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子弹如何打3人?先打倒我区委书记,后又擦伤师政委谢子长

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建立和发展,使陕北军阀井岳秀十分恐惧。为消灭陕北红军游击队,并配合陕甘两省国民党军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1934年5月,井岳秀命令所部第86师第256旅、第258旅各一部,在地方民团的配合下,对陕北的安定、清绥、神木三个游击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国民党军以连排为单位,采取分散多股,逐村蚕食推进的战术,企图消灭红军游击队,摧毁游击根据地。

当时,陕北地区只有第1、第2、第3、第4、第5、第8等游击队和一个义勇军,人枪共300余,在兵力数量上、装备上都远不及敌军。为粉碎敌军的“围剿”,中共陕北特委确定了“适时地集中兵力,配合游击队,各个击破敌人;加强士兵工作,瓦解敌军,争取里应外合”的方针。

为加强对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集中力量,进一步开展游击活动,坚决击退敌人进攻,保卫根据地,7月8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神堂沟扩大会议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杨道弗成立,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

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7月中旬,谢子长指挥第1,第2、第5支队,在赤卫军的配合下,首先攻克安定城,打开监狱,释放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缴获了一批物资。这是陕北红军游击队成立后攻克的第一座县城,这一胜利,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鼓舞了陕北人民的斗争情绪,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

由于陕北敌我力量过分悬殊,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1934年7月,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及赤卫队200余人,南下陕甘边,以取得红26军的帮助,支持陕北反“围剿”战争。7月25日,陕北游击队与红26军第42师在南梁阎家洼子会合。后来,贺晋年在纪念谢子长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谢子长,刘志丹老战友重逢,非常高兴。陕甘边苏区工农民主政府和红42师召开了欢迎大会,杀猪宰羊,热情慰问陕北来的战友。邀请陕北游击队参观了荔园堡的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和中华工农民主中央政府颁发的《土地法》在陕甘边地区的执行情况。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派人慰问了红42师和陕甘边的伤病员,介绍了陕北游击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志丹同志还给陕北游击队赠送了三十多支步枪。这些活动充分表现了刘志丹、谢子长这两位西北地区革命领导人和陕甘边、陕北两支红军的革命团结和亲密的战斗友谊。”

7月28日,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了中共陕甘边特委、陕北特委主要负责人、红42师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支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红42师师长杨森介绍了部队发展、陕甘边根据地建设情况;会议传达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指示信。这两封信“因受当时统治全党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不顾客观事实地把红26军坚持游击战争,为开创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否定得干干净净”。信中指责红26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

与会者“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还不知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但都感觉到那些空洞的议论,不符合事实的批评,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所以,大家对那两封信,没有进行议论,会议中心则集中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会上,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关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对陕甘边党、政、军工作进行了部署,决定红42师第3团北上,同陕北游击队一起行动,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第一次“围剿”;请求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调高岗到上海临时中央局学习受训(后未去),由谢子长兼任红42师政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由贺晋年接任。

阎家洼子会议对于加强陕甘边和陕北红军的联系,促进两支红军的战略协同和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谢子长回到陕北,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陕北游击战争有了很大发展,局面大为改观。他带领红军游击队转战安定、清涧一带,连打胜仗,一路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和不断胜利,在陕北人民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在陕北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

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

打开安定县,“犯人”放出监。

下到南梁堡,见了刘志丹。

老刘亲热说,欢迎歇几天。

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南下陕甘边后,为了保护国民党军“围剿”区域的麦收,中共陕北特委将第4支队从佳县、吴堡调到绥德、清涧地区,并在各个山头上设置岗哨,监视敌人的行动。游击队白天保护群众麦收,晚上袭扰敌人,使敌人十分疲惫和恐慌。7月25日,陕北游击队第8支队在安定李家川村成立,亲新春任支队长,刘明山任政委,贺吉祥任副支队长。

8月15日,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和红26军42师第3团,返回陕北根据地安定县西区。针对敌人的军事部署,谢子长决定红军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指挥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与王世泰带领的红42师第3团联合作战。

8月17日,驻安定石湾的井岳秀第86师515团1个连向陕北根据地进犯,窜入安定西区景武家塌。谢子长决定抓住战机,消灭这股深人根据地的孤立之敌。次日拂晓,由红42师第3团担任主攻,首先从景武家塌东北面山头上冲了下来,占领了景武家塌的墙畔山,堵住了敌人的退路。贺晋年带领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从东南方向冲进了村子。敌军突出村子,拼命向山上爬,被红3团用手榴弹打了下来。敌军向北突围,又被陕北游击队打了回去,压到沟底。有十几个漏网的敌人向南逃窜,被游击队追上全面消灭。这一仗,陕北游击队和红3团南北夹攻,毙敌30多名,俘80多名,缴获长短枪100多枝。

