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落下闳到汤若望：究竟谁真正创造了“中国农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历法的出现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农历（夏历）、彝历、傣历、羌历、藏历等是我国现阶段在广泛使用的几部自有历法。特别现行通用的农历是与全世界通用的格里高利历（又称西历、公历）同时在我国并行的历法。是几千年朴素的劳动人民在劳动耕作过程中对地球运行、气候变迁的经验总结。
然而，曾几何时，因某媒体一旗节目中有：一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编著的《时宪历》，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与我们生产生活都有着紧密联系的农历！于是，断章取义误解外国人编撰了中国农历的说法甚嚣尘上、积毁销骨。正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都可以变成真理。然而，事实的真相究竟在哪里？究竟是谁真正创造了现行的“中国农历”？本文将据史从科学的角度，从中国农历的诞生、发展、演变等方面详细揭开这一历史之谜。
一、溯源“中国农历”的孕育诞生：从“夏历”到落下闳造汉《太初历》
中国传统历法“农历”又有华历、夏历、汉历、中历等名称。是阴阳历的一种，在民间通常被错误地称作阴历。农历取月相的变化周期即朔望月为月的长度，加入干支历“二十四节气”成分，参考太阳回归年为年的长度，通过设置闰月以使平均历年与回归年相适应。农历是以华历（阴历）为基础，融合阳历成分而成的一种混合历法。
远古时期，人类就已经有了伏羲执规治春的传说。历法历来是最重要的国政，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春秋时通行周历，周历称仲冬月为春正月；春秋战国时期通行 “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各国使用不一，如晋国行夏历，宋国却用殷历；秦始皇采用《颛顼历》，《颛顼历》创立于公元前四世纪，以十月为岁首，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相对比较符合天象一些。楚汉之争后，汉朝仍“袭秦正朔”，沿用《颛顼历》，但使用时间越久，误差也就越大，出现了四季混乱、朔晦见月的怪现象，于是海内惶惶、妄议渐起。
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太史令司马迁等上书皇帝，称：“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汉武帝纳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之说，命颇知天文数术的御史大夫倪宽，与博学之士共议，期望能在古六历的基础上，改创汉历。倪宽等人经反复甄别，以为此时天象，与《夏历》相符，但又自感学识有限，不能最终确定。于是“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汉书·律历志》）。
落下闳，西汉巴郡阆中县人，姓落下，名闳，字长公(亦作洛下闳），明晓天文，隐于“落下”（传说为今桥楼乡洛阳村落阳旮），是中国古代民间杰出的天文学家。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年-前104年)为了改革历法，征聘各方贤达，经同乡上林令谯隆推荐，落下闳由家乡今阆中市桥楼乡（一说今老观镇或思依镇）来到了繁华的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作为运算转历的技术骨干，与朝廷分管历法的邓平、方士唐都等二十余人一起参与历法的制订。在历法改革过程中，一共形成了十八家不同的历法。最后经实地观测最终证明了落下闳、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的“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壁、五星如连珠”，所用郡县无不风调雨顺，农时相合。于是为新历命名为《太初历》，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太初历》施行后，仍然历时三十六年的改历之争才最终“是非坚定”（《汉书-律历志》）。
横空出世的《太初历》作为第一部计算科学准确的历法，除在天文学史上首次推算出日月食周期、制造“浑仪”、发明“通其率”算法等诸多个“第一”外，还有“三个沿用至今两千多年”奠定了它作为中国有史可考的万历之源和后世制历的“金科玉律”。一是首次将《淮南子》中的“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并历代沿用至今两千多年。“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从此，“只看历法不看天、最多相差一两天”成为中国大地的民谚并沿用至今，对指导农业生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是在历法中置闰的“置闰法”沿用至今两千多年。沿用19年七闰法的同时，首次采取“朔不得中、是谓闰月”的无中气月。把闰月规定在一年二十四节气中间无中气的月份，使历书与季节月份相互适应。这样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顺畅了。二十四节气的日期，也与农时照应，“置闰法”一直沿用至今。
三是首次正式恢复夏正，以孟春正月朔日为一元之首沿用至今两千多年，为恒定“春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夏正”：根据《史记·历书》记载，即夏以寅月为正月（岁首，一年的第一个月，即今农历正月），商以夏历十二月（丑月，即殷正）、周以夏历十一月（子月）为正月（即周正）。秦及汉初曾一度以颛顼历十月为正月。
