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杰·默罕：我们何以继续？
我们何以继续
文｜莎杰·默罕
译｜张瀚文
它崇高得可怕，部分由于它的默默无闻。——伊曼努尔·康德
在由安蒂诺米（Antinomie）发起而塞尔吉奥·本维努托（Sergio Benvenuto）存续的关于冠状病毒的论战中，一个隐藏的问题是——我们为何必须继续？换言之，被许多思想家认为是自然界错误的我们人类，要为了继续而继续吗？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像托马斯·泰勒（Thomas Taylor）、M·K·甘地（M. K. Gandhi）、皮埃尔·克拉斯特勒（Pierre Clastres）以及其他一些人那样继续一项计划，返回到阿甘本而言作为“正常生活状态”的历史时刻。阿甘本关于正常生活的概念难道不是一个神话般的欧洲资产阶级田园诗吗，其中“教堂”并不“保持沉默”？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用“正常生活状态”来评估我们现在的一切？
这些对话也在美国进行着，在那里，“婴儿潮一代”——为数不多的战后享受繁荣和相对稳定的生活条件的一代人——根据自己的神话和田园诗来评价“千禧一代”的生活。维特根斯坦将哲学家与资产阶级思想家区分开来，后者“带着处理某些特定共同体的事务这一目的”进行思考。我们无法规避的一个事实是，为“生命政治”所守卫的“正常的生活条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依赖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过程，而包括“生命政治”理论在内的所有思想学派，都试图批判这种剥削过程。阿甘本的“常态”和“生命政治”概念衍生自福柯，通过对同源而又各异的世界各地区和各思想进行类比向全球出口，某种“资产阶级思考”当今纵横于世。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这些理论提供了一种关于历史中的阴谋论精神的体验，该精神可以决定历史进程，让人类只能哀叹，这种体验就是我们今天的“抵抗”感。
对于这个问题的恐惧——我们为何继续？——总能被理解且不限于任何时代或地区。这个问题的结束是所谓的“宗教”的主要工作。然而，随着尼采为重估所有价值而对其做出的破坏，它开始获得一种紧迫感。尼采指出一个作为所有价值重估参照的模糊的思想对象——永恒轮回。1934年在“逻辑是关于语言本质的问题”这门讲座课上马丁·海德格尔在哲学中实施了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抑制了我们为何继续这个问题的意义。在这一讲座中，早在福柯和阿甘本之前，海德格尔就详述了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人口政治”——认为人们对他们的血脉和“语脉”（tongue-lines）漠不关心。他写道, 在人口普查中，人民（the Volk）是根据人口数量来计算的，因为人口构成了人民的身体，即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与此同时，应当考虑的是，人民的某一部分被囊括在政府的人口普查秩序中，即居住在国界之内的那一部分人。居住在国外的德国人不包括在内，[他们]在这个意义上不属于人民。另一方面，那些本也可以被囊括在人口中的（因为他们居住在国境内）那些人，在种族意义上，他们作为异族并不属于人民。
在这里，“人口”指的是“混杂的群众”，而“一个民族”的理想类型是那些曾经享有彼此神话般团结的土地上的居民。这是一位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
如果我们假设上世纪的这种趋势是“欧洲中心”的，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它最深刻和令人吃惊的表达可以在次大陆找到。甘地（M. K. Gandhi）也构想了一个印度村庄的田园诗并将其与“西方文明”进行对比。甘地的田园诗属于印度高种姓特权阶层的村庄，在这里，种族等级制度和对大多数低种姓人的剥削得以继续，被剥削的人却没有丝毫怨恨。这种毫无怨恨地屈服于种姓秩序的逻辑在印度次大陆被称为“因果”（Karman）。甘地明白，这一理想在历史上从未也不会实现。
然而，甘地对人类的评价并不是以作为“正常条件”的这一理想村落为基础的。相反，这个村庄本身建立在形而下学（hypophysics）的原则上，根据该原则自然是好的。根据康德对道德思想的分类，我们将这种思维模式称为形而下学。理想的印度村庄是形而下学的家园，在那里所有的事物都保有它们原来的价值，换言之，一个地方的自然从来没有被反自然化（de-natured）。尽管人类存在，理想的村庄仍保持着“正常状态”。甘地对此的判断是，人受到广泛能力的感染，这些能力让他能探索自然赋予他的所有环境，也促使他去发现超于自然的环境。脱离适当环境的存在是活跃于自然的错误。如果一个存在不能被赋予一个固定的环境，那么对它而言何为好坏无法被定义。那就是说，道德意义上的行为对于这样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此它必须在自然中寻求自身的消解。
如我们所知，甘地的人生目标是将自己降“零”，这个极点意味着无须采取任何行动。与所有严谨的思想家一样，他为人类自身寻找一致的目标——我们不能再继续。就纳粹德国里的犹太人的命运，甘地对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建议源于他对“我们为何必须继续”的解释。当布伯请求甘地凭借他在全球崇高的道德地位为犹太人进行干预时，甘地回复:希特勒的蓄意暴力甚至可能导致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借此他给出了自己对宣告如是敌意的第一个回答。然而如果犹太人能在思想上准备好自愿接受折磨，即便是我想象中的大屠杀也可以变成感恩和喜乐的一天，在那一天耶和华为犹太民族从暴君手中夺来解脱。对敬畏上帝的人来说，死亡并不恐怖。
纵使令人震惊，这个回复中的图景仍然在我们的时代中占据主导地位。维系这个图景的是形而下学，而“生命政治”理论本身是形而下学内的一支。
