐶锡杖、钵盂三件佛宝，几乎是无所不能。

佛众越往西天越光明，只有西方才是佛天净土，比如其中说到达优钵罗国已经是“满国瑞气，尽是优钵罗菩提花”，到竺国更是妙不可言，“竺国西天都是佛，孩儿周岁便通经”。所以作者让定光佛郑重嘱咐三藏：“回到唐朝之时，委嘱皇王，令天下急造寺院，广度僧尼，兴崇佛法”。

《全唐五代小说》

当年王国维已经注意到《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属于佛教题材，但他没有注意其中佛教的时代性差异，因而张冠李戴式地判定它属于说经话本，而他的这个误判又很有迷惑性，非对佛教有理解者不能辨别。时人先生正是在迷幻处走出新路。

至于时人先生成果的影响，那就请看我的研究。我的第一步就是以上述三篇论文为基础，提出王国维先生犯了一个将“发现”（发现此书，并可判断刊刻于南宋临安）当做了“发生”（故事初形成）的错误；在此基础上，我将关键词定位为“西北”“佛教”“变文”加以延伸，形成了一个《西游记》成书过程的大致过程。鉴于这里不是介绍我的成果，所以不再延伸，有兴趣的同道请劳神翻检。

时人先生走得极为匆忙，几乎就在一瞬间，留下的惊愕加剧了悲伤。我估计也与酒有关。时人先生性格也是极为豪爽，属于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那类人，他和胡小伟先生有个共同爱好，就是酒，我记得他们俩有机会相聚时，都会痛饮一场，在《西游记》爱好者的圈子里很有点名气。

当然那是年轻时，后来人们对酒的观念变了，他们又都有夫人管着，应该也是收敛得多。小伟先生的夫人于洪笙女士我比较熟悉，极好极和蔼的一位大姐，对夫婿的管理属于温柔型的，小伟先生倒是难以抗拒；时人先生的夫人见过，不算太熟悉，应该也是温柔细致。

李时人教授与夫人王华女士

但人在江湖，经常会身不由己，从效果看，还有缺漏，之前看到一位学生回忆时人先生的文章，提到他出差在外，乘机过瘾的事，从学生对他在火车上只饮不说的描述看，他畅饮豪饮的欲望还在，只是机会难得，所以我说他是“乘机过瘾”。

我还记得2008年江苏海洋大学开研讨会——插一句，时人先生的籍贯好像是锦州，但实际上他的青少年是在连云港度过的，他自己也认连云港是家乡，因此每次连云港有邀，他都欣然前往。

那次时人先生的夫人同行，晚间聚会，酬酢难免，时人先生不得不面对热心的主人和众多的新朋旧友，我几次看到他夫人欲言又止。我能体会到她的心情，那时我已经因“三高”而先戒烟后戒酒，也苦受夫人唠叨。

就是那次见面时，我向他献了新著《西游记的诞生》，告诉说我从他的研究基础出发，已经向前延伸了一步。他很高兴，我们谈了很久，回家后他给我寄赠了一本签了名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这应该是他的老库存了，更珍贵些。

李时人先生学术与教学思想研讨会

后来我们见面就不多了。2010年我住华师闵行校区，距他的寓所顾戴路不远，但我怕打扰他，就在电话里报了个到，聊了聊。他说正在指导学生们做各府州县的文学研究，然后汇总，有一个宏大的计划。

不知他走的时候留下遗憾没有。但我看到了许多他的学生的纪念文章，想来应该会把时人先生的学问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