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安：在小说里，将真相倾斜说出 | 访谈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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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安小说的气质有点特别。诗人西川说，她的小说“是些狂想的寓言”，“邪门的富有冲击力的行笔与我们身边平庸的写作拉开了距离”。狂想，源自于陈思安自写作之初的动力就是完成脑中的各种幻想，也更在于近十年来她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观察——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科技和幻想的边界正在日益模糊，这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最大现实。
于是，陈思安回避那些定式的“成熟”和“稳定”，她寻求每一次写作带来的新的刺激。因为如其所言，如果对身处世界的新变视而不见或仅是进行工具性的描述借用，恐怕会使写作变得越来越保守，而不是越来越“现实”。现实、真相，是“狂想”之后的本质。“如果不是真相，那么写作的意义何在？”如何抵达真相？陈思安信奉的是诗人狄金森的诗句，“说出全部真相，但要倾斜地说出来”。
近期，她的小说集《活食》由译林出版社推出，该书是译林出版社“现场文丛”书系的第一本。2018年底，评论家何平和译林出版社协商主编一套旨在培育35岁以下青年作家的书系，拿来做对标的是作家出版社的“文学新星丛书”。何平希望，能为有潜力的青年写作者做一个设计讲究、拿得出手的连续出版书系，同时也为当下文学呈现一些有未来可能性的、年轻态的“作家”，而不是取悦生理年龄意义的“青年”。在诗歌、小说、戏剧间穿行的陈思安，在现实、科技、幻想的幕布间自由转台、切换声带的“异质化”写作者，她无疑是这种“具有未来可能性、年轻态”的作家。
访谈
在小说里，将真相倾斜说出
陈思安
小说家、诗人、译者、戏剧编导。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冒牌人生》《接下来，我问，你答》，中篇小说集《天马行空那些年》。导演舞台剧作品《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吃火》《沉默的间隔》，戏剧编剧作品《在荒野》《风雪山神庙》等。
记者：阅读你小说最直观的感受是，你似乎不喜欢那种过分安全的写作。《活食》整本小说集，你有意识地在变换着写作技法，视角、结构小说的方式。用评论家何平的说法是，你还在注重技术上的“玩法”。为何是这样的写作面貌？
陈思安：首先大概是我对写作这个行动本身仍然充满兴趣和好奇，希望自己能更深入地钻进去，触碰更多不同的层面，寻找更多的可能。随着写作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人很容易形成习惯和思维上的定式，同时也容易误以为那是所谓的风格。我确实有意回避导向这种定式的“成熟”和稳定，希望每一次写作都能给自己带来某种新的刺激，无论是精神特质上的，技巧上的，还是书写中的某些细节。这可能形成了你所说这种不过分安全的写作。
这也跟我的性格有关，喜欢刺激，喜欢玩乐，看起来有点矛盾的严肃认真与追求愉悦兼容在我身上。我喜欢的这个玩，用“玩法”这个词来形容似乎还不太准确，更多是希望能保持写作带来的原始喜悦。
记者：有评论说你小说有一点“狂想”气质，相对是“飞”起来的，小说集整体上有一种在现实、科技、幻想之间穿行的感觉。这些“狂想”从何而来？我猜想，背后应该暗含着是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陈思安：偶尔回溯早期的写作状态，我发现自己写作的初始动力就是完成脑中的各种幻想。中学时我写过的数量不多的习作，全部是武侠、科幻和童话，飞天遁地一掌能拍碎半个地球的侠客，用水分子做成的机器人和用网子捕捉从人脑袋里飘出来的想念，这样飘在空中的世界构成了我最早的创作。那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己有什么特别，看到同龄人都在写校园生活和暗恋男同学，我也觉得很正常，也会去读。
《活食》
陈思安/著
译林出版社
2020年7月版
在思想从少年走向青年的摆荡时期，我开始意识到这种不同，也不断有人跟我说如果你希望别人认真看待你的写作或把你当做严肃作家，就应该只写严肃题材和现实生活。摆荡了一段短暂时间后，我想清楚了自己没法装作自己不是的人。我当然关注现实，但我也相信表现现实不会只有一种方式，或说不会只有一种最好的方式。
最近十年我对外部世界的一个观察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科技和幻想的边界正在日益模糊。气候变化极大地改造着自然环境，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大数据深刻改造着人和人联接的方式、甚至进一步改造着人与政治的关系，过往那些只会发生在科幻小说与幻想小说里的情景越来越多地发生在我们身边。这些正在变成我们所处世界的最大现实。如果对其视而不见或仅是进行工具性的描述借用，恐怕会使写作变得越来越保守，而不是越来越“现实”。
记者：其实剥开你小说的层层外在，最终露出的核心恰恰不是“飞”起来的。《活食》中的“我”对马樾的复杂心态里映射着现代人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而《狩猎》《逃遁》是人对所处环境的逃离心态，《假山》《森林里的七个夜晚》是对一种亲缘关系的呈现，《滚滚凌河》则是对人的本质存在的一种剖析。你小说的共同指向，是在处理生存在种种处境里的人。所以，事实上，你小说关心的是什么？
陈思安：在写作的学徒期我尝试过很多种路径的写作，去探寻最切近自己质地的方式。我写过一些新小说框架下高度技术化的作品，也写过完全抛开技巧纯粹写实的作品，似乎都不能够让自己在最深处感到契合与满足。后来渐渐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式，是有点像狄金森一首著名的诗所形容的那样，“说出全部真相，但要倾斜地说出来” （Tell all the truth but tell it slant）。如果作品中没有人，没有今时今日的人，没有只有我才能写出来的人，那我在今时今日写作的意义何在？如果不是真相，那么写作的意义何在？如果不是“迂回地”说出来，那讲述（叙事）的价值有几分？带着对这些的思考，逐渐形成了我现在的写作形态。
