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德模与况公祠
项苏农
一
晚清同治年间曾经一度赋闲的苏州府代理知府蒯德模，写有“将去苏州谒况公祠”诗，开篇就是“生与公异时，官与公同地。来瞻公祠宇，慨然有余思。”据《曾国藩全集》载，同治七年（1868）九月十六日，曾国藩向同治皇帝上了一道“蒯德模署太仓直隶州知州片”的奏稿，而《（宣统）太仓州志》是这样记载蒯德模的：“同治七年冬，来署州事。”由此推断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当是在这年秋冬之际。
苏州有况公祠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崇祯）吴县志》中，其卷二十“祠庙”云：“况公祠在儒学内东，祀苏州知府况锺。正统间，师生颂其囗学功建”（注：志书中“囗”字漶漫，揣测似是“赡”字，供养之义）。查该志在卷之十三“学宫”有云：“吴境府县二学并占胜焉。”继又有云：“苏州府学在南园昼锦坊东”“吴县儒学在县治西南半里升平桥东”，依其对“府学”“儒学”的分别描述，可知况公祠最早是建立在吴县儒学内的。
况锺（1383－1443）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江西靖安县龙冈洲（今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崖口村）人，从明朝宣德五年（1430）起，连续任苏州知府十三年。正统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起止时间为正统元年（1436）至正统十四年（1449）。据《明史·况钟传》载：“明年十二月卒于官。吏民聚哭，为立祠。”当况锺在正统壬戌年也就是正统七年十二月三十日（1443年1月30日），于苏州知府任上因病去世时，苏城吏民聚集痛哭，此后就首先在吴县儒学内为他单立专祠以示纪念。
说况锺“师生颂其囗学功建”，是有例证的。明人杨荣一篇《苏州府吴县儒学重建记》，其中就写道“宣德七年，工部右侍郎庐陵周君忱，奉命抚巡东吴诸郡，偕知府豫章况君锺，同谒庙学，见其不称，因恊谋更造之”。是说在宾兴坊内的吴县儒学（今学士街处），由于规模限制，已经不适合改建。为了不增加吴县百姓的额外负担，况锺竟然用了两年时间来自筹资金，终于在宣德九年（1434）冬十月，设计规模扩大了四倍的吴县儒学，在通和坊升平桥东（今通和新村处）新址上开工建设，于第二年五月建成。当时的工部尚书杨荣对此一一描述道：“享礼有殿、讲诵有堂、藏书有阁、宴休有亭，以及门庑、斋舍、庖湢，各以序列。通为屋，以间计之，二百三十有余。”
明人胡俨，在正统丁巳年(1437)，写有一篇《苏州知府况侯重修儒学记》，其中写道：“述其郡守况侯伯律，兴作之勤，求为之记：大成殿及两庑作于正统丙辰，明年作至善堂作后堂，又明年作明伦堂作斋舍作射圃，凡为屋百间，度材庀工，载石陶甓，与夫经费所需，咸得变通之宜。越三年而后成，髙明壮观，夐超于昔，丹碧辉映，光彩聿新，况侯之奉扬文治，以淑邦人者，于斯盛矣。”说的是从正统丙辰年(1436)起，苏州知府况锺扩建苏州府儒学,历时三年而成。建成后的苏州府学，殿宇宏丽蔚为壮观，一时号称东南学宫之最。
现收藏于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况锺像赞碑》，其最后一篇赞文，就是在“正统壬戌冬十月望日”由时任吴县儒学训导的陈宾识所撰。从中可知在况锺生前，“东吴黎庶惧公之去，立石吴庠咏归亭”，当时苏州全府百姓，生怕再也见不到离任的况锺，就在吴县儒学内的咏归亭里为他立碑鑴像勒赞以志纪念。在况锺去世后，该碑就被移入儒学内新建的况公祠供奉。
二
况锺《明史》中有传，其中记载他治苏的事迹，从开始的捶杀数人衙门立威，到最后的重学校礼文儒，无一不显出其起自于刀笔的干吏本色。《明实录英宗实录》在记载“直隶苏州府知府况锺卒”时，对他有一句盖棺论定：“锺有治剧才，故郡事虽殷，理之绰有余裕，惜其贪虐犹有刀笔余习。”在时人杨循吉记录“况侯抑中官”故事的《吴中故语》书中，也显露出他以吏起家的出身底色，也就是在执法时不讲究所谓的温文尔雅，而是以霸道之法处理棘手难题。所以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图传赞”，对他的首先肯定是“法行民乐，任留秩迁。青天之誉，公无愧焉”。
虽然况锺为政特向严峻不拘小节，不过有的时候，也有极富人情味的地方。
话说况锺在宣德五年刚到苏州时，马上就以到任知府的身份拜访一个很有权势、常住苏州负责为皇宫采办绸缎促织禽鸟花木等事宜的大太监。当况锺首先对他行下拜礼时，这个大太监竟然视若无睹，不予回礼。一般来讲，如果是科举出身的读书人，碰到这种难堪的场面，一时间是很下不来台的。但况锺却不是这样，他立马起身，大大咧咧地对大太监说：“老太监想来是不喜欢被人行拜礼的，那我就姑且对你做个长揖吧。”书中引用况锺的原话是：“老太监固不喜拜，且长揖。”说完以后，也不等大太监回话，就自说自话地坐了下来，开始直奔主题和大太监讨论起在苏太监经常任意鞭打地方官吏的恶行，要求老太监从今以后对此严加管束。
有个一向任性的太监来福，还像以往一样飞扬跋扈，此后不久的一天，来福随随便便找了一个缘由，当场就对为他办事的吴县主簿（类似于县长办公室主任）吴清大打出手。况锺知道后，怒不可遏地去找了来太监，紧紧抓住他的两手，然后连声质问道：“汝何得打吾主簿？县中不要办事，只干汝一头事乎？”来太监见状害怕得连声道歉，连忙摆了一桌酒席向吴清主簿示好。从这件事情以后，在况锺主政苏州的十多年时间里，再也没有发生驻苏采买太监殴打苏州地方官吏的事情。
