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文明：连载18
二，轴心时代以来的发展规律
轴心时代的希腊文明如日中天
“轴心时代”（ Axial Age）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1969年）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间内出现了一个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比如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庄子、墨子，以色列也有一系列的先知出现。这些精神领袖的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虽然这些地区相隔千里，但它们却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比如各个文明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产生了宗教。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则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就可以重新前进。雅斯贝尔斯还认为，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没有产生突破，所以最终灭亡。
我认为雅氏提出“轴心时代”的划分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但是我不同意他的其他相关意见。比如，他的相关思想明显带有潜在的各地文明独立起源论的痕迹，而且他对于巴比伦河埃及帝国的评价是在不清楚气候变化的情况之下做出的评价，他的这种思维是一种典型的微观文明或旧文明观的狭隘，没有考虑到文明发展的宏观历时性特征，所以不能正确地评价更早的文明成就。不同时代没有可比性，轴心时代如何可以与中东文明相比？我尤其不同意他将中国当时的文明与希腊相提并论，我认为即便是到2500年之后的19世纪中国的文明水平某种意义上也没有达到古希腊的轴心时代水平。
Axial Age，本意就是枢纽变向的意思，大约2500年前确实是一个人类文明开始变向的时代，之前的野蛮英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更加文雅、优美与道德化的时代开始了。而从希腊到印度和中国的文明之所以几乎在同时“变向”，很明显是因为文明的交流传播一直在潜在进行着，尽管在正史与知识分子那里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关的记述。这是因为不方便叙述分析造成的结果。正如长期以来人们并不知道爱琴海的希腊英雄们去往何方，中东的海上民族是来自哪里，但是确实发生了爱琴海“英雄”袭击中东的普遍事实。全球的金属货币是在大约100年内同时在爱琴海的吕底亚、印度半岛和东亚的黄河流域的晋国同时出现的，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文明传播结果，而且正是传播交流的证据。无论知识分子那里是否知晓这种传播，但事实已在，只是个最后的观念改变问题。
全球进入到轴心时代，也是长期逐渐积累的一个结果。希腊文明的璀璨时代则是因为人类文明核心从中东向欧洲转移的结果。印度实际上基本同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西亚文明与他们也有丰富的交流，但最终亚洲文明让位于希腊，让位于欧洲。我认为这依然是因为地理地缘。
假如中东人向东边的亚洲腹地迁徙，一则是地理险恶，二则是只有华北平原那一片才适合人居，其余的地方非寒即恶，另外但是它对于西亚实在是比欧洲远太多。最明显的是阻隔不仅有北方戈壁沙漠，印度半岛的北方被海拔8000米的数座高山阻挡，那里是一块平均4000海拔的高原，不适宜人类生存，比如要进入华北平原，印度方向的人需要绕道数千公里，而且所经地区不是沙漠就是高山，路途艰难。所以，这种特殊的地理不仅拒绝了人类文明的龙头，而且还限制了印度河文明的纵深发展，所以印度河文明尽管也是个农业时代的很好地缘选择，但缺乏纵深使印度与的东亚从此失去机会。假如当时的人类文明核心向西，只需越过一系列岛屿组成的爱琴海即可。
