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上 3·一以贯之的功夫·薛侃录》译文

薛侃（？——1545年），字尚谦，号中离，广东揭扬人。王陽明的学生，力倡陽明心学。进士，后困上疏获罪下狱。见《明儒学案》卷三十。

薛侃问：“操守志向犹如心痛一般，一心只在痛上，哪里有时间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说：“开始学时，如此下功夫也行，但须明白'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本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守志向，在工夫上大概又会发生问题。”

薛侃问：“只重视德行的涵养而不关心学问上的讲论，把人欲认作天理，该怎么办？”

先生说：“人应当知学。求学讲论无非是涵养德行。不求学讲论，只是因为涵养的志向不够真切。”

又问：“何谓知学？”

先生说：“姑且先说说为什么而学？学习 什么？”

薛侃说：“曾听您说，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天理，体认天理，只要求己心没有私意。”

先生说：“如此只要克去私意就够了。何愁天理和人欲不能明辨？” 薛侃说：“正是担心这些私意不能认清。”

先生说：“仍是志向不真切的问题。志向真切，耳听目见的全在此处，哪有认不清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需向外界寻求，求学讲论也只是体会自己心中所见，不必再去心外另找他见。”

先生问在坐的朋友：“近来功夫如何？”

有位朋友用虚明来形容。先生说：“这是讲表面情况。”

一位朋友讲述了今昔的异同。先生说：“这是说效果。”

两位朋友茫然不解，向先生请教正确答案。

先生说：“我们今天用功，就是要使为善的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就会向往，有过就会改正，这才是真切的工夫。如此一来，人欲就日益减少，天理就日益光明。如果只在那里寻求表面情况，说效果，这样反倒助长了外求的弊端，再不是真切功夫了。”

朋友们在一起看书，常常批评、议论朱熹。先生说：“如此吹毛求疵，是不对的。我的主张和朱熹时有不同，主要是学问的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别，不能不辨明。然而，我的心和朱熹的未尝不同。比如，朱熹对文义解释的清晰精确之处，我又怎能改动一个字呢？”蔡希渊问：“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 成为圣贤，但是，伯夷、伊尹和孔子相比， 在才力上终究有所不同。 孟子把他们同称为圣人， 原因何在？”

先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因他们的心纯为天理而不夹杂丝毫人欲。犹如精金之所以为精金，只因它的成色充足而没有掺杂铜、铅等。人到纯是天理才为圣人，金到足色才为精金。然而，圣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有如金的分量有轻重。尧、舜如同万金之镒，文王、孔子如同九千之镒，禹、汤、武王如同七、八千之镒，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之镒。才力各异，纯为天理相同，都可称为圣人。仿佛金的分量不同，而只要在成色上相同，都可称为精金。把五千镒放入万镒之中，成色一致。把伯夷、伊尹和尧、孔子放在一块，他们的纯是天理同样一致。之所以为精金，在于成色足，而不在分量的轻重。之所以为圣人，在于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大小。因此，平常之人只要肯学，使己心纯为天理，同样可成为圣人。比如一两精金，和万镒之金对比，分量的确相差很远，但就成色足而言，则是毫不逊色。'人皆可以为尧舜’，根据的正是这一点。学者学圣人，只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罢了。好比炼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大，锻炼的工夫可节省许多，容易成为精金。成色越差，锻炼越难。人的气质有清纯浊杂之分，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别。对于道来说，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的不同。资质低下的人，必须是别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别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后世之人不理解圣人的根本在于纯是天理，只想在知识才能上力求作圣人，认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我只需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因此，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白白耗费精力，从书本上钻研，从名物上考究，从形迹上摹仿。这样，知识越渊博而人欲越滋长，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遮蔽，正如同看见别人有万镒之精金，不肯在成色上锻炼自己的金子以求无逊于别人的精金，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的万镒，把锡、铅、铜、铁都夹杂进去，如此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却愈低下，炼到最后，不再有金子了。”

其时，徐爱在一旁说道：“先生这个比喻，足以击破世儒支离的困惑，对学生大有裨益。”

