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II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迁都洛阳

文/诗来

很多朋友对北宋都城开封的了解停留在想当然的层面，对唐末以来开封的发展史，以及北宋定都开封的原因不够了解。这种缺乏了解导致我们往往凭着一股想当然的热情去思考问题，比如认为北宋时开封“多么多么繁华”，北宋时的开封“是中国历史上最繁华的城市，到处都是金碧辉煌，街市十分热闹”等等。本文试从文献资料入手，剖析北宋定都开封的真实背景，以及北宋时汴京的相对真实的面貌。

宋代百姓的生活一点儿也不美好

由于宵禁制的解除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北宋时的汴京确实堪称一座繁华的大城市，百姓生活也相对丰足一些。但我们没必要将这种繁华程度人为地夸大。事实上，有宋一代，农民起义极其频繁，仅北宋160余年就发生农民起义203次。众所周知，农民起义的原因无非是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贫农想做佃农而不可得，乃至彻底无地可种。
试想，如果北宋汴京的城市经济和工商业真的那么发达，那些无地可种的农民肯定会克服种种困难，前往大城市谋生，而不必铤而走险。
宋代在制度架构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冗官冗兵，养活庞大的官兵队伍的所有重担都要压到农民身上。而我国古代各王朝的粮食出产总量基本是恒定的，养活如此庞大的官兵队伍的唯一方法就是加重农民的赋税。纵观我国古代各个王朝，汉唐明的平均值率都是恒定的，都是十五税一（清朝是十五税一到十税一之间），而宋朝的税赋水平，几乎是这个平均值的5倍。
对于宋代的赋税水平，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的宋史专家张邦炜老先生在《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中写道：“宋代佃农、自耕农分别负担哪些租税以及负担如何沉重，学界论述不少，这里不必重复。总之，宋代的实情是'民间苦赋重’，宋代农民的幸福指数并不高。”
可以想象，在如此高的税率和各种苛捐杂税下，一旦遇到恶劣天气或灾害年份，除了揭竿而起，农民几乎没有其他出路。之所以我们会误以为宋代老百姓生活很富足、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是因为宋代确实不是亡于农民起义，二是宋代对农民起义有一套有效的对付方法。
早在北宋建立之初，赵匡胤总结历代兴亡教训时，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宋朝一旦出现天灾人祸，产生大量流民，官府就会把流民中的青壮年招募为士兵，这样一来流民灾民中只剩下老弱妇孺，想起义也力不从心，这是宋朝惯用的套路。宋朝兵力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40万，大部分是招募流民而来，当然这些士兵拿着饷银最后变成了顺民。宋朝也得到了反噬，因为这些士兵后来大部分成为空额，军饷被官员贪污，王安石变法裁减了60万士兵（空额），等到金兵南下的时候，80万禁军满打满算只剩下3万正规军。
提到北宋汴京的繁华时，很多人喜欢用《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作为例证。单以后者来看，靖康之变后，孟元老随宋室南迁，目睹半壁江山的沦丧，他对生于斯地长于斯地的旧都汴京充满怀念。秉持着对故国和旧都的怀念之情，他笔下对北宋汴京的描述难免有夸大、溢美之嫌，此亦是人之常情也。

北宋定都开封本身就是无奈之举

很多人提到开封时，动辄就说“北宋时开封多么繁华”，并以此自居。殊不知，北宋建立之初，赵匡胤压根不愿意定都开封，定都开封实在是一个无奈之举。
北宋建立初年，至少有两座城市曾被赵匡胤考虑定做国都，一是西安，一是洛阳。自唐末五代以来，西安（长安）屡遭战乱，在安史之乱和唐末黄巢起义中受破坏尤其严重；此外，经济重心转向东南沿海，以及王朝面临的外部威胁从西北地区的匈奴和突厥转变为华北、东北方向的女真、契丹、蒙古等因素，客观上注定西安已经不适合定都。
下面着重说说洛阳。作为东汉等多个王朝的都城以及赵匡胤的出生地，洛阳素有“王者之气”，在北宋建立之初乃至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赵匡胤都有定都洛阳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因素而未能实现。
北宋建立之初，天下甫定之时，赵匡胤就想过要迁都洛阳。赵匡胤很清楚，开封地处黄河南岸的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住都城必然要大量囤积兵力，这必然会出现“冗兵”，增加财政负担，使国力受到很大消耗。相反，洛阳坐拥山川之险，易守难攻，迁都洛阳能有效解决因“冗兵”而导致的财政负担。但由于政权建立初期，赵匡胤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内部问题，迁都一事并未成行。
到了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赵匡胤率群臣巡游洛阳时，以开封“形势涣散，防维为难”为理由，赵匡胤再次提出迁都洛阳，却遭到了群臣的强烈反对。大臣们反对的理由也很多，比如说洛阳宫殿残破、缺乏军粮、百姓贫困等等。
但赵匡胤还是执意打着祭祖的名义住在洛阳，想借机迁都。此时，不仅是诸多大臣反对，连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也站出来反对了。
赵匡胤见群臣跟自己唱反调，便告诉赵光义自己真实的意图是希望都城先迁到洛阳，将来再迁往长安，从而依据长安险要的地势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但赵光义却不以为然地说，“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就这样，在群臣反对的浪潮下，直到赵匡胤驾崩，都没能实现迁都洛阳的想法。而赵匡胤“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的预言在此后也成为了现实。
赵匡胤很清楚：北宋建立十几年了，大多数官员已经在开封深深扎根了，迁都必然会动摇他们的利益；赵光义身为开封府尹，十几年的苦心经营，让赵光义在开封坐拥了极大的势力，当然不愿意由于迁都而使自己在开封盘根错节的利益受到损害。
当然，从客观条件来看，五代之后的开封由于漕运的便利和前朝的政治遗产，也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无论如何，行伍出身的赵匡胤对开封无险可守的分析是很精辟的，这是赵匡胤一直到驾崩前都念念不忘迁都的最大原因，也最有力地证明了赵匡胤定都开封是一种实属无奈的政治妥协。
在古代落后的农业社会里，城市的发展和百姓的生活无论如何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以“富足”著称的宋朝，百姓所谓的幸福生活也就是一天能吃上三顿饭而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历史的发展有无奈，有妥协，也有遗憾。以朱仙镇来说，北宋时的朱仙镇并不出色，其最繁华的时候是在清朝前中期。更重要的是，历史总是向前进步的，放在历史的长河来看，无论是朱仙镇还是开封，它们最繁华的时期或许不在宋朝，也不在清朝，而是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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