文明如水，顺水推舟，自然就流进了欧洲。也是如此希腊就最终成为中东文明进入欧洲必经之地与起跳板——历史上凡是如此的地理地缘必然会鲤鱼跳龙门带来一波巨大的红利。希腊一跃成为文明的宠儿。希腊其实更象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希腊与英国都是在地缘的有利基础之上几乎殖民了“全球”以吸取红利才取得的文明突变成就。从某种意义上，人类文明出现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其他地区获得过如此巨大的意外红利，而这二次竟然都是欧洲一地获得的，所以，欧洲的幸运以及欧洲的独特性文明高峰，都是其他任何地区不能相比的。
所谓“轴心时代”实际上也有地缘排序，一如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莫氏线划分，首先它无关相对隔绝的澳大利亚与美洲，只在旧大陆成立。当时远东的文化成就无法与西部的印度、西亚和希腊相比，假如以当时的宗教或学术思想作为象征，至今佛教与希腊精神依然在全球延续，但却没有中国的儒教精神外溢。你的文化没有得以流传，要么是不适应，要么是不够高级和先进，文明的传播规律是从高到低，所以时空的流传就是个验证。中国的古代文化思想从来没有走出过东亚地区，而且主要辐射地区没有超出过长城以南地区，影响时间大致是从汉代到中国清代时期的2000年间，时空影响性与其他轴心文明，尤其希腊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朝鲜半岛南部以及日本实际上都是有选择地采用了部分中国主流文化，然后坚定地发展自己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中南半岛只有越南曾经完全接受中国文化，再向西就是印度河文明的影响区域。中国的西北地区军事影响达到西域，但文化影响止于河西走廊。
轴心时代实际上是以地中海东部为核心的一个文明时期，印度文明与是其次级辐射，东亚则是再次，一如之前持续百多万年的莫氏线划分，其余地区则根本没有进入到轴心时代里来。文明的发展是有路径、有规律、有趋势的，并且还受斜拉桥效应的制约。这些2500年前开始的轴心时代影响力与他们的文明水平高低成正比，不得不让人深思。儒教只影响了东亚自己社会本身，印度文明中的佛教却覆盖了更大的东亚社会。从西亚走入欧洲的《圣经》与希腊文明却影响了后来的全世界。阿拉伯世界在公元6世纪斜出的伊斯兰文明是对于西亚沙漠化之后的文明再补充。基督教本身就源自西亚。
希腊民主解释了经济决定上层建筑
物质经济决定上层建筑。希腊文明有多耀眼，希腊经济就曾经多富足。换用另外一套话语，能量假如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支撑，那么希腊文明的能量是什么？是之前的文明核心区的人们发现欧洲这个新大陆之后的长期效应。但是有人会讲时间太远，开端在4000年前，收尾在2500年前。这属于整个积累过程，真正起飞是从迈锡尼文明。从抢劫新钱，到转化为精英新贵，也需要时间，正如发现新大陆是哥伦布时代的公元1492年，但英西开战已经是16世纪，工业革命更是18世纪，这些不对应的时间本身就会误导很多人不能将他们联系起来。希腊文明也是如此，一切都是需要时间的，文明更是如此。
希腊是一个贫瘠的沿海地区，那里多火山岩石，了无农田，只有一些橄榄树和葡萄园可以提供经济作物，但是机遇和地理位置给他们提供了天然的优势，爱琴海两岸顿时都成为黄金之地。一时间希腊的殖民地远播四方，从西欧到北非以及黑海沿岸，都成为希腊的飞地。当时的希腊人肯定在奇怪：为何干什么都能成呢？这就是文明大趋势的魅力，相信今天东亚的人们也有一些类似的感觉。
人们一直并不清楚希腊整体文明是如何产生的，因而对于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为何会出现更是一直存在着一厢情愿的解释，很多人会解释为那是希腊人天生热爱自由的产物。用天性热爱自由这样虚无缥缈的文学化字眼来解释政治体制的表达是极其肤浅的。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这个问题可以说用旧的微观文明视野无法解释。许多类似复杂现象只可能在宏观文明视野下才能得到更充分解释。
人性是一样的，人人假如条件具备都会热爱自由。希腊人之所以可以拥有自由不是因为希腊人比其他人更热爱自由一些，而是他们具备了“可以”热爱自由的条件，另外，这里还没有包括那些地牢里的奴隶的“热爱”，只是单方面的“热爱”解释是行不通的。
