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诞生与西方历史思想
徐波/过去的诞生与西方历史思想
东北伊利诺伊大学历史教授扎卡里·塞尔·希夫曼（Zachary Sayre Schiffman）的《过去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Past）一书，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于2011年，距今已过去十年了，虽然不算一本新书，但我还觉得值得介绍，不仅因为其行文雄辩流畅，还在于它涉及西方思想上一个大问题，即历史思想本身的历史。这本书是希夫曼二三十年思考的结果，其对话语境可一直上溯到二战后西方学术界对历史主义的反思。希夫曼认为，单一的，整体的，作为思想对象的过去观念是西方现代历史学的基本原则，过去的诞生及其历史化是现代西方历史主义思想和西方现代历史学产生的关键步骤，换句话说，没有西方现代的过去观念，西方现代历史学就无从谈起。现代的过去观念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有一个诞生的过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时代误置观念并没有直接导致过去的诞生，只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孟德斯鸠等人关系论才为一个真正全面的过去观念打下了基础。随后的赫尔德等人的历史哲学重视民族和时代的个性，用新的方法来将古物还原到原初语境，重建仪式、信仰和制度。正是浪漫主义传统与启蒙时代“关系论”的融合，才最终促成现代的过去观念的产生。他的这一观点无疑是针对波科克、朱利安·弗兰克林、乔治·于贝尔和唐纳德·凯利等人的，因为他们认为历史主义有一个文艺复兴背景，人文主义法学家是历史主义思想的先驱。
一、过去与现在的区分
希夫曼这本书中最重要是过去与现在的区分。他认为作为概念实体的“过去”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都不存在。现代历史学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区分现在与过去。这是使思考过去成为可能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现代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对现代人来说，作为一个常识性概念的“过去”的存在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这个概念有一个历史，非常晚近才开始，即文艺复兴时期开始，18世纪达到成熟，之后逐渐获得常识性地位。
他所说的过去与现在差别既不是个别的、地区性的差异，也不是黑格尔抽象的“时代精神”的不同，而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人们在情感结构上的差异。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情感结构，因而具有不同的行为选择，具有不同情感结构和选择的人们进而有不同的心态特征，如L·P·哈特利所说“过去是异域他邦，那里的行为方式判然不同”。
一般来说，人们都知道过去在现在之前，然而，时间上的在前并不意味着不同。因此，区分过去和现在不仅仅是承认过去在时间上的在前，而是要具备这样一种意识，即不同的历史实体存在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这种意识的反面是时代误置，即历史实体脱离自身语境的情形。所谓时代误置观念（anachronism）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指一个历史实体脱离了自身的历史语境；另一方面，它指一种意识，即意识到一个历史实体的定位是不恰当的。为了方便的缘故，可以把区分过去与现在的意识叫做时代误置观念，因为这种意识观念使我们能够区别事物的历史语境。
如果说时代误置观念有其历史，那就是说它必然起源于某个时候，而此前不区分过去与现在，所以没有时代误置观念。当然，这里的过去不是常识上的过去，是认为过去不仅仅是记忆，过去不仅仅是先于现在，而是不同于现在，是作为历史思想对象的概念实体。希夫曼的书虽然涉及到从古到今各时代过去概念的不同涵义的分析，但它不是“过去”的概念史，其重点在于阐述西方人历史地思考过去的思想历程，即西方历史思想日臻成熟的过程。
二、古代的所谓“过去”
希夫曼认为，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了时代误置的观念，所以古人既不整体地去看待过去，也不认为过去与现在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这样说，古代历史家并不记述“过去”。虽然他们意识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地区性差异，即二者之间不同的个别事例，不过他们没有将这些事例整合到一个更大的，关于过去与现在之间差异的全局视野中，因此他们全然没有真正的时代误置观念。