先生接着说：“我们做功，但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去一分人欲，便又多得一分天理，如此，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捷便易啊！”

杨士德问：“格物之说，诚如先生所教诲的，简单明了，人人皆懂。

朱熹聪明盖世，而对格物的阐释反而不准确，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说：“朱熹的精神气魄宏伟，早年他下定决心要继往开来，因而，他一直在考索和著述上苦下功夫。如果先切己自修，自然无瑕顾此。等到德行高时，果然忧虑大道不行于世。拿孔子来说，修著六经，删繁从简，开导启发后生，大概也无需多少考索。朱熹早年之时就写了不少书，到晚年时才后悔，认为功夫给做颠倒了。”

杨士德说：“朱熹晚年无尽后悔，他说'向来定本之误’，又说'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此与守旧籍，泥言语，全无交 涉’，这些话，表明他此时才发现从前的功夫不对头，方去切己自修。”

先生说：“是的。这正是人们不及朱熹之处。他力量大，一后悔就改正，令人惋惜的是，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平时诸多错误都来不及改正。”

薛侃在清除花中草时，顺便问道：“为什么天地之间善难培养，恶难铲除？”

先生说：“既未培养，也未铲除。”过了片刻，先生说：“如此看待善恶，只是从形体上着眼，自然有错。”

薛侃不理解话中之意。

先生说：“天地化生，如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别？你想赏花，即以花为善，以草为恶。若要利用草时，又以草为善了。这些善恶都是由人心的好恶而产生的，所以从形体上着眼看善恶是错误的。”

薛侃问：“岂不是无善无恶了？”

先生说：“无善无恶是理之静，有善有恶是因气动而产生的。不为气所动，就是无善无恶，可称至善了。”

薛侃问：“佛教也主张无善无恶，其间有何区别？”

先生说：“佛教执著于无善无恶，其余的一概不管，不能够治理天下。圣人的无善无恶，只是不要有意为善，不要有意为恶，不为气所动。如此遵循先王之道，到达极致，便自然能依循天理，便能'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

薛侃说：“草既然不为恶，那么，它也就不能拔除了。”

先生说：“如此又成为佛、老的主张。如果草有所妨碍，干吗不拔除呢？”

薛侃说：“这样就又在有意为善、有意为恶了。”

先生说：“不着意为善去恶，并非说全无好恶，如果全无好恶，就会成为一个麻木不仁之人。所谓'不着意’，只是说好恶全凭天理，再别无他意。如此，就与不曾好恶是一样的了。”

薛侃问：“除草时，如何全凭天理而别无他意呢？”

先生说：“草有所妨碍，应该拔除，就要拔除。有时虽没有拔除干净，也不放在心上。如果在意的话，便会成为心体上的累赘，便会为气所动。”

薛侃说：“如此说来，善恶全然与物无关了。”

先生说：“善恶自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即为善，为气所动即为恶。”

薛侃说：“物的本身毕竟没有善恶。”

先生说：“在心如此，在物亦如此。世上儒者只是不懂这一点，舍心逐物，把格物之学认错了。成天向外寻求，只做得一个'义袭而取’，终身仅是行而不明，习 而不察。”

薛侃问：“对于'好好色，恶恶臭’，又该作何种理解呢？”

先生说：“这正是自始至终遵循天理，天理本当如此，天理本无私意为善为恶。”

薛侃说：“好好色，恶恶臭又怎么不为意呢？”

先生说：“这是诚意，而非私意。诚意只是遵循天理。虽然遵循天理，也不能再添加一分故意。因此，有一丝忿恨与欢乐，心就不能中正。大公无私，方是心之本体。明白这些，就能明白未发之中。”

伯生（人名）说：“先生讲'草有所妨碍，理应拔除’，但为什么又说是从形体上着眼呢？”

先生说：“这需要你在自己心中加以体会。你若要除草，是安的什么样的心？周茂叔不除窗前之草，他安的又是什么样的心？”