从希腊文明诞生的那天起，希腊社会由于特殊的地缘位置与海盗殖民文化的顺利开展，一直处于难以置信的蓬勃上升期，这个积累过程长达近2000年。到荷马生活的时代只经历了短暂的300年“黑暗时期”，然后就又重新开始崛起了。由于资料的缺乏，目前对这个时间段的黑暗是如何产生的还没有结论，假如是一个小冰期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的话，那就容易理解了。因为之后的崛起核心城市是雅典，毕竟它与衰落的迈锡尼文明所在地处于基本持平的地缘维度，可能表明了气候的短暂压制，而非上升。
但是我还有有另外一种更确切的解释：爱琴海总体是一个青铜文明与青铜贸易的受益方，青铜贸易却在公元前13世纪走到顶峰后开始普遍没落，爱琴海文明因此短暂地经历了一个置换期。之后是一个全新的铁器时代。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明发展，除了气候与地缘等环境因素之外，他们会“消费”不同的资源和能量，认清这种消费的类型或内容并加以快速调整，是每个文明体应做的首要工作，此所谓“经济抓手”是也。
重新振作之后的希腊雅典，实际上可能依靠的不仅是继续作为一个坐收买路钱的商家，更多的是将这些财富经过几百年转化为了一种文明力量，尤其是与船舶业有关的造船新技术，一直到现代社会希腊都是世界船霸，同时他们还有世界上最好的一流智慧资源，最先进发达的大学。爱琴海的在当时的文明发达达到何种程度，只可想象一下在2500年前的雅典街头许多市民根本无需劳动即可生存的现实，就会明白经济的崛起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程度。基本相当于今天的西北欧国家，只差共产主义来形容了。
仓廪实，不仅知廉耻，艺术与科学的发达也是必然。希腊接下来不仅产生了大批的思想家与科学家就不奇怪了。毫无疑问，这些人不仅是人身自由的，而且是财务自由的。自由的前提条件是经济财务的宽松，生活有保证，每个人都如此然后国家政治才会宽松，从而达到政治开明与个人进步。你很难想象在饥寒交迫的压抑时代里会产生开明君主和政治先进思想。
古希腊从来没有形成过长期的专制社会，没有学者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政治现象，正如从来没有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何希腊可以拥有第一个民主政体的美称，那么宏观文明学将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宏观文明学给出的解释就是：希腊的所谓民主，就是经济快速崛起之后的一个结果。民主并非什么天上掉下来的先进馅饼，而是爱琴海经济井喷、希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总结。马克思有名言是正确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自由必须有经济基础，爱琴海蒸蒸日上的经济奇迹支撑了希腊的“自由”。换句话说，整个地中海和欧洲大陆被爱琴海人或希腊人消费了几千年，到雅典民主时代发生了质变，产生了狭义的文明高潮。反证是，在被北方人冲击的“黑暗时期”希腊竟然经历了短暂的王权统治，希腊民主时代之后再次没入过“黑暗”。希腊的再次衰落就是希腊民主社会解体的那一天，那是公元前5世纪。
现代政治学对于希腊民主社会和政治的分析是根本错误的，因为他们的基础文明观是错误的，必须推倒重来。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一切建立在陈旧文明史或世界史上的学科必须重写。在他们的笔下，全球人类文明发展是静态同步同期的，所以政治要求也是一刀切；政治体制还被他们认为地划分为先进的和落后的，乃至正确的与反动的，僵化地要求所有国家地区都向他们规定的所谓“先进”制度转换，这是僵化和错误的。在宏观文明学中我们将看到不同的国家地区他们的社会条件有多么巨大的差异，他们采取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必要的。全球划一的僵化制度决定论应该休矣。
另外一个证明爱琴海文明格外富足的是是古希腊建设了诸多用以悠闲娱乐的大型剧院和广场，甚至那些都是民主开放的建筑。但是试想一下，贫瘠的土地上怎么可能产生大量这样的公共设施？饥寒交迫的地区，人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如何还有心情和条件去歌舞升平？哪里还有大量的闲汉去、思考、演讲以及坐在广场上去享受诡辩的乐趣？
