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南阳市考古研究所在南阳市郊李八庙砖瓦场清理了1座墓葬。该墓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向为119度，墓底长3.1、宽0.98、深3.12米。墓中出土青铜器7件，包括鼎2件、盆1件、甗1件、浴缶1件、盘1件、匜1件。其中1件鼎内有“番子”作器的铭文，对研究周代番国的历史及汉淮地区列国的文化演变具有重要价值。发掘者已就器物特征和墓葬年代做了初步分析，得出了一些基本认识，但有些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本文结合相关出土资料，讨论这组器物的特征和番子鼎的文化属性，以期准确把握该墓的时代及番子鼎所反映的历史信息。特征发掘者认为李八庙M1出土铜器的特征与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春秋中晚期铜器接近。据此推测李八庙M1的时代为春秋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是一座楚墓，墓主人可能是士一级以上的贵族。就相对宽泛的年代而言，这一分析大致可信，然而以比较精细的分期断代标准加以衡量，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该墓出土的2件铜鼎形制类似，有平顶盖，盖中部有一个桥形纽，盖沿一周均匀分布三个矩尺形纽；鼎身子口稍敛，有一对长方形附耳，弧腹，圜底，三蹄形足。M1∶1腹部略鼓，底较平，蹄形足明显，盖面与腹上部饰一周较宽的带状简化蟠虺纹。M1∶2的三足略高并内收，蹄形足不甚明显，盖面与腹中部饰一周相对粗疏的蟠虺纹。这两件鼎的形制和纹饰与河南淅川下寺M7出土的圜底平盖鼎相似，亦与湖北钟祥黄土坡M35、山东枣庄徐楼M2随葬的同类器接近。铜盆M1∶5（简报称为“盏”）为隆盖，盖顶中部有喇叭口形捉手；器身卷沿，圆唇，束颈，颈肩之间有两个对称的半环状兽首耳，弧腹内收，平底。肩部饰一周绹索纹，盖面与器身颈、腹部饰重环与“凹”字形相间的带状纹。形制和纹饰与湖北襄阳沈岗M65出土的铜盆基本一致，亦与山西隰县瓦窑坡M30出土的铜盆相近，较山东枣庄徐楼M1随葬的同类器稍早。李八庙M1出土的铜浴缶有平顶盖，盖顶中部有一个环纽；器身为直颈，方唇，小折沿，广肩，肩部有两个对称的环形耳，圆腹，平底。盖顶有两周蟠虺纹，器身腹部饰一周绹索纹，上部饰一周带状蟠虺纹。形制和纹饰要明显早于淅川下寺M1、M36出土的同类器，而与下寺M7、钟祥黄土坡M35所见的铜浴缶年代相当或略早。李八庙M1出土的铜盘为直口微敛，方唇，窄折沿，浅弧腹，腹部有两个对称的环耳，环耳上又各套一大铜环，圜底近平，下附三个矮兽足；腹部饰一周蟠虺纹。铜匜作敛口，小折沿，平面近椭圆形，流上部敞开，尾部上翘并内卷，有一个环形小鋬，弧腹，平底；颈部饰一周重环纹，腹部饰一周蟠虺纹。这两件器物的形制、纹饰明显早于淅川下寺M36、M4出土的同类器，类似下寺M7随葬之盘、匜，而与钟祥黄土坡M31所出盘、匜的形制基本一致。比较可见，南阳李八庙M1出土的这组器物要略早于河南淅川下寺M4、M8，湖北钟祥黄土坡M31，湖北襄阳沈岗M65和山东枣庄徐楼M1、M2等墓出土的同类器，而与河南淅川下寺M7、湖北钟祥黄土坡M35、山西隰县瓦窑坡M30诸墓的随葬器物近似，时代应相去不远。湖北襄阳沈岗M65，发掘简报认为属于“春秋中期后段”。湖北钟祥黄土坡M31、M35，发掘报告定为“春秋中期晚段”，但说M31稍早于M35恐不确实，从M35所出平盖坦底鼎及平盖、深腹、肩部无圆饼装饰的浴缶等器物的特征来看，M35可能略早于M31。山东枣庄徐楼M1、M2，发掘简报说“两座墓葬的年代应为春秋晚期”，从随葬器物的形制特征以及铭文内容分析，将其定为春秋中、晚期之际或晚期初年更为合适。山西隰县瓦窑坡M30，简报认为是“春秋中期偏晚阶段的典型墓葬”。下寺诸墓的时代，发掘报告经分析推定M7、M8和M36属于春秋中期晚段，即公元前620～571年；M4略晚于M36而早于M1和M2，属于春秋晚期初年。经过最近20多年来若干新材料的检验，证明下寺墓地发掘报告当年的判断准确可信，可谓春秋时期楚墓断代的重要标尺之一。结合以上分析，再按照淅川下寺M7、M8、M36、M4四座墓葬的先后次序及分期框架推测，下寺M7的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610年前后，M8、M36和M4分别约为公元前600年、公元前580年和公元前560年。