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三千里路云和月——闻一多、朱自清、刘兆吉和《西南采风录》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于11月南迁长沙，成立西南临时大学。12月13日南京沦陷，继而武汉告急，日本飞机轰炸长沙，立足未稳的西南临时大学决定再次西迁昆明。兵分三路：一路乘火车赴广州，转香港，经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去昆明。一路由长沙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到南宁，出镇南关(今友谊关)经越南河内，再沿滇越铁路前往昆明，朱自清任团长。第三路是由336人（一说284人）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于2月19日启程，徒步向昆明进发。加入步行团的教授和学生，分别成立了各种沿途考察的组织，民间歌谣组就是其中之一。闻一多是参加步行团的教授之一，他担任民间歌谣组的指导，而且沿途对少数民族的习俗、语言、服装、山歌、民谣、民间传说亲作调查。“每到一处山寨，他顾不得安顿住处，也顾不得沿途的疲劳，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他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促膝长谈，谁也看不出他 是中外著名的教授和学者。他兴味十足地观看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并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他喜欢去茶馆酒楼闲坐，听素不相识的老乡论古道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亲自指导同行的原南开大学学生刘兆吉沿途搜集民歌民谣，到昆明后整理成《西南采风录》，并亲自为之作序。”（马学良《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楚风》1982年第2期，长沙）刘兆吉在书的前面有一篇文字，记载了有关这次徒步旅行中搜集采录民歌的种种细节以及他个人关于民歌的一些观点。​

从长沙到昆明3300华里，路经大小城池30余座，村镇不计其数。旅行团走了68天。刘兆吉在闻一多指导下沿途采风，采得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歌谣2000多首。这本《西南采风录》中所录的歌谣，不仅有三千多里广袤地区都有流行的情歌（七言四句式），而且也有即席编唱的“抗战歌谣”和“民怨”歌谣，强烈地反映出民心的背向。这类民歌可以作为中国民众敌忾的见证，而在艺术上，有的也堪称可以咀嚼玩味的上品。如他在湖南常德采集到的一首《调兵歌》，歌词是这样的：

姐在房中闷闷沉沉，忽听门外来调兵，不知调哪营；咦呀呀，多喴喴，不知调哪营。

一十八省都不调，单调我武汉得胜军，一般好学生；咦呀呀，多喴喴，一般好学生。

大的不过二十整，小的不过十八春，一般好年轻；咦呀呀，多喴喴，一般好年轻。

他的队伍多整齐，操得实在精，打仗往前行；咦呀呀，多喴喴，打仗往前行。

左手拿的花皮条，右手挂的指挥刀，口中喊洋操；咦呀呀，多喴喴，口中喊洋操。

身上背着几排子，右边摆的盒子炮，明天去打仗；咦呀呀，多喴喴，明天去打仗。

湖南湖北都不打，单打日本东洋人，他是矮子兵；咦呀呀，多喴喴，他是矮子兵。

吃菜要吃白菜心，投营要投得胜军，莫投矮子兵！咦呀呀，多喴喴，莫投矮子兵！

还有一首在昆明附近采集到的《送郎出征抗日歌》：

一送我郎去出征，走马扬鞭快启程，后方事务莫顾虑，对内对外有奴身。堂上父母奴孝敬，家中田产我管耕；望你放心免挂念，挂念家庭非军人。

二送我郎出昆明，一路之上要小心，凉水生物莫乱吃，枪支子弹莫离身。见着长官要恭顺，见着兄弟要相亲；对待人民要和善，采买东西要公平。

三送我郎出云南，云南有个胜景关；胜景景致虽然好，奉劝我郎莫留连。因为倭寇太无理，杀害同胞万万千；前方人民朝日望，早到一天好一天。

四送我郎到贵阳，贵阳省城好风光；野草闲花休要采，纸烟鸦片切莫尝。赌博场中莫去望，诸事退让莫逞强；军风军纪当注意，违反纪律怕挨枪。

五送我郎到长沙，到了长沙休想家；军中就是家庭样，上官一样像爹妈。身上刺刀当磨亮，背上枪支要常擦；擦好枪支好命中，磨亮刺刀好刺杀。

六送我郎到北边，北平文化几千年；东洋鬼子疯魔样，杀我同胞抢我钱。良家妇女遭蹂躏，华美房屋被火焰；努力杀到前方去，夺回我国领土权。

七送我郎到前方，前方敌人太猖狂；望郎跑到前线去，到了前线上战场；上了战场要镇静，看见敌人莫张惶；休怕飞机和炸弹，休怕大炮机关枪。

八送郎来上战场，敌人来时就放枪；我们士气比他旺，我们技术比他强。一个杀他几百个，十个杀他几千双；哪怕敌人千和万，不值一战就杀光。

九送郎君到关东，看见敌人莫放松；敌若进时我防守，敌若守时我进攻。奋勇前进是好汉，再接再厉真英雄；为国牺牲有价值，生也荣来死也荣。

十送郎君到扶桑，收复东北过东洋；失地未复不回转，日寇不灭莫还乡。要与民族共生死，须同国家共存亡；待到凯旋归来日，千秋万世姓名香。

为了容纳较为广泛的抗战内容和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卫国信念，两首民歌都采用了民间小调的范式，表达了劳动妇女的在民族大义面前的刚毅与温柔。无疑称得上是浩如烟海的抗战民歌中的上品。