希腊的精神文明长期被人关注，但希腊的经济物质条件却被人们彻底忽略了。即便有人关注，在旧的文明思维下也难以揭示其地缘真相。假如我们把戏曲出现作为一个狭义“文明”标准的话，我们会发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在全球首先发展出戏剧就是一个人类文明在轴心时代转移到希腊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此，则我们再来看人类的第二个世界戏剧的高峰出现在英国以莎士比亚（1564年-1616年）作为英国经济与文明崛起的开端，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而中国的戏剧与大批戏台的出现是何时呢？是大约1700年后的元代（1271年—1368年）。如此，我们甚至可以粗略推断古希腊与中国的文明时间差至少是1700年，这就是两个文明之间看得见的一个可能差距。这就是为何中国的轴心时代不能与希腊的轴心时代相提并论的深层原因，他们并不在一个文明平台之上。
文明发展是有规律有症候的。我们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但可以比对的事实还是相当丰富，只是看如何操作了。比如经常有人拿整个庞大的中国与欧洲某一个小国去比较，以说明中国的皇帝比欧洲富贵，所以中国的文明比欧洲发达。他们可能不知道，其实整个中国的面积（960）与欧洲整体的面积（1016）差不多，今天甚至中国的人口是欧洲人口的一倍，所以你就知道那种比较的荒诞何在。假如要比较历史时期欧洲的辉煌，要拿中国的成就与整个欧洲去比较，拿中国的首都去对比欧洲不同时期的首都和核心，比如同期的古希腊、同期的罗马或梵蒂冈，同期的伦敦或巴黎，而非拿汉唐的长安去故意比较一个不毛之地。大多数时候欧洲的每个国家成就其实相当于中国的每个州府。
中国本是从一百多年前才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但从一开始由于中国所受到的屈辱，使很多知识分子故意使用狭隘民族主义的心态去鼓舞民众，结果看到的世界就是一种错误歪曲的自大标尺，所以，一错再错，比如什么“四大文明古国”。中国人必须承认一直到清王朝灭亡，中国社会是极其原始的一个农业社会，与西方根本不在一个文明平台之上，具有极大的文明落差。但也不必自卑，这并不是人种问题造成的，而是一种地缘分配。正如更远遥远的印第安人处于更加边缘落后的状态，也只是地缘的安排，我们只有接受现实。最终只是被半殖民已经是庆幸，考虑到印第安人实际上是已经被灭族。不过，中国有句古话：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焉知明天不是东亚的机会？宏观文明学总结的其中一个规律是：人类文明从来不永驻一地，消耗完能量就走人。希腊文明同样如此: 兴有时，灭有时。
民主是文明的副产品
为何最终希腊获胜而非土耳其？除了地缘便利原则之外，实际上人类文明史上有几次类似的案例，都埋藏着另外一个地理地缘秘密：他们易守难攻，才可以长期安定地发展文明。比如两河形成的阻隔，比如西奈半岛对于古埃及帝国的庇护，比如对马海峡对于日本岛国的保佑，比如英吉利海峡对于英国的护佑，还有黄河长江对于中原的护佑，印度河对于西面敌军的阻挡。爱琴海阻挡了西亚人对于他们的侵扰，使其从无到有发展出雅典这样的文明奇葩。但是，人类文明是不断动态发展的，认识到这一特性是宏观文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文明学区别于以往旧的静态文明观的一个主要特征。“此一时彼一时”的原则会经常反映在宏观文明学之中，它不是狡辩，而是文明发展的动态本质。这个动态在爱琴海的变化就是，过去一千多年来的大海屏障到铁器文明时代随着全人类技术水平的提高已经基本被打破，其他大国只要有力量也可以发展出一支有力的海军来与爱琴海的海盗们对垒。所以，希腊人的“伊甸园”时期就要结束了，它的大门就要被攻破，建立在繁荣经济基础之上的希腊民主制正在经受考验。