先生对求学的人说：“做学问必须有个主宰，如此功夫才有着落。即使不能无间断，应该象船的舵，关键时刻一提便明白。否则，虽然是做学问，但也只是'义袭而取’，只能行而不明，习 而不察，不是大本达道。”先生接着又说：“有了主宰，横说直讲都正确。如果此处畅通，别处不通，只是因为没有主宰。”有人说：“为了父母而做学问，不免有科举之累。”

先生说：“由于父母的原因参加科举考试而妨碍了学习 ，那么，为了侍奉父母而种田，也妨碍学习 吗？前辈认为'惟患夺志’，只是担心为学的志向不真切。”

崇一问：“平时，心意多忙乱，有事时固然忙，无事时也忙，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说：“天地间的大气，本来没有瞬息中断过。但有了一个主宰，就能不先不后，不急不缓，即使千变万化，主宰是一成不变的，人有了这个主宰才产生。如果主宰安定，如同天地运行一样永无停息，即使日理万机，也经常从容自在，也就是所谓的'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有气在四处奔流，怎么会不忙呢？”

先生说：“为学最大的弊病就是好名。”

薛侃说：“自前年起，自感好名的毛病已经减轻许多。最近仔细省察，才发现这个毛病并未彻底除去。好名仅仅是指外争声名吗？只要闻誉而喜，闻毁忧郁，就是好名的毛病在发作。”

先生说：“十分正确。名与实相对。务实的心重一分，求名的心就轻一分。若全是务实的心，就没有一丝求名之心。如果务实的心犹如饥而求食，渴而求饮，哪来好名之功夫？”先生又说：“'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读去声，亦即'声闻过情，君子耻之’的意思。实与名不相符，活着尚可弥补，死了就来不及了。孔子认为'四十五十而无闻’，是指没有闻道，并非指声闻。孔子说：'是闻也，非达也’，他怎么会用声名来对待别人呢？”

薛侃经常悔悟反省。 先生说：“悔悟是去病良药，贵在改正。如果把悔恨留在心里，那又是因药而生病了。”德章说：“曾听说先生把精金比喻圣人，用分量的轻重比喻圣人才力的大小，用锻炼比喻学者的工夫，这些喻义很深刻。只是您认为尧舜是万镒，孔子是九千镒，这种说法似乎不恰当。”

先生说：“这是从外形上着眼的，因为替圣人争轻重。如果不是从外形上着眼，那么，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的万镒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镒也就是尧舜的，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区别。之所以称为圣，只看精一与否，不在数量多少。只要此心同样纯为天理，便同样可称之为圣。至于力量气魄，又怎么会完全相同呢？后世儒者只在分量上比较，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之中。如果剔除比较分量的心，各人尽己之力与精神，只在此心纯是天理上下功夫，就能人人知足，个个功成，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无不足具。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理解圣学，不懂得从自心的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还要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掌握自己不会做的，一味好高骛远。不知自己的心地宛如桀、纣，动不动就要做尧、舜的功业，如此怎么行得通？终年劳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么，真可悲啊！”

薛侃问：“先儒说心的静是体，心的动是用，这样讲是否正确？”

先生说：“心不可以动静来区分体用。动静是暂时的。就本体而言，用在体；就作用而言，体在用。这称作'体用一源’。倘若说静时可见心的本体，动时可见心的作用，倒也无事。”

子仁问：“'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先儒说，学是效法先觉者的行为，这样说正确吗？”先生说：“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如果去人欲、存天理，就自然会求正于先觉，考求于古训，就自然会下很多问辨、思索、存养、省察、克治的功夫。这些也不过是要除去己心的私欲，存养己心的天理罢了。至于说'效先觉之所为’，那只是说了学中的一件事，也似乎专门向外求取了。'时习 ’犹如'坐如尸’，不是专门练习 端坐，是在端坐时锻炼这颗心。'立如斋’，不是专门练习 站立，是在站立时锻炼这颗心。'悦’是'理义之说我心’的'说’。人心原本就欢喜义理，好比眼睛本来欢喜美色，耳朵欢喜音乐一样。只因为私欲的蒙蔽和拖累，人心才有不悦。如果私欲一天天减少，那么，理义就能一天天滋润身心，人心又怎能不悦呢？”国英问：“曾参的'吾日三省吾身’的功夫虽然真切，大概还不理解'一以贯之’的功夫。”