记者：这本集子以《活食》起，以《森林的七个夜晚》终，其间的温度是不同的。《森林的七个夜晚》的结尾让整本书的阅读有了一个相对有温度的落脚，在这里可能更感受到一点柔软，虽然其实这种柔软的内里或许也包裹着一点难以融化的坚冰，但无疑，它仍然是柔软。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似乎许多的写作一径往不动声色的冷眼旁观里去了，但如果小说都是如此，那应该也是值得警惕的事情。
陈思安：从上本书《冒牌人生》开始，我有意不再从自己生活中提取直接经验将其作为素材。一方面是为了训练自己的虚构能力，拓展想象力，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自己能把握好度，不要过于简单和廉价地处理经验。《活食》这本书仍在延续这个理念，但出现了一些缝隙。
三十岁那年，因为生活上的一些改变，我跟父亲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在我看来）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作用在我身上，促发我写出了《森林里的七个夜晚》。我同时也做了一个从没做过的决定，将这篇小说题记标注献给父亲。这篇小说也是《活食》整本书中在出版前唯一一篇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作品。这篇小说对我个人来说确实有一些非凡意义，部分在于我再一次非常坦诚地将自己的直接经验拿出来，带着我个人大量的情绪、回忆、创痛和柔软，袒露给读者。这种袒露在我出版了处女作之后，就几乎再没做过尝试。因为那在我看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作者和作品都危险。
现在回顾，我很高兴自己写出了《森林里的七个夜晚》这篇小说，在自己的理念之外撬开了这条缝隙。它仍然危险，但它同时也在提醒我一件事。理念固然重要，但也需要保持奋不顾身投入自己的赤诚。
记者：你在近日的一个访谈里说，希望自己能以创作去勇敢地回答、回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呢？你又要如何找寻它们的落脚处？这里包含着一种意思，你认为小说以及你同时在写作的诗歌、戏剧，仍然能回答问题吗？
陈思安：我当然是相信在当下，在现有环境下，小说、诗歌、戏剧仍然是能够提出、并回应问题的，这也是我保持创作的其中一部分动力和原因。但究竟有多少人依然相信这一点，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做到了什么程度，创作的传播力和接受度等等，这些大概是文学批评关心的因素，并不构成创作是否仍然具备这一功能的内在因素。
在创作的每个阶段，我都带着不同的问题。有些时候是自问自答，也有些时候是捕捉我观察到的来自他人的问题。有些问题非常具体，比如处于某种特定境遇中的某个特定的人会在面对某种分界时做出怎样的抉择，比如某个具体事件对陷入其中的人的影响。有些问题相对概念化，比如具象的舞台和肢体如何表现抽象的诗意，比如边缘状态中的人如何在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比如人到底有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的改变。
我带着这些问题进入创作，努力将具体的问题向外扩散，将概念的问题化入到细微，最终按照我对每个问题的理解程度将它们落实为作品。在每一部作品中，不管它的形式是什么，都部分地回应了我的疑惑，或带来新的问题，我可以在未来继续靠近它。在我个人的创作图谱中，缺乏问题意识的创作是空洞的，我希望自己不要仅仅为了写而写。
记者：于是涉及到一个你应该早已被问及多次的问题，跨文本写作。这倒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你的小说写作应该是有一些戏剧写作的影响。然而，我倒有一点臆测，如果说你小说中的节奏、结构、空间、色彩与戏剧相关，毋宁说，这和你的精神内核更为相关，是你的某种气质贯穿在整体写作中。
陈思安：这个问题确实谈得挺多，但还从来没有人把它跟我的精神内核联系在一起。毕竟精神性的东西，包括个人气质，不像某种创作形态那样具象，更难以被讨论，也更靠近创作的神秘性。我确实有自己相对偏爱的创作方向和方式，但我认为它们也在不断改变着，有时缓慢调整有时大幅裂变，持续抖动在趋向完成的未完成之路上。
记者：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这个话题的深层指向，大约是一种这样的逻辑：当下的青年写作不能说完全，但其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对于故事性的强调。这倒不是说，你的小说故事性不显或者说其他青年写作者不注重写作技巧，但你的小说技术大约是最表层的一种特征，这让你的小说清晰可辨。我好奇的是，你如何看待这之间的一些问题：故事性趋向是否存在、青年写作的同质化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的，你如何定义自己在青年写作中的位置？
陈思安：我想写作上的同质化不是对故事性的强调和趋同导致的，而是精神世界的萎缩和同质化导致的。问题从来就不在故事性或技术上，这两者都是最表层的选择。历史上还真是非常少见当下这样一种局面，那么多不敢不去成功的“青年”，那么多不愿跟主流审美不一样的“青年”。当然也有不少人的选择似乎是无意识的，是顺其自然的选择，但这可能更吓人。那代表社会意识层面上对于“青年性”的集体无意识已经彻底转向了。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独有的问题，世界范围内都存在这种转向。当然这么说不代表我已经在相反方向上做得很好，我只是会时常警醒自己去注意和思考这些问题。
至于说定义位置，每个时代大概都有点杂音吧，我就成为杂音也挺好。
新媒体编辑：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