民主是文明的副产品，是经济富裕的直接结果，与任何高尚思想无关。所以，民主总是会与一系列美好社会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人们会误以为是民主制度本身创造了美好文明。这是误解。雅典从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经过几次改革逐渐成为一个成年男性拥有选举权的国家，有一个500人的议事会决定着整个国家的统治，就是他们以投票的方式判处了自由思想的苏格拉底死刑。希腊民主制度与今天的现代民主制度依然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没有三权独立的法律体系，没有总统制，没有很多公平、平等概念，甚至奴隶制是这个城邦国家的经济基础，但是，民主制度的本质是一样的，即多数决，并且民主制度的善恶以及是非在当时即可见一斑，希腊哲学家们是反对民主制的，但现代人因为文明认知的整体误解，竟然开始赞颂起民主制来，这与当初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认识是完全相反的。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本书会彻底揭开这个知识谜团。
希腊的民主制与爱琴海的文明起源有着密切关联，因为爱琴海文明是商贸与海盗建立起来的，其政治格局与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这里没有广阔统一的大平原，没有长久的王权传统，没有稳定的农业，主要组成与日后的英国等西方殖民者是一样的：这里只有相对分散的一些岛屿以及商人和奴隶，这些商人精英要求平分权利，并且非常容易实现，然后就民主了。应该说，这就是一种适配于当时希腊社会的一种社会制度，它没有好坏之分。它更多延续于长期海盗外出长征时的一种严格契约，假如没有契约精神，所有的海盗船就无法出航，即便是今天的”鲁荣渔2682“还在公海上连杀22人，假如没有一套海盗商贸制度，就不可能有爱琴海文明。也是因为即便是法律和契约精神也无法在所有时候约束海盗，所以长途商贸和远征最初更多依靠家族血缘维持。但海盗社会又需要强组织，之前的西亚式君主制是不符合商业目的的海盗社会的，所以就演变出复杂制约的强契约民主制和民主精神。由于世界史是西方人书写的，另外今天的文明精神来自于被蒙在鼓里的法国启蒙知识分子所建构，至今对于民主的起源研究其实是个文学+宗教热情的乌龙。
你很难想象你今天会被一群连世界史都没有读过的人所蒙蔽，但事实就是如此。一百年前的梁启超的文章都落伍得不能看了，但是现在许多人却在拿200年前的启蒙思想当圣旨。所以“启蒙”思想今天应该看作一种没有经过科学矫正的半宗教活动。你假如“科学”得连中医都不太信了，那你为何信200年前的一套过时的旧思想旧思维？民主教是今天全球最大的宗教，它也是一个普世教，没有一个政治家不得对它顶礼膜拜，启蒙只是其一个分支，或者相反。总之，今天甚至自由讨论它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说呢?
文明学反对赋予任何社会制度以价值。社会制度都没有好坏，但是他们反映好坏时代。只要当时社会适配，任何制度即可启用。社会或经济的顺利前进或倒退回落都是常事，所以社会制度的来回转换也是正常的。但是，人类整体大文明假如为年线的话，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年线总体是上升通道。我们会发现不同国家与地区为个股的话他们会发现剧烈的上下波动。每个大洲将是一个板块，欧洲这个板块始终闪亮强劲，非洲最初积极，最终陨落不动，亚种活跃但总体部不如欧洲板块，美洲与澳洲板块类似，属于刚刚发力的次新股。每个具体的国家和民族的起落都与所在大洲的板块同命运，但由于地理地缘和气候形式差异较大，所以命运各异。希腊这只个股是欧洲板块重新启动的一个征兆与主要拉手，它的能量部分来源于临近相关的西亚板块。希腊所开辟的文明以及文明的副产品民主制，将预示着之后的世界将脱胎换骨于有别于西亚的旧世界。希腊的精神一直照耀到今天的现实事实。
但宏观文明学既不信仰崇拜民主，也不批判民主制度。我们对于封建王权持同样态度，因为它们不过是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展现，标识了一个阶段而已，一个人类即将脱离低生产力的时代，进入一个高生产力时代，所以他们的社会制度整天将会出现一个扭转，这就是走向民主。民主是一种时代的必然。