先生说：“一以贯之是孔子看到曾子没有掌握功夫要领才告诉他的。学者若真能在忠恕上下功夫， 难道不是一贯吗？ '一’ 如同树的根， '贯’如同树的枝叶。没有种根，哪有枝叶？体用一源，体未立存，用从哪来？朱熹说：'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这句话大概还没有说完全。”

黄诚甫就《论语》中“汝与回也，孰愈”一章，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子贡认为多学而识，要在见闻上下功夫，颜回是在心地上下功夫，所以孔子用这个问题来启发子贡。但是，子贡的回答只停留在知识见闻上，因此孔子可惜他，并非赞扬他。” “颜回不迁怒于人，不犯同样的错误，能够如此，也只有未发之中的人才可做到。”

“栽树的人必须培养树根，修德的人必须修养心性。要使树木长高，必须开始时就裁去多余的枝。要使德性盛隆，必须在开始学习 时就除去对外物的喜好。如喜爱诗文，精神就会逐渐倾注在诗文上。其他诸多爱好都是如此。”接着又说：“我在此处讲学，讲的是无中生有的工夫。各位所能相信的，只有立志。学者一心为善的志向，犹如树的种子，只要不忘记，不助长，一直栽培下去，自然会日夜生长，生机日益完备，枝叶日益茂盛。树刚长出来时，有了分枝，应该剪掉，然后树干才能长大。初学时也是如此。所以，立志最可贵的是'专一’。” 谈话时顺便论及先生的弟子，讲某人是在涵养上用功，讲某人在知识见闻上用功。先生说：’只在涵养上用功，每天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只在知识见闻上用功，每天都会觉得自己有余。日感不足之人，德行将会逐渐有余。日感有余之人，德行将会逐渐衰微。”

梁日孚问：“居敬与穷理是两码事，而先生为什么认为是一码事呢？”

先生说：“天地间唯有一件事，怎么会有两件事？至于说到事物的千差万别，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何止两件？您不妨先说一下何谓居敬？何谓穷理？”

梁日孚说：“居敬是存养功夫，穷理是穷尽事物之理。”

先生问：“存养什么？”

梁日孚说：“存养己心中的天理。”

先生说：“这样也就是穷尽事物之理了。”

先生又说：“暂且谈一下怎样穷尽事物之理？”

梁日孚说：“例如，侍奉父母就要穷尽孝的理，事君就要穷尽忠的理。”

先生说：“忠和孝的理，是在国君、父母身上，还是在自己心上？

如果在自己心上，也就是要穷尽此心的理了。先谈一下什么是敬？”

梁日孚说：“敬，就是主一。”

先生问：“怎样才算是主一？”

梁日孚说：“例如，读书就一心在读书上，做事就一心在做事上。”

先生说：“这样一来，饮酒就一心在饮酒上，好色就一心在好色上。这是追逐外物，怎么能称为居敬功夫呢？”

梁日孚向先生请教有关问题。

先生说：“一就是天理，主一就是一心在天理上。如果只懂得主一，不明白它就是理，那么，有事时就是追逐外物，无事时就是凭空臆想。只有不管有事无事都一心在天理上下功夫，如此居敬也就是穷理。就穷理的专一而言，即为居敬；就居敬的精密而言，即为穷理。并非居敬后，又有一个心去穷理，穷理时，又有一个心去居敬。名称虽然不同，功夫只有一个。正如《易经》中讲'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即无事时的义，义即有事时的敬。敬义结合仍是一回事。孔子说'修己以敬’，义就不用说了。孟子说'集义’，敬也不必说了。体悟了这些后，横说直说，功夫总是一样。如果局限于文句，不了解根本，只会支离决裂，工夫就没有着落处。”