自汉武帝颁布《太初历》改用夏正后，除魏明帝“改正朔”和王莽建立“新朝”短暂改为十二月初一，女皇武则天建立“大周”改为十一月并很快恢复外，历代沿用至今长达两千多年。特别春节作为全世界华人最隆重的节日，“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其中蕴含的“团圆”寓意是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和内心深处永远的期盼。因为《太初历》恒定春节的巨大历史贡献，落下闳又被后人尊为春节老人、春节先圣、春节福祖，成为全球华人内心深处永远的“年爷爷”。
二、盘点“中国农历”的成长演变：历史进程中的多次重大变革
在中国古代，颁布历法一直是帝王特有的权力。每个朝代均要“改正朔”（颁新历），即所谓“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这里实际上是借“天意”愚弄被统治的人民。中国历史上有完整记载的历法一共102部。除落下闳、邓平作《太初历》外，还有祖冲之作《大明历》、僧一行作《大衍历》、郭守敬作《授时历》、徐光启作《崇祯历书》（时宪历），但后世的历法均以此历为模本进行修改。《太初历》也从此成为了万历之宗，成为后世制历的“金科玉律”。在《太初历》之后漫漫数千年的岁月里，古代中国历法经历了数次重要的变革，对于丰富“中国农历”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北朝时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祖冲之作《大明历》（又称《甲子元历》）。首次引用了岁差，被称为中国历法继汉朝《太初历》规定以正月为岁首，首次引入二十四节气概念之后的第二次大改革。祖冲之在创制《大明历》时引入的“岁差”，指的是由于地球在运行过程中受到其他天体的吸引作用，地球自转轴的方向发生缓慢而微小的变化。受“岁差”的影响，从这一年的冬至到下一年的冬至，从地球上看，太阳并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而是岁岁后移，引起了二十四节气位置的变动。祖冲之确定的“岁差值”，是每45年11月差1°（今测约为70.7年差1°），这个“岁差值”虽不很精确，但引进“岁差”编制历法，使得历法有了更科学的基础，而且将天文学中“回归年”和“恒星年”的两个概念被区分开来。《大明历》的另一个进步在于祖冲之还采用了391年中设置144个闰月的新闰周，比落下闳《太初历》的置闰法更为精密。他推算的回归年日数为365.24281日（现测值365.24220日），交点月日数为27.21223日（现测值27.21222日），这些数值与现测值都很相近，直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杨忠辅制《统天历》以前，它一直是最精确的数据。
被称为“唐历之冠”的开元《大衍历》是从唐初的由博仁钧和崔善为创制第一部颁行全国的历法《戊寅元历》和李淳风的《麟德历》改历而来，为高僧一行（本命张遂，今河北巨鹿人）牵头编撰，经两年时间写成草稿后不幸去世，后经张说和历官陈玄景等人整理成书。从开元十七年起，《大衍历》颁行全国，后传入日本，行用近百年。僧一行和落下闳有诸多类似之处，他的贡献主要在编撰《大衍历》、天文仪器制造、大地测量三个方面，特别是对《大衍历》的创立者僧一行，与袁天罡和李淳风齐名的唐代著名风水大师邢和璞称赞说“汉之落下闳造《太初历》曾云：后800岁此历当差一日，必有圣人定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历》正其差谬，则落下闳之言信矣，非圣人而何？”《大衍历》“步晷漏术”中建立了一个从0度到80度的每度影长与太阳天顶距对应数表，这是世界数学史上最早的一张正切函数表。《大衍历》将一年24节气分成四段，秋分至冬至和冬至到春分为88、89天，春分至夏至和夏至到秋分为93、73天，这样更接近实际观测，为当时最精密、最先进的历法，这是僧一行对古代天文学的巨大历史贡献。从唐至明，历朝修订历法多采用其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衍历》可谓是中国历法史上的第三次大改革。
由元代许衡、郭守敬、王恂创制的《授时历》使用36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最精密的一部历法（明朝改名为《大统历》）。该历因元世祖忽必烈根据古书“授民以时”而封赐得名，原著及史书均称其为《授时历经》。
其法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5.92秒，精度与公历（指1582年《格里高利历》）相当，但比西方早采用了300多年， 为当时全世界最精密的数据。精确地测定了至元十七年（1280年）的冬至时刻；不仅如此，还测定冬至日太阳的位置，认为太阳在冬至点速度最高，在夏至点速度最低（实际是不对的，但古人的观测精度无法分辨）测定了月亮在近地点时刻；测定了冬至前月亮过升交点的时刻。测定了28宿距星的度数；测定了24节气时“元大都”日出日没时刻及昼夜时间长短。
《授时历》还正式废除了上元积年日法，采用了近世截元法，这是历法史上的一项重要贡献。所谓“上元积年”，是我国古代编历的老传统。“上元”就是在过去的年代里，一个朔望日的开始时刻和冬至夜半发生在一天；“积年”就是从制历或颁历时的冬至夜半上推到所选上元的年数。历法家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上元，往往牵强凑合。《授时历》不再采用这种方法，而以1280年作为推算各项天文数据的起点，这就是近世截元法。这在历法史上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重要贡献。因此，《授时历》可谓是中国历法史上的第四次大改革。
三、回望“中国农历”的心酸往事：剽窃的《时宪历》到今《紫金历》
明朝末年，《大统历》颁行已久，暴露出诸多弊端，存在众多偏差，钦天监预报的日月食“往往不验”，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农耕帝国，一部准确的历法对整个国家的生产和经济影响巨大。