人类文明是建立在物质条件之上的，有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一种自然而然的“民主”调节机制，本身一直就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对于适合的社会制度它自然就显现出来。比如希腊民主制度就不是因为他们预先知道这种理论伟大光荣，而是他们需要、他们喜欢、他们可以，也是他们的传统形成，假如社会动态变化了、不适合了，它就自然地解体和转换为其他的社会制度。人类总体总是会自觉挑选或呈现它最适合的制度，因为这符合一种低损耗的经济原则，要么就是人性的反映。只有近现代人才野心勃勃地操作制度、制定制度、崇拜制度，然后造成一系列的社会灾难，主要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人类文明宏观发展的规律靠想象蛮干，是一种宗教死亡后的荷尔蒙替代品，所以它可以激起很多人的神经勃起反应。这种荒诞应该结束了。政治家与世界史的书写者，都是近代的巫师，是精神的提供者，是现代鸦片的提供者。是到了勇敢面对惨淡真相的时刻了。世界原本白茫茫一片，什么都没有，人类应该跳出现代宗教——政治与陈旧文明史的迷幻架构，直面没有意义的人生与文明。这就是真相。人类文明史中其实没有圣洁的白天鹅，只有黑天鹅一直主宰着天鹅湖。
商贾精英才是希腊的真正代表与主人，他们要求平分权力，反证大家都是海盗的后代，根本没有什么稳定的世家贵族，然后就成立了。当时能够凝聚雅典人的除了商业经济利益，就是神，这是个支撑雅典文明的双螺旋结构。任何动摇这个国家与体制的人都会受到严惩，所以，民主不一定意味着自由，尤其是不言论的绝对自由。当时的雅典没有自由到可以任意妄为，因为敌人就在不远的时空处等着他们，所以喜欢启发青年们思考哲学的苏格拉底就被逮捕了，希腊人杀死了苏格拉底可能是一种“正确”选择，因为苏格拉底动摇了国本，动摇了意识形态。苏格拉底不信神。他对于国家的自由思考，动摇了青年战士们的爱国之心，所以他被处死了。从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就是希腊时期的布鲁诺。因为他发生得距离我们实在遥远，所以我们感受不到他的悲剧性与震撼性，假如是发生在昨天，发生在上世纪，这将是一桩滔天罪行，因为他们杀死的是苏格拉底啊！所以，人们对于历史的书写与判断一直是非常荒诞的，随着时间的远近人们的标准是不同的。今天人们颂扬杀死苏格拉底的政治制度，但却不停诅咒杀戮犹太人的纳粹。历史既然是如此地不公平，所以，历史也不能得到严肃的尊重。截至到今天的“历史”本身不仅常常是错误的，而且是异常荒谬扭曲的。
在中东秩序大乱，爱琴海文明最强盛时，所有人都放松下来，随着富足的生活，强盗们还放下了青铜矛和盔甲，他们还成为了诗人与艺术家。此时欧洲内陆的人口密集程度与文明水平逐渐开始稳定，爱琴海的潮水开始获得了短暂的平静，由英雄们的鲜血染红的海水逐渐泛出蓝光。雅典人开始享受一种比较低效而相对平等平和的政治统治形式，只要海盗的后代们——优雅的商人们同意，它就可以成立。今天看来，每一个时代只有商人们才会更同意权利下放的民主制度，所以民主制度的前提不仅是经济富足，而且是充分的商贸社会，并且商业精英占据一个社会的主要决策地位时，民主制度即可实现。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截至20世纪都是标准的农业社会，根本不具有欧洲社会的商贸根基，相反，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里是普遍鄙视商人的，视他们为下等人、是奸人、是道德有亏之人。人们根本不可能预料到在短短的几十年间竟然人人经商，所以，中国社会无论从任何一方面看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用再做任何主动的人为鼓动与设计，一切都在路上，无好无坏。希腊怎么发展，世界就这么发展。
尽管这个制度以民主的投票方式判处了苏格拉底的死刑，尽管最早研究政治制度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们都明确否定过民主制度，但在近代社会里民主却如同瘟疫一样在全球蔓延了一百多年，甚至它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信仰。
这是为什么？这是对文明发展的一种误解。因为人们以果为因了。经济发展就会提供松散自由的民主制度，但人们却误以为是松散自由的民主制度产生了经济发展，这根本是黑白颠倒。
而杀死苏格拉底的这种民主制度从一开始就嘲讽了它自己，因为它杀死了智慧的明灯。之后，雅典民主制的消亡还将证明，低效和软弱无力也使民主制无法面对强敌。面对波斯大军，雅典民主制从此消亡。熟知西方经典的美国人在建立国家时，恰恰不是欢迎民主，而是警惕民主这种群氓民粹性质才建立了最初的美国，美国甚至最初施行过小规模短暂的公有制。好的制度是慢慢摸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逐渐发展出来的，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今天的美国富足与现代文明发达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因，不是果，它甚至是一个人类时代之果，我们后面将会专门讨论美国的崛起成因。