梁日孚问：“为什么说穷理就是尽性呢？”

先生说：“心的体是性，性即理。穷尽仁的理，是使仁成为至仁；穷尽义的理，是使义成为至义。仁与义只是我的性，因此，穷理就是尽性。孟子所说的'充其恻隐之心，至仁不可胜用’，就是穷理的工夫。”

梁日孚说：“程颐先生说的'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这句话是否正确？”

先生说：“对于我来说，且没有那份闲工夫。您唯先去涵养自己的性情，只有穷尽了人之本性，然后才能穷尽物之本性。”

梁日孚因此警醒而有所体悟。

惟乾问：“为什么知是心的本体？”

先生说：“知是敏的灵敏处，就其主宰处而言为心，就其禀赋处而言为性。幼龄儿童，无不知道爱其父母，无不知道敬其兄长。这正是因为，这个灵敏的知未被私欲蒙蔽迷惑，可以彻底扩充拓展，知便完全地成为心的本体，便与天地之德合而为一。自圣人以下的，人们没有不被蒙蔽的，所以，需要通过格物来获得他的良知。”

守衡问：“《大学》中的工夫唯有诚意，诚意的工夫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此只要有一个诚意的工夫就足够了。然而，又有正心工夫，有所忿嚏好乐，心就不能中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生说：“这一点需要自己思考、体会，明白之后，就能理解未发之中了。”

守衡再而三地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为学的工夫有深有浅，刚开始若不肯专心致志去好善憎恶，又怎么可以为善除恶呢？此专心致志就是诚意。然而，如果不懂得心的本体原无一物，始终执着地去好善憎恶，就又多了这分执着的意思，便不是豁然大公了。《尚书》中所谓的'无有作好作恶’，方为心之本体。因此说，有所忿嚏好乐，心就不能中正。正心就是从诚意工夫中体认承当自己的心体，经常使它如鉴空衡平，这就是未发之中。”

正之问：“《中庸》中说，戒惧是自己不知时的工夫，慎独是自己独知时的工夫，这种认为正确吗？”

先生说：“二者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为独知，有事时也是独知。人如果不懂得在此独知处用功夫，仅在人所共知处用功夫，就是虚伪，就是'见君子而后厌然’。这个独知处正是诚实的萌芽。此处不管善念恶念，毫无虚假，一对百对，一错百错。这里正是王与霸、义与利、诚与伪、善与恶的分界点。能够在这里立稳脚跟，就是正本清源，就是立诚。古人许多诚身的工夫，其精神命脉全汇聚在这里。不隐不现，无时无处，无始无终，仅为这个工夫。倘若又把戒惧当成自己不知时的工夫，工夫就会支离，工夫就有间断。既然戒惧为知，如果自己不知，又是谁在戒惧呢？”

正之说：“无论善念恶念，毫无虚假，那么，自己独处时就没有无念的时候了吗？”

先生说：“戒惧也是念。戒惧之念固然不可间断，然而，如果戒惧之心稍有放失，人不是昏聩糊涂，就是流于恶念。从早到晚，从小到老，如果无念，那就是自己没有知觉，这种情形，若不是昏睡，便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了。”

志道问：“荀子说'养心莫善于诚’，程子则不以为然，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说：“这句话也不能认为它不对。'诚’有从工夫上说的。诚为心之本体，要恢复心的本体，就是思诚的工夫。程颢说的'以诚敬存之’，正是这个意思。《大学》中也说：'欲正其心，先诚其意。’荀子的话固然毛病不少，但也不能一味吹毛求疵。大致上说，对别人的话进行点评，首先就存在看法，自然会有不公正之处。比如，'为富不仁’，是孟子引用陽虎的话，由此可见圣人的大公之心。”

萧惠问：“自私不容易克去，该怎么办呢？”

先生说：“让我替你克去自私。”又说：“人需要有为自己着想的心方能克己，能够克己，就能成就自己。”

萧惠问：“为自己着想的心我确实有，但不知为什么不能克己？”