既然南阳李八庙M1所出器物早于下寺M8、M36等墓出土的同类器，而与M7的随葬器物接近，其下葬年代亦当属于春秋中期偏晚，即公元前610年前后。由于该墓受到窑场取土的破坏，墓口情况不明，根据残存墓底的尺寸，其规模明显小于与其年代相当或相近的上述淅川下寺、隰县瓦窑坡、枣庄徐楼诸墓，而与钟祥黄土坡、襄阳沈岗等墓的规模相近且还稍小，是低等级的贵族墓葬。李八庙M1出土青铜礼器的组合为鼎、盆、甗、浴缶、盘、匜，这与隰县瓦窑坡、枣庄徐楼诸墓随葬铜礼器的组合有较大的不同，而与淅川下寺等墓尤其是下寺M7随葬鼎、盏、浴缶、盘、匜的情形相似，区别仅在于李八庙M1随葬的是盆，下寺M7随葬的是盏。其实两者都是盛食器，功用相近，且楚系铜器中的盏就是由盆底附加三小足而来，体现了楚文化发展过程中礼器组合的过渡性特征。李八庙M1出土的铜礼器中，鼎的三足变矮，甗的三足较高，体现了由中原文化向楚文化转变的风格。盘为口微敛，小折沿，腹部有对称的环耳衔环；匜为短流，流口向下倾斜，尾部上翘并内卷，平底。而洛阳中州路M6，隰县瓦窑坡M29、M30以及枣庄徐楼M1、M2等墓葬所出盘附耳、折沿较宽；匜流口稍长，流平或略上昂，三足或四足。尤其是自春秋中期以降，楚器组合中多有而其他文化少见的铜浴缶，也出现于李八庙M1的这套礼器组合，体现了较为浓厚的楚文化特征。发掘简报推测该墓主人是一位等级较低的楚国贵族，是完全可信的。铜鼎M1∶1腹内壁有铸铭5行27字，重文2，铭文右行：“唯正月初吉丁亥，番子择其吉金，自作飤鼎，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此乃“番子”的自作用器。以两周铜器铭文的称名惯例，“番”应是国族，“子”为爵称或尊称。结合以前的出土资料和研究成果分析，此“番子”，与《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参与楚师伐吴之“潘子”以及河南固始侯古堆M1出土编钟铭文所见的“鄱子成周”一样，都是降为楚系附庸后的己姓番国之君，只是有时代先后差异。关于周代番国，文献典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传世和出土的有铭铜器比较丰富，我们曾结合这些材料对古番国的历史和文化演变做过初步梳理，得出了一些基本认识。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曾收录过2件番器。番生簋盖有铭文11行139字，其曰：“王令（番生）缵司公族、卿事（士）、太史寮”，并赏赐给他大量衣物、车马、玉器等，番生因而作器以颂天子恩德。郭沫若认为该簋盖“为厉世器无疑”，“《十月篇》之‘番维司徒’即此番生，《诗》释文云‘本或作潘，《韩诗》作繁’，《人表》作‘司徒皮’，师古云‘即《十月之交》诗所谓蕃维司徒是也。’今以本器证之，则番乃正字，潘、繁、皮、蕃均音近之假字”。“鄱”字的出现亦是如此，只是时代更晚一些，右边添加“邑”旁以表地名。番菊生壶有铭文5行30字，又重文2，铭曰：“隹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菊生铸媵壶，用媵厥元子孟妃乖，子子孙孙永宝用”。郭沫若认为番菊生“即番生，菊与生一字一名也”。此壶有盖，器身口微侈，束颈较高，两兽耳衔环，垂腹，圈足，盖及壶身饰环带纹，圈足外饰垂鳞纹，形制、纹饰与陕西齐家村所出几父壶一致，郭沫若定为厉世器，当是。壶是番菊生为其长女“孟妃乖”所作的陪嫁品。按青铜媵器称名的习惯，“孟”为排行，“妃”即番国族姓，“乖”是其女之名。妃姓即《国语·郑语》中“己姓昆吾”之己姓，并为一系列铭文材料证实。若然，则番为祝融八姓之一的己姓昆吾之后，是上古中原古族之裔。王作番妃鬲，有铭文3行12字，铭曰：“王作番妃
鬲，其万年永宝用”。此鬲器形不详，从铭文字体看属西周晚期风格。器铭之“王”当即周王，“番妃”即番女适王者，此乃番为己姓之族的又一确证，与上述番菊生壶铭一致。番女适周，可见其族与王室关系密切，《诗·小雅·十月之交》言“番维司徒”，郑玄《笺》曰厉王之时“妻党盛，意即“番”乃外戚入主朝政者，为铜器铭文所证实。郭沫若推测厉王时任司徒的“番”为器铭之“番（菊）生”，颇有道理。若此，则番菊生所嫁的元子“孟妃乖”应是该鬲铭中的“番妃”，而为番妃作器之“王”当是周厉王，番妃乃厉王之后。可见这三篇器铭互有关联。