再说正统三年（1438）的一天，有一个古稀老人，穿着一身系着牛角装饰腰带的青色袍服，从苏州府衙东面的便门走进去。看门人看见后大声对他叱责。老人说我是已经退休的官员，来拜见况知府，请你去通报一下。看门人看着这个青袍角带的装束，知道他是曾经做过官的人，于是就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向这个人接连发了三问：“汝官不过丞簿耳”“岂同知通判乎？”“然则太守乎？”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看门人又惊又疑，惶惶然不知所措。这时只见老人从从容容地回答：“我曾经当过江西布政使。”说这个话的老人名叫何源，一名何德源，字幼澄，号东吴遗老，吴江同里人，著有《澄庵集》，卒于景泰四年（1453），年八十六岁。
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局，《（康熙）吴江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既报，锺出门。肃入成礼，而别挽之。由中道，不从，请乘车，亦不从，徒步而还。”况锺闻讯后，急忙跑到门口迎接。看见何源后，就马上伸手示意请入，显出一派彬彬有礼。道别时则出手作挽留状，以示恋恋不舍。其间还有两次恭恭敬敬地表示，或“由中道”，或“请乘车”，可以看出况锺对何源执礼甚恭，不是一个不通达事理的霸道之人。
三
《（民国）吴县志》在“坛庙祠宇二”卷中，有“韦白二公祠”条：“在平桥昭忠祠右，祀唐苏州刺史韦应物、白居易。清同治六年，长洲知县蒯德模建。初兼祀明巡抚都御史周忱、苏州知府况锺，名四公祠（德模有记）。”说的是清同治六年（1867年），当时的苏州府代理知府蒯德模，在平桥南堍昭忠祠右面的空地上（今平直实验小学处），建起了一座四公祠，祠内塑有唐朝的苏州刺史韦应物、白居易、明朝的江南巡抚周忱、苏州知府况锺四位先贤之像，以纪念他们曾经在苏州留下的德政事功。此后周忱况锺两公，回迁苏州府学的各自旧有专祠，四公祠因此被改名为韦白二公祠。这个“德模有记”，是指蒯德模写的《韦白周况四公祠记》，全文收录在《（同治）苏州府志》的“坛庙祠宇二”。蒯德模在记中首先云：“同治六年，太岁在丁卯，秋八月，韦、白、周、况四公祠成。”其中云：“余官于是，承兵燹后谋复旧祠，以散祀不如合之之慰民思，且便事也。”最后云：“余感于四公之系吴民者久也，故道其合祀之意如此。”
蒯德模“将去苏州谒况公祠”诗，是用这么几句结尾的：“茫茫人海中，拔用须破例。鸿鹄却樊笼，骐骥宽策辔。贤良出刀笔，毋徒矜科第。”其中一条“时有首府、县，非科甲不得调补新章”的自注，将他匆匆上任太仓直隶州知州的原因说得很清楚。原来他不能继续担任苏州知府，是因为这时候吏部新出台一条只有科甲之人，即至少是举人出身的人，才能担任首府首县主官的规定，蒯德模因为是秀才出身，不属于“科甲”，所以用曾国藩的话来说，他就是“卸署苏州府事补用知府”。
这也难怪蒯德模要在赴任太仓直隶州知州之前，专程去况公祠拜谒况公，因为况锺根据《明史》记载是“初以吏事”，《清史稿》记载蒯德模是“咸丰末，以诸生治团练，积功洊保知县，留江苏”。蒯德模与况锺一样，都不是正途科举出身，难免在官场上要受到歧视。作为性情中人的蒯德模，也就难免要在诗中鸣不平，以况锺为喻浇心中块垒：作为制定所谓“新章”的长官要知道啊，即使像况公况锺这样贤良的官员，最初也是以吏员起家的，所以不能仅仅只以科举来定出身。
蒯德模这次去拜谒的况公祠，不是在今西美巷里的况公祠。根据《（同治）苏州府志》的记载，可知该祠在咸丰十年被毁，直至同治十一年，才由吴县知县高心夔重建。蒯德模去的应是苏州府学新落成的况公祠，据《（同治）苏州府志》云：“咸丰十年，毁于粤寇之乱，大成殿栋梁仅有存焉”，在清朝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克苏州时，包括孔庙在内的所有府学建筑都遭到破坏。同治三年（1864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下令重建，至同治七年，由继任巡抚丁日昌结束重建工程。
恢复旧观的苏州府学格局，是庙学一体制，最早为苏州知州范仲淹开创，形成于北宋景祐二年（1035），即将州学（苏州升府后称府学）和文庙（祭祀孔子的祠庙）结合在一起，以现在苏州碑刻博物馆内的碑刻长廊为分割线，东面是文庙西面是府学。府学的建筑群，依次为泮宫、礼门、仪门、明伦堂、敬一亭、藏经阁。宋人朱长文《修学记》载：“广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斋室。”况公祠就设立在泮池的北面，和此前建立的范文正公祠、胡瑗祠、朱长文祠、白居易祠、韦应物祠并列，春秋两季共同接受苏州学子的顶礼膜拜，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道德楷模。清朝的江苏巡抚梁章钜，在道光六年（1826），专门为苏州府学重修的况公祠，精心撰写了一副很有名的对联：“姓字播弦歌，韦白以来成别调；功名起刀笔，萧曹自古是奇才。”可惜的是，蒯德模诗里的苏州府学况公祠，后毁于“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