今天，没有对导致这种倾向产生的条件的了解，形而下学这种倾向的主导地位不能被不屑一顾。当形而上学不再可能时，形而下学成为主导;换句话说，与其参照另一个领域的价值，我们开始在我们所倾向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对自然的灾难性的误解中寻找理想。我们在上个世纪开始敏锐地意识到“价值”的缺位，以及它所带来的在区分善与恶上的某种无力。我们必须注意到，人因为这种对价值缺位的厌恶执着于最触手可及的理想或田园诗，而这种厌恶仍然是一种关怀的思想。
在缺乏对“我们为何必须继续”这个问题的指向时，作为没有价值的存在这一体验的形成在海德格尔早期作品中最为突出。在哲学中，差异体现于可区分的事物上。例如，我们说“1”和“a”在可区分的“书写字码”意义上不同。敦斯·史考特斯（Duns Scotus）的神学思想基于将存在理解为终极的可区分者，在此情况上帝作为无限的存在创造了有限的存在。这给了我们一种类似于无限的人和有限的神的观念。在上帝身上，存在使人定位自身，正是在存在中差异产生。由于这种区分存在的逻辑与柏拉图中期理念间的相似性，尼采认为基督教是大众的柏拉图主义。
海德格尔会提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差异——本体论上的差异或存在（being）与存在物（beings）之间的差异——对于这种差异而言没有什么是可区分的。从此刻起，存在不再能被认为是基本的可区分者，也不能被认为是更高层次的存在——观念、主体、意志——的依托，因为根本就没有基本的可区分者。通过叙述存在与存在物的差异的历史性衰落，海德格尔的无法被思考的逻辑（unthinkable logic）开启了“存在”本身的谜团，同时又将这种无法被思考暂时悬置。在这个叙述中，希腊曾经有一个理想的村庄，其中“正常的生活条件”触手可得。
在书写“存在先于自身并延续自身”（existence precedes and succeeds upon itself）这一模糊命题时，让·吕克·南希追求并揭示了这种思想的局限。它位于"存在先于本质"和"本质先于存在"等命题以外，至少暗示了两件事。第一，因为每一事物对自身和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延续，理性得以成立。然而，对于存在的维持没有理性可言，即便理性被冠以其他任何名义。第二，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的行动，通过驱动运动的理性我们或许也可以决定自己每时每刻的运动，无论我们如何。然而，我们却在面临这一时刻本身时被抛弃，这个时刻不屈服于理性。那就是说，绵延的本体（duratio noumenon）是完全模糊的。世界用它关于理性的阴谋将我们包围，与此同时在理性有关的事实中，理性本身将我们驱赶向它的缺位，这是一种无法逃离的捕获。
通过一系列合适的名字——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德里达、德勒兹、南希——并通过不同的逻辑和体系，我们对这一事实有了敏锐的理解:我们被抛弃了。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尤其当我们正在全球大流行病和其他灾难中寻求出路时？在一个有着最不正式的步骤的简短文本中，一些东西仍然可以被阐明和分享。预期会在当我们说“有闪电，雷声会随即而来”时到来。当一种现象的构成涉及到几个因素时，我们的预期很可能会遭遇失望或惊愕;例如，音乐会可能会因为地震而取消。这些可以被我们用理性说明的时刻，以及这些时刻之间的关系，会落入经验的预期;那就是世界上的一切。然而，有一些我们完全肯定的预期之外的东西——世界的持续存在——它的消失与身处其中一同消失的我们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尽管我们知道一个“某人”的“世界”将会撤离，包括我们自己的世界。在每一步的期待和失望中我们都惊愕于这种迷茫的确定性。如果我们把康德和维特根斯坦联系起来想，世界末日就不是一个事件，因为它根本算不上世界上的一个事件。
这种绝对的确信既是最模糊的经验，但也是最直接的。它像一层包裹着一切的薄膜，当我们看向一切时它又穿透一切。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关于这种神秘事物的体验正如对一个身处世界之外的独自感受世界的人所有的体验，而世界的存在本身恰恰因此变得模糊。但我们眼下可以说的是，这种模糊的体验——确保一个绝对的持续——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交谈，分享我们的理性和责任。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将会争辩道，因为没有私人语言，每种体验的可能性都是公开的。继而，在不知道它的来去时，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在分享着这些模糊的东西，因为我们可以分享文字、文化、爱、告诫和悲剧。
从对这个模糊的事物所进行的体验中，我们应该想到形而下学的另一面，即技术决定论。它是来自对这种模糊事物的体验的同一种厌恶，驱使我们转向科技的繁荣，其中一个新的上帝正在被创生——将制造出人类无法建造也无法理解的机器的超级机器（hyper-machines）。这些机器将终结人类。生命政治和其他理论正让我们像被困在车头灯下的动物一样无法移动、只能顺从，然而车头灯恰恰附于我们仓促造就的技术繁荣。
今晚，我们应该在我们共同的孤独中休憩片刻(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唯一一种孤独)，同时思考这个谜并不关乎何为世界，而是世界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的，并让我们构成这个神秘的，晦涩的“可怕的神秘”（mysterium tremendum）。用诗人的语句来说，今夜我们“生于超未知之中”（Alive in the Super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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