番人何时受封立国，西周番国位于何处，文献失载。从上述几件与番相关的有铭铜器分析，番国在厉王时期颇有地位，其立国当更早，或与其己姓族人苏忿生于周初任王室司寇并被封于苏有一定关联。至于西周番国的地望，就其与王室往来密切并任要职推测，应在中原地区，或亦与苏国相去不远，在今黄河以北地区。1974年春，河南信阳长台关甘岸大队彭岗村一座东周墓出土了一组青铜器，有1件盘、2件匜，其中Ⅱ式匜腹内壁有铭文4行17字，铭曰：“隹番伯酓自作匜，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用”。此组盘、匜的形制及纹饰，与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1602所出Ⅲ式盘和Ⅰ式匜类似，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风格，时代当在春秋早期前段。“番伯酓”应是番国之君，“伯”为其爵称，“酓”是番伯之名。1979年3月，在甘岸西南25公里的吴店杨河大队亦发现一座春秋土坑墓，出土2件鼎、1件盘、1件匜共4件青铜礼器，另有铜削、陶罐、陶盂等。这4件铜容器腹内均有“隹番昶伯者君自作宝鼎（或‘盘’、‘匜’），其万年子孙永宝用之（或‘享’）”的铭文，应属于同一套青铜礼器。“番”为国族，“昶伯”是其称号，“者君”乃其名，它们当出自番昶伯之墓。这组器物亦具中原文化特色，鼎腹较浅，三兽足较高，形制与上村岭虢国墓地M1602所出147号鼎一致，盘、匜的形制及纹饰反映的特征与上述番伯酓组器相似而略晚，时代约在春秋早期偏晚。几组时代相近、级别颇高的番器相继出土于信阳附近，说明此时的番国应在这一地带。若西周时期的番国在中原，春秋早期又位于淮河上游地区，其间必有较大变故。我们认为，出现这一状况当有两种可能，一是厉王晚期，荣夷公等主持朝政，“暴虐侈傲”，并用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引起国人暴动，导致“厉王出奔于彘”。其时因“妻党盛”参与朝纲的番氏家族，自当与荣夷公等属于同一政治集团，在厉王奔彘后，其国族也会受到清算，或被贬迁到淮河上游地区。另一种可能是在周宣王命召穆公平定淮夷之后重理疆土时，将番等部分中原古族南迁，立国于江、黄、樊、羕等淮夷诸族之间，以稳定淮河上游地区的形势，从而构成了西周晚期以降的封国格局。至于何种可能性较大，因论据不足，难以遂定，有待今后出土资料的补充和证实。1978年1月，河南潢川彭店一座春秋墓葬出土了一组青铜器，有鼎、簋、方壶、罍、盘各1件。其中，鼎与洛阳中州路M2415所出铜鼎几乎一致，簋与盘的形制略早，然纹饰和铭文字体却呈现出过渡时期的风格，比较而言，这组器物的年代要晚于上述信阳甘岸和杨河出土的器物，年代约在春秋早中期之际或稍后。盘内底有铭文一周，共18字，铭曰：“隹番君伯龙攵用其赤金自，万年子孙永用之享”。此器的出土及铭文内容表明，进入春秋以后，番国之君既称“伯”，亦称“君”。“伯”乃沿袭姬周文化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而来，亦是地位较高的反映，“君”是受到淮河上中游地区嬴姓列国习俗的影响，如黄君、樊君、江君等，体现了番人由北方南迁后，中原与淮域文化因素兼而有之的特征。
1979年，河南淅川下寺M8出土1件上鄀公簠，盖、器内壁均铸有铭文，大同小异。盖铭5行34字，又重文2，铭曰：“隹正月初吉丁亥，上鄀公择其吉金，铸叔妳番妃媵
，其眉寿万年无
，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簠是上鄀公为叔妳（芈）和番妃外嫁所作的媵器。叔妳为楚女，则“上鄀公”应即楚之县公，“番妃”与上述王作番妃鬲之“番妃”一样，均为番国之女，说明这两位番妃出自同一国族，西周番女嫁于周天子为后，春秋番女夫方为谁则不太清楚。上鄀公为其女外嫁作器，同时并媵番国之女，番女可能是叔妳之媵。《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载：“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春秋·成公十年》载鲁伯姬适宋，齐人以女为媵。虽不合周礼，但在春秋中晚期列国纷争的复杂背景下，异姓随媵的情况恐非个别，可作为叔妳、番妃一正一媵并适一国的佐证。该器的时代，墓葬发掘者定为春秋中期偏晚，可见这时番与楚国存在一定的同盟关系。