闻一多先生为《西南采风录》写了一篇序言：

正在去年这时候，学校由长沙迁昆明，我们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西来，沿途分门别类收集了不少材料。其中歌谣一部分，共计二千多首，是刘君兆吉一个人独力采集的。他这种毅力实在令人敬佩。现在这些歌谣要出版行世了，刘君因我当时曾挂名为这部分工作的指导人，要我在书前说几句话。我惭愧对这部分材料在采集工作上，毫无尽力，但事后却对它发生了极大兴趣。一年以来，总想下番工夫好好整理一下，但因种种关系，终未实行。这回书将出版，答应刘君作序，本拟将个人对这材料的意见先详尽的写出来，作为整理工作的开端，结果又一再因事耽延，不能实现，这实在对不起刘君。然而我读过这些歌谣，曾发生一个极大的感想，在当前这时期，却不能不尽先提出请国人注意。

在都市街道上，一群群乡下人从你眼角滑过，你的印象是愚鲁、迟钝、畏缩，你万想不到他们每颗心里都有一段骄傲，他们男人的憧憬是：“快刀不磨生黄绣，胸膛不挺背腰驼。”（安南）女子所得意的是：“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稼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贵阳）

他们何尝不要物质的享乐，但鼠窃狗偷的手段，却是他们所不齿的：“吃菜要吃白菜头，跟哥要跟大贼头，睡到半夜铡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盘县）哪一个都市人，有这样气魄、讲话或设想？“生要恋来死要恋，不怕亲夫在眼前，见官犹如见父母，坐牢犹如坐花园。”（盘县）“火烧东山大松林，姑爷告上丈人门，叫你姑娘快长大，我们没有看家人。”（宣威）“马摆高山高又高，打把火钳插在腰，哪家姑娘不嫁我，关起四门放火烧。”

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几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啮他一口。打仗本不是一种文明姿态，当不起什么“正义感”、“自尊心”、“为国家争人格”一类的奉承。干脆的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如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着那只狰狞的动物，如果没有，只好自认是个精神上“天阉”的民族，休想在这块地面上混下去了。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或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铡刀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如果我们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根据就只这一点，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为至上的愉快。至于胜利，那是多么泄气的事，胜利到了手，不是搏斗的愉快也得终止，“快刀”又得“生黄锈”了吗？还好，四千年的文化，没有把我们都变成“白脸斯文人”！

闻一多从民间的歌谣中看到的，是在穷凶极恶的日寇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时），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几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啮他一口。”“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或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儿”，“为国家争人格。”“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为至上的愉快。”

作为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先生，也为刘兆吉的《西南采风录》一书写了序言，从与闻一多不同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刘兆吉的采风成果：​

刘先生是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的一员。他从湖南过贵州到云南，三千里路费了三个月。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决定从事采集歌谣的工作。一路上他也请教老人和孩子；有时候他请小学里教师帮忙，让小朋友写他们所知道的歌谣。但他是外乡人，请教人的时候，有些懒得告诉他；有些是告诉他了，他却不见得能够听懂每一个字。这些时候，他得小心的再三的请教。若有小学教师帮助，自然方便得多。……他这样辛辛苦苦的搜索，记录，分辨，又几番的校正，几番的整理，才成了这本小书。他这才真是采风呢。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他将采集的歌谣分为六类。就中七言四句的“情歌”最多，这就是西南各省流行的山歌。四百多首里有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好诗。这中间不缺少新鲜的语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读了都可以增扩我们自己。还有“抗战歌谣”和“民怨”两类，虽然没有什么技巧，却可以见出民众的敌忾和他们对于政治的态度；这真可以“观风俗”了。历来各家采集的歌谣，大概都流传已久；新唱出来的时事歌谣，非像刘先生这样亲历民间，是不容易得到的。

在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史上，抗战中诞生的《西南采风录》是一个直接从老百姓口头上采风的典范。朱自清说“（刘兆吉）以一个人的力量来作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这评价并不为过。朱自清指出了他采风的特点是：与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初期北大歌谣研究会的前辈不同，那时一方面行文到各省教育厅，请求帮助，另一方面提倡私人搜集，这些人的采集，大概是请各自乡里的老人和孩子，由于是同乡，不存在语言和习惯的隔膜。而刘兆吉的采风，却是在外乡、外民族，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更多。但他同时搜集了湘、黔、滇一部分地区的民歌，不仅对认识民歌的源流与变迁，而且对认识社会风尚、特别是抗战歌谣所提供的民众对这场非正义战争的认识和民族精神的坚守，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2015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