如何修订出更准确的历法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当时，徐光启受命主持编修新历法，可当时缺乏像郭守敬那样的天文人才，直到一批传教士的出现，给中国带来了欧洲的天文知识。传教士利玛窦、熊三拔、汤若望、庞迪我等与中国官员徐光启、李之藻等结交为好友。在这些中国官员的支持下，1611年明廷让庞迪我、熊三拔等参与修订历法（《崇祯历书》）。《崇祯历书》耗时七年，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完成，参与修订历法的人员多达几十人，全书46种，137卷，共五册。可是明末社会动荡，历书刚刚完成不久，闯王李自成就攻破北京了。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年—1666年），字道未，原名亚当-沙尔，罗马帝国科隆（今德国科隆）日耳曼人，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汤若望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抵达澳门，天启三年（1623年）到了北京。正值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汤若望便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此时中国有三个政权。南明永历、满清顺治、李自成大顺，睿亲王多尔衮下令3天内北京城的非满人都必须立即离开。而留在北京的汤若望冒死上书清廷说自己“于崇祯二年间，因旧历舛，奉前朝敕旨修政历法，推测日月交食，五星蹄度，悉合天行。著有历书一百四十余卷，并测天仪器等件向进内廷，拟欲颁行。”汤若望把徐光启等人编订的《崇祯历书》说成是他主编的，并当成筹码，成为打开满清皇权之路的敲门砖。于是睿亲王多尔衮破例让他待在北京城，封其为钦天监监正，并请他继续编写历法。于是，汤若望删改《崇祯历书》至103卷呈进清廷，顺治帝将其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其中100卷本《西洋新法历书》被收入《四库全书》。睿亲王多尔衮以“宜名“时宪”，以称朝廷宪天乂民至意。”而命名为《时宪历》，予以颁行。汤若望历经明、清两朝，在中国共生活了47年，顺治十二年受封为通政使，晋一品，封赠三代。
《时宪历》与历代民用历不同，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抛弃传统法历而采用西洋天文学体系并按照中国民用历法体例编成的历法，作为官方历法首次发生体系变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民用历中采用定气注历，以太阳在黄道上的实际运行位置决定节气时刻。《时宪历》认为日月五星距地高卑相距甚远，说“太阳本圈与地不同心，二心相距，古今不筹”，因此旧历以同心计算有误，提出诸曜有高卑行度。这是《时宪历》计算中与传统历法计算最大的区别，也是颠倒了开普勒定律中心天体位置闹出的别扭。
《时宪历》由《崇祯历书》改编而成，《崇祯历书》源于明《大统历》，《大统历》又只是改名版的《授时历》。《时宪历》最大的特点是改“平气”为“定气”，而定气是隋朝《皇极历》发明；《时宪历》的出现，与其将它完全归功于传教士，不如说是一场美妙的因缘际会而已。从某种程度上说，汤若望甚至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剽窃者和投机分子罢了。
《时宪历》除了定气注历以外，其格式仍是旧制，一般一开始都是年神方位之图,然后刊登“本朝忌辰”，迷信色彩颇为浓厚。所以《时宪历》的法数改变虽是一个进步，但颁行的时宪书上却看不出太大的变化。被汤若望篡改的历法其实谬误很多，清朝使用后屡次测算失败。康熙初年，一名通晓天文的低级文官弹劾汤若望，身犯“十恶不赦”之罪的汤若望被打入大牢，最后被判千刀万剐、凌迟处死，虽最终临刑前被康熙皇帝突然赦免，但这标识着士大夫阶层和学术界对其的彻底否定，这就是清初著名的“历法案”。
太平天国时，采用《天历》。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以观测基准，综合历代历法的成就修改了《时宪历》的错误，并从1929年颁行至今，也就成为现在的中国农历，因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观测修订，所以现今的中国农历又称为《紫金历》。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归根结底，人民、只有人民群众是创造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历法从黄帝至民国，从来就是在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下不断修订和完善的产物。时势造英雄，落下闳、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徐光启……一串串熟悉的姓名，他们都为中国历法的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足以彪炳史册、享誉千古，流芳万年。“中国农历”传承至今，并非一朝一夕一人之所为，更不是外来的传教士汤若望发明。如果非要找一个现今“中国农历”的前身，在《太初历》诞生前，只有传说中“古六历”中的“夏历”，《太初历》是中国有完整文字记载和实物数据可考第一部科学的传世历法，开启了我国古代历法上的首次大变革，具有里程碑的重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源于“夏历”的“汉历之祖、万历之源”的《太初历》，可谓是中国有完整记载的第一部“农历”。自然而然，如果非要找一个发明者，编撰《太初历》的“春节老人”、“年爷爷”落下闳，理所当然成为当之无愧的创造“中国农历”的第一人。
本文参考文献：
《史记》、《汉书》、《宋书》、《中国古代历法》、《中国历法的第二次大变革》、《华人引以为傲的“农历”》、《伪造的西方古文明：汤若望编撰了中国农历？》《顺治帝的洋人爷爷之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