现代西方历史思想认为，过去并不仅仅在于时间上先于现在，而是不同于现在。过去与现在相区别的观念就意味着有一个单一的“过去”概念，这个概念性实体涉及到人和事件。首先荷马神话再现的不是过去，是对实际事件的提炼和歪曲的记忆，抹去了过去与现在的区别，实际上是一种过去创造的现在（“past-made-present”）。古代历史家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差异，他们不具有单一的过去概念，而是设想了在不同时间框架中的多个过去，不同过去之间是彼此分离的。例如，修昔底德首先在一个时间框架中来描述古代世界海上强国的产生过程，继而转向另一个时间框架来描述雅典帝国的兴起，再接下来的时间框架中才描述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系列事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设计出了事件的，线性的多重时间框架，这可以使他们能够写作长篇的，涵盖广泛的历史叙事。然而，古希腊、罗马人没有单一的过去概念，于是，古人不能系统地区分过去与现在，他们所构想的不是过去，而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过去在时间上先于现在，并不意味着过去不同于现在。换句话说，他们不可能有时代误置的观念。
三、中古时代的saeculum的观念
希夫曼认为，在古代的多重过去与现代的单一过去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由此达彼似乎是不可能的。从古代的多重过去迈向现代的单一过去，中间有一个环节，必须在这个环节清除古人的感知模式，现代作为思想范畴的单一过去才会产生，在这一过程中圣奥古斯丁起了关键作用。
圣奥古斯丁背离了古典传统，转向了一种新的人类存在观，这种新的人类存在观使他能够将人类存在视为一个整体，如同在一个专门为人类活动指定的空间中发生一样。这个空间与其说是历史的，还不如说是存在的；时间在其中只是作为一种“此时此地”的持存感，从而抹掉了时间流逝过程的传统观念。圣奥古斯丁称这个新的实体为saeculum，它构成了一个神圣与世俗相互交织，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此时此地交融的领域。
都尔的格雷高里《法兰克人史》就是把神圣的和世俗的内容集合在一起，而英国的比德在《英国教会史》中则赋予saeculum以叙事的顺序，这是它从空间实体向时间实体转化的第一步。时间维度的出现接近于现代的过去观念，而区分过去与现在将最终颠覆saeculum中时间的同时性。不过在中世纪神的意志最终会超越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上帝那里是一体的。在基督教上帝遍在的意识中，时间的同时性的观念最终阻止了单一过去的观念在中世纪的出现。然而，“奥古斯丁的存在空间是我们对过去观念的逻辑先驱，因为它囊括了所有的人类行为，使其一致地接受同样的分析。”
四、文艺复兴时期时代误置观念的产生
希夫曼认为，时代误置观念出现于文艺复兴时代，过去诞生在时代误置观念出现之后。他指出，人文主义者虽然意识到古典文化属于本质上不同的过去，在文本校勘、法学研究等方面有了时代误置的观念，但他们并没有觉察到复兴古典古代本身是一个时代误置的错误。他们试图通过效法古代榜样来复兴古典文化，他们效法古典古代的愿望造成了一个悖论，即所谓“活的过去”（living past）。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过去创造的现在”是将二者呈现为本质上相同，从而使过去可以为现在所直接接近。文艺复兴时期所谓活的过去则不同，它是真正古代的，但它是活的；活的过去既不同于现在，同时又作为一个文化典范对现在至关重要，具有普遍效用。早期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是为“活的过去”所吸引的最好实例，他甚至给古人写了不少动情的书信。他对自己所处的失去了古代雄辩修辞的“黑暗时代”感到绝望，渴望直接接触到文化的古典之源，跳过将其与他分离开来的“中间的”时代。实际上，这样定义的过去并不存在于过去，而是存在于一个超越时间的领域，一个可以通过效仿来接近的符号空间中。
应该说尽管人文主义者所谓“活的过去”与现代的过去观念完全不同，他们确实既认识到过去先于现在，又认识到二者本质上的差异，但是也确实没能克服时代误置的错误。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误置观念定义了过去的“过去性”，但它不是要拉开过去与现在的距离，而是要将过去推进到现在，这样两者才能积极地相互影响。所谓活的过去与现在构成了一个同步空间，它既能保持时间的差异，又能消除时间的间隔。同时，人文主义者的这种通过效仿来造成的所谓活的过去还有一个潜在的困境，那就是他们在复兴古代文学和文化上越是成功，复兴的古代文化与他们自己世界的相关性就越小。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致，活的过去的生命力取决于于人文主义者在使用历史事例时对普遍性和历史性之间的张力进行协调的能力。然而，随着人文主义运动的成熟，随着人文主义者对古典语言和文化的掌握的扩大和深化，活的过去的空间开始充满越来越多的实体，使它变得极其难以理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历史要真正成为“生活的导师”，必须确定过去事例的具体历史语境，真正克服时代误置的错误，否则历史就没有什么教益。