先生说：“你不妨先谈谈你为自己的心是怎样的？” 萧惠沉思良久，说：“我也一心要做好人，便自我感觉很有一些为自己的心。如今想来，也只是一个空有躯壳的我，并非真实的自我。”

先生说：“真正的我怎能离开身体？只是你也不曾为那空有躯壳的我，你所说的躯壳的我，岂不是指耳、目、口、鼻、四肢吗？”

萧惠说：“正是为了这些。眼睛爱看美色，耳朵爱听美声，嘴巴爱吃美味，四肢爱享受安逸。因此便不能克己。”

先生说：“美色使人目盲，美声使人耳聋，美味使人口伤，放纵令人发狂，所有这些，对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都有损害，怎么会有益于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呢？如果真的是为了耳目口鼻和四肢，就要考虑耳朵当听什么，眼睛当看什么，嘴巴当说什么，四肢当做什么。只有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才能实现耳目口鼻和四肢的功能，这才真正是为了自己的耳目口鼻和四肢。如今，你成天向外去寻求名、利，这些只是为了你外在的躯体。若你确是为了自己的耳目口鼻和四肢，就必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时，并非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自动不看、不听、不说、不动，这必须是你的心在起作用。其中视、听、言、动就是你的心。你心的视、听、言、动通过你的眼、耳、口、四肢来实现。如果你的心不存在，就没有你的耳目口鼻。所谓的心，并非专指那一团 血肉。如果心专指那团 血肉，现在有个人死去了，那团 血肉仍在，但为什么不能视、听、言、动呢？所谓的真正的心，是那能使你视、听、言、动的'性’，亦即天理。有了这个性，才有了这性的生生不息之理，也就是仁。性的生生之理，显现在眼时便能看，显现在耳时便能听，显现在口时便能说，显现在四肢便能动，这些都是天理在起作用。因为天理主宰着人的身体，所以又叫心。这心的本体，本来只是一个天理，原本无非礼存在。这就是你真实的自我。它是人的肉体的主宰。如果没有真我，也就没有肉体。确属有了它就生，没有它就死。你若真为了那个肉体的自我，必须依靠这个真我，就需要常存这个真我的本体。做到戒慎于不视，恐惧于不闻，害怕对这个真我的本体有一丝损伤。稍有丝毫的非礼萌生，有如刀剜针刺，不堪忍受，必须扔了刀、拔掉针。如此方是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你现在正是认贼为子，反而说什么有为自己的心，但为何不能克己呢？”

有一位学者患有眼病，十分忧戚。先生说：“你呀，真是贵目贱心。”

萧惠热衷于道教、佛教。先生提醒他说：“我自幼笃信佛老，认为也颇有收获，并以为儒学不足为学。后来在贵州龙场住了三年，发现圣人之学是如此的简易、广大，才后悔错用了三十年的气力。总体而言，佛老学问的精妙处与圣人并无多大的差别。如今，你所学的只是佛老的糟粕，却如此狂热地信奉，真若鸱鸮窃得一只腐鼠。”

萧惠向先生请教佛老之学的精妙处。先生说：“我和你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你不肯向我所感悟的，却只问我所后悔的。”

萧惠惭愧地道歉，向先生请教什么圣人之学。先生说：“现在你只是做表面功夫，为敷衍了事而问，等你真有了一个为圣人的心之后，我再和你讲也为时不晚。”

萧惠再而三地请教。先生说：“我已经用一句话给你说尽了，而你还没有明白。”

刘观时问：“未发之中指的是什么？”

先生说：“只要你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此心修养得纯为天理，最后你自然就能理解。”

观时请先生大概谈一下其景象。先生说：“这是所谓的哑巴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明白其中之苦，还须自己去品尝。”其时，徐爱在一旁说：“如此，方为真知，才算行了。”一时之间，在坐的各位都有所感悟。

萧惠向先生请教生死之道。

先生说：“知道了昼夜，就能知道生死。”

萧惠再请教昼夜之道。

先生说：“知道了白天，就知道了黑夜。”

萧惠说：“难道还有人不知道白天吗？”