景武家塌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陕北人民的胜利信心,小股敌人吓得不敢出来活动,安定县的形势大为好转。这次战斗后,红军在玉家湾稍加休整,然后挥戈东进。经过南沟岔、老君殿,于8月22日到达绥德南区的张家吃台。敌军驻店子沟515团1个排扑来,红军立即还击将其歼灭。敌人见红军占领张家圪台,急令薛家赤515团1个连前来增援,被红军击溃。

张家圪台战斗结束后,红军进到袁家沟附近。此时,中共清涧地下党组织派人请求红军拔掉敌河口镇据点。河口镇地处无定河和黄河的交汇处,敌86师3营1个连和一些地主武装驻守在这里,是清涧、延川守敌的一个战略支点,对红军游击队活动妨碍很大。谢子长同意地下党的要求,决定消灭该股敌人。

8月26日深夜,谢子长率红42师第3团和陕北游击队冒雨从袁家沟出发抵达河口镇。河口镇背靠大山,两面临河,地势险要。27日拂晓,战斗打响。红3团担任主攻,从山顶直扑敌阵。陕北游击队控制黄河渡口,截断敌人东逃后路,从东西两面发起攻击。敌军见红军攻势凌厉,急忙退进几个碉堡和村边工事里,凭坚固守。由于红军缺乏攻坚武器,数次组织进攻未果。谢子长指挥位置原在高山顶上,见攻坚未克,亲到前沿查看地形,被敌从碉堡中射出的子弹击中胸部负伤。

后来,黄罗斌回忆谢子长负伤的经过:“谢子长同志和我在一连阵地上,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李德胜同志和清涧县某区的一个区委书记(名字记不清了)。该区委书记身背装有标语的书包,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他沿着阵地的掩体,半跪着向敌人喊话'缴枪不打人!’话音刚落,敌人一枪打过来,他当即倒地牺牲了,与此同时,谢子长同志也负了伤。这是敌人的同一颗子弹。由于我们几人处在同一侧面的直线上,该区委书记同志在前边喊话,我们另外3人在背后斜着身体观察。子弹过来后,穿过区委书记的身体,在我的前襟上穿了个洞,又打掉了李德胜同志上衣的一颗扣子,然后在谢子长同志的胸部横擦而过。”

红军与敌激战竟日,天下大雨,道路泥泞,给部队行动带来很多困难。谢子长负伤后,其他指挥员考虑一时难以打下该据点,经商量决定红军撤出战斗。河口国民党守军怕红军再来进攻,第二天逃进清涧县城,河口镇遂成为苏区。

河口之战结束后,红军游击队北上攻打横山县董家寺,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营。

谢子长率游击队返回陕北近一个月的时间内,经过景武家塌、张家圪台、河口镇和董家寺战斗,拔掉敌军3个据点,毙敌200余人,俘虏100余人,缴获步枪100多枝。与此同时,活动在神府、佳吴地区的陕北游击队第3、第4、第6支队也积极作战打击敌军,不断取得胜利。敌人只得收缩兵力,改变以营连为单位作战,以团营为单位守据点,各据点深挖沟,高筑寨,断山梁等,加强防御。这样,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对陕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被粉碎。

1934年9月,完成北上支援陕北游击队作战任务的红26军42师第3团奉命返回陕甘边归建。

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次反“围剿”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1.抵制了“左”倾路线的干扰,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利用敌人兵力分散的特点,组成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集中兵力,形成我对敌局部之优势,各个击破,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榆林城国民党的《上郡日报》1934年8月31日载:“近日陕北驻军多被赤匪缴械俘虏,驻军虽全力剿除,惟匪出没无常,时而千百成群,时而三、五分散,难以奏效”。正是谢子长等人的正确指挥,使敌人对红军无可奈何。

2.得到红26军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尤其红26军第42师第3团直接参战,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同时也说明陕北根据地建立正式红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配合作战。陕北红1、第2、第5支队南下后,绥、清地区各游击小组、赤卫队配合红4支队实行坚壁清野,各村巡逻,封锁敌人,捕捉敌探。同时,在各山头设置岗哨,监视敌军。河口之战,根据地群众主动给红军修路、送粮、送饭,赤卫队和赤少队也手持大刀长矛,积极参战,给敌以较大威慑。

4.红军游击队官兵的英勇奋战,这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河口之战,谢子长身先士卒,亲临火线,英勇负伤,为广大指战员做出了表率。

5.积极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国民党军队不断哗变,也削弱了敌军力量。

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保卫和发展了陕北革命根据地;陕北红军游击队进一步积累了实战经验,技术战术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为改编为正式红军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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