波科克、朱利安·弗兰克林和乔治·于贝尔等人认为，那些研究罗马法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是现代历史思想的先驱。希夫曼不这样认为，他指出那些人文主义者法学家研究古代法律只是为了对普遍法律有更好的理解，他们从来不具备深刻的历史意识来阻碍其普遍主义的倾向。语文学批判方法有效地揭示了事件的历史偶然性，但它没有让这些事件回归遥远的过去，而是一味想将古代事例作为普遍的标准和典范用于当代。事实上，希夫曼断言，语文学批评不是通过按时间顺序整理事件来澄清过去，而是把事情搞糟了。
五、启蒙时代：现代过去观念的诞生
到 17世纪末、18世纪初，现代的过去观念的产生还需要从自身外部获得方法上的支持，笛卡尔的关系论正好提供了这种支持。笛卡儿从解析几何引申出来的关系理论，由其追随者和普及者尼古拉斯·马勒伯朗士发展出一种知识的关系论，并从中提炼出构成现代数学基础的基数和序数原则的精髓。根据新兴的数理思维原理，马勒伯朗士试图通过测定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来评价各种思想观念，包括道德的和自然哲学的思想观念。
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追随马勒伯朗士的关系论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在书中，他将法律定义为关系，不把法律本身，而是法律所反映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关系作为研究论题。他通过跨文化和跨历史的比较来揭示这一切关系。这种比较实际上是确定实体之间的距离，由此来确定实体所属关系的顺序。孟德斯鸠认为，任何给定实体都处于一个关系网之中，正是这一关系网才使它具有独特性，同时具有典型性。对希夫曼来说，法国启蒙思想家为过度拥挤、毫无意义的“活的过去”提供了一种分析的方法。他认为孟德斯鸠用马勒伯朗士的关系理论来构建他的《论法的精神》，这是在“多样性中寻找新秩序”的一个重大突破。从这种关系论产生了一种稳定的过去概念，过去在时空坐标中定了位，由此才系统地以一种逻辑的方式把过去和现在分开，而且同样地把一个过去与另一个过去区分开来，每一个实体都由其自身的关系联系来界定。这种分析方法为根据历史实体彼此彼此之间的关系来思考历史实体奠定了基础，将历史真实性与历史实体的时空关系联系起来，最终可能把时代误置看作是一个错误。
通过一种将任何给定的实体与其他这类实体区分开来的比较的方法，产生于独特性与典型性这种的过去同样是从外部来加以界定的。历史主义者随后会从内部来审视过去，把每一个实体看作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过程的产物。然而，在历史主义之前，过去必须区别于现在，必须定位于关系网络中，即过去在其被历史化之前必须诞生。
结语
历史主义这种现代形式的历史意识解释了历史实体的独特性，认为其是在特定时空环境中自身发展的结果。它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人们几乎意识不到这一意识观念是由十八世纪几股思潮的汇合而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沉淀。事实上，历史主义的思维习惯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过去是一个客观的实体，是一种超越人们对它的不同描述的文化实体。这种观念又被日常用语所强化，如人们认为“the Past”有一个所指，而且我们很少质疑其实在性。对于历史主义来说，过去具有知识力量和效用，但它与过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认为过去是不可挽回的他者，是死亡了的，被埋葬了的，其本质上是现在或未来取向的。
希夫曼追溯过去的诞生其目的是要主张时代误置观念的产生早于过去的诞生，而历史主义思想的产生必须在过去诞生之后，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思想家是现代历史主义思想的真正奠基者，笛卡尔、马勒伯朗士和孟德斯鸠的关系论是过去诞生的方法论前提。迈内克认为英国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休谟、吉本、罗伯逊等是历史主义的先驱，但并不认为他们是成熟的历史主义者，因为他们把自己所处的启蒙时代看作是评判一切的最高标准。这种偏见是与真正的历史主义倾向背道而驰的，历史主义要求从每一个实体的自身环境来看待它们。当启蒙思想家认为现在比过去好时，他们表现出非历史主义的时代误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