先生说：“你能知道白天？懵懵懂懂起床 ，胡 嚼乱咽地吃饭，行不自觉，习 不清醒，成天昏昏噩噩，这只是梦中的白天。唯有'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清醒明亮，天理没有片刻间断，才能知道是白天。这个就是天德。这就是明白了昼夜之道。知晓了白昼之道，还有什么生死的问题？”

马子莘问：“朱熹认为，'修道之教’是指圣人品节吾性中固有的道，是天下人效法的标准，比如礼、乐、刑、政之类，这种认识正确吗？” 先生说：“道，就是性就是命。道，本是完完全全的，不可增减，不用修饰，何需圣人去品节？如此不就成了不完美的东西了吗？礼、乐、刑、政是治理天下的办法，当然可称为教，但并不是子思（孔子之孙）的原意。若依先儒的解释，中下资质的人通过教育可通达大道，为何要弃圣贤礼乐和刑政的教化，而另说出一种戒慎恐惧的工夫呢？圣人之教难道仅为一种虚设吗？”

马子莘就有关问题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子思的性、道、教都是从根本上说的。天命在人，那么命即为性；率性而行，那么性即为道；修道而学，那么道即为教。率性是'诚者’之事，正是《中庸》中讲的'自诚明，谓之性’。修道是'诚之者’之事，正是《中庸》中讲的'自明诚，谓之教’。圣人率性而行就是道。圣贤之下的人不能率性，他们的行为难免过分或欠缺，因此必须修道。修道后，贤明智者不会过分，愚昧不肖者不会不及。依循这个道，道就成了教。这个'教’与'天道至教’、'风雨霜露，无非教也’的'教’相同。'修道’与《中庸》上的'修道以仁’相同。人能够修道，然后才能不违背道，从而恢复性的本体，这也就是圣人率性的道了。《中庸》后面讲的'戒慎恐惧’就是修道的工夫。'中和’就是恢复性的本体。如《易经》上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能够达到'中和’、'位育’，就是尽性而至命。”

黄诚甫问：“《论语》中，孔子回答颜回关于治国的问题，先儒认为它确立了万世常行之道，这种认识对吗？”

先生说：“颜回具有圣人的全体素质，对于治国的根本问题，他已彻底掌握了。孔子平时对他十分了解，在这里孔子没必要再多说，只是就典章制度上讲的，这些也不能忽视，只有如孔子所说的那样才是完善。也不能因自己具备这些本领而疏于防范，还应该'放郑声，远佞人’。因为颜回是一个性格内向、注重道德修养之人，孔子忧虑他忽视了外在的细节，因此就他的不足处加以提示。如果是别人，孔子也许会告诉他，比如：'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及'诚身’等诸多工夫，如此才能去治国，这方是万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用夏代历法、乘商代车舆、穿周代礼服、享舜时韶乐，天下岂能大治？后世人只明白颜回是孔门第一高徒，而他又问了一个怎样治国的问题，就把孔子的回答看作天大的事情。”

蔡希渊问：“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把格物致知放在诚意工夫之前，似乎与第一章的次序相同。如果按照先生的主张，仍依据旧本的话，那么，诚意就在格物致知的前面，二者似有矛盾。所以，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先生说：“《大学》的工夫就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要，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工夫才有着落。亦即为善去恶都是'诚意’的事。如果象新本所说，先去穷究事物之理，就会茫然而没有着落处。必须增添一个'敬’字，才能找回自己的身心上来，但毕竟没有根源。如果须添个'敬’字，为什么孔子及其弟子把如此关键而重要的字给遗漏了，一直等到千余年后的今天才被人补上呢？只要说以'诚意’为主要，就不用添'敬’。因此，特提一个'诚意’，此正为学问的主宰处。对这个不明白，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一般来说，《中庸》的工夫只是'诚身’，'诚身’的极限便是'至诚’，《大学》的功夫只'诚意’，'诚意’的极限便是'至善’，工夫永远相同。现在在这里添一个'敬’字，在那里要补一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而多此一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