鄱子成周编钟为1978～1979年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大墓出土，共9件，形制相似，大小依次递减。每钟均有铭文，但钟铭原有人名被铲掉，并刻上“鄱子成周”，说明这套编钟起初并非鄱子成周所作，或因战争关系取自他人，然后刻上自己的名字以为己用。该墓的墓主和年代，学术界曾有讨论，我们认为墓主当是墓内簠铭所言的宋景公之妹、吴公子终累的夫人“季子”。她因随其夫君伐楚取番并驻守该地，死后埋葬于此，该墓的时代应在春秋末年。“鄱子成周”即《左传·定公六年》所载吴太子终累在败楚舟师之后“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之“潘子臣”。鄱、潘为国族之称，均是“番”的异体；“成周”、“臣”即其名，这与宋景公之名铭文作“圝”、《左传》作“栾”、《史记》称“头曼”、《汉书》称“兜栾”的情况相似，梁玉绳认为原因是“音近”而“呼之有单复”。鄱子成周编钟或是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俘潘子臣等之后，进而“取番”时缴获所得，后来随葬于其夫人墓中。这套乐器由其原主转属番氏，再转属于吴，几度易手，可谓春秋中晚期诸侯纷争的写照。由出土资料可见，番氏在西周晚期与周王室联姻，入职王室卿士，地位颇尊。春秋早期的番器多见，常以“伯”、“君”并称，说明其仍有一定的实力。春秋早期以降，随着南方楚人逐渐兴起，江汉地区、南阳盆地及淮河上中游众多国族或灭或降为附庸，相继被纳入楚人的势力范围。番氏何时入楚，此后景况如何，传世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楚文王“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楚成王灭黄，穆王初年又先后灭江、六、蓼，位居今河南信阳附近的古番国更在江、黄、六、蓼以西，其被纳入楚人的势力范围，约在楚成王时期（公元前671～626年），即春秋中期前段。南阳李八庙M1鼎铭的“番子”和固始侯古堆M1钟铭的“鄱子成周”，都应是当时的番国之君，一在春秋中期偏晚，一在春秋晚期后段。两者前后相距百年，然都自称“番（鄱）子”，与此前其首领称“番伯”、“番君”的情况明显不同，当是春秋早期以降楚势力逐渐向北、向东扩展，番国国族成为楚系附庸后的反映。这与嫚姓邓国原称邓侯、邓公，被纳入楚境后铭称“邓子”，嬴姓羕国原称羕伯、羕君，降为楚系附庸后自称“羕子”类似。春秋时期，楚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有潘氏一支。楚穆王为太子时，其师潘崇因助其夺得王位而官至太师。后有潘尫，《左传》称之为“师叔，楚之崇也”，是楚国当时颇有声望的人物。尫子潘党，以善射闻名，城濮之战时曾为楚共王的车右。楚潘氏，《元和姓纂》、《通志》等说是“楚公族，芈姓之后”，恐不可信。我们认为，潘氏当是楚系附庸番国贵族仕于楚者，与文献所见的彭氏、邓氏、养（羕）氏等贵族仕楚的情况一样。从现有资料来看，潘氏贵族初见于楚成王后期，当与此前己姓番（潘）国被纳入楚人势力范围的背景密切相关。南阳李八庙M1作为一座低等级的楚系贵族墓，所出器物略早于河南淅川下寺M8、M36以及湖北钟祥黄土坡M31，山东枣庄徐楼M1、M2等墓随葬的同类铜器，而与淅川下寺M7、钟祥黄土坡M35、山西隰县瓦窑坡M30诸墓内的同类铜器接近。该墓的下葬时间为春秋中期偏晚，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10年前后。该墓出土的前述铜器特征明显，时代清楚，体现了楚文化经过长期发展、逐渐成熟的诸多特征。鼎铭所见的“番子”，与此前番国君主自称“番伯”、“番君”的景况不同，体现了其国族成为楚系附庸之后的身份和地位，反映了春秋早期以降，楚人势力强盛，争霸中原，经略淮域引起的政治、族群格局的大变化。李八庙M1出土的番子鼎，为探索东周时期楚系附庸的结构以及南方的族群融合增添了重要例证。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32）、武汉大学重大委托项目“两周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探析”（2016年）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徐少华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考古》2019年第9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