就经济与民主制度之间，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印证了之前人们对于民主的传统看法是错误的。政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方面，必须回到文明大势之中来重新考察。简单地说：民主不仅是商业精英的社会特征，而且必须有相应经济支撑。我们已经论证了希腊文明产生的特殊性，就知道希腊的民主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短暂脉冲现象，它不是当时一种普遍的文明时代现象。但是，人类社会又发展了2000年之后，人类的整体文明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民主就将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所以，假如说崇拜民主是一种荒诞愚昧，那么拒绝民主也是愚蠢的。只要经济条件与商业环境支持，民主就会成为可能，民主与共产主义是同样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而非仅只是一种制度，假如本身的社会条件达不到拔苗助长也无用。同时，雅典也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民主制度不是一旦建立就不能毁灭，所以，即便是今天的现代社会也一样，20世纪的“民主崩溃”已经成为热门研究学科，大批国家从民主体制退回到专制，比如希特勒纳粹和日本，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假如全球一旦遭遇集体经济退潮，那么退出民主的国家会越来越多。换句话说，民主制度是需要昂贵经济代价承担的，民主是一只富贵猫，你没有条件它就会溜掉，民主就会垮台。借用股市现象，轴心时代并不是一个民主时代，但现代却是民主时代。希腊是一种极端偶然现象，但今天已经到了民主时代，不民主才是偶然。但不民主肯定有不民主的原因，而非出于个别人的主观能动性。所有的政治家都是顺水推舟的，极少例外。存在即合理。
美国经济学家旦比萨.莫约（Dambisa Moyo）也认为，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认为民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pre-requisite），相反经济发展是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这与我的看法是一直的。并且他们研究发现，一个现代国家的经济决定了民主体制维持的长短：人均收入假如是1000美元，那么维持民主的时间可能是8年，2000-4000人均美元可以维持33年民主，只有6000美元以上的民主制度才能稳定发展。以此她还提出了强加民主体制给其他国家的巨大风险。（2013，TED《中国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偶像吗？》）我们看到，民主制度的强制普及推广，与当年MA主义的强制推广存在一样的风险。实际上这两种看似敌对思想是同时并行出现的，但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是工业革命之后在并不清楚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之前的一种激进政治思考，都是不科学的。只是因为M主义只涉及一半的世界，所以就被很快批判否定（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还会专门分析），但是因为民主制度是全球的一种共同错误认知，包括在M思想之中，所以至今依然被全球奉若神明。
2500年前苏格拉底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最好的国家是什么样？最好的社会制度是什么？苏格拉底起码临死之前指出了民主的虚妄，他说：“没什么制度比一个为盲众所操纵、为冲动所指挥的民主更加滑稽的了，没有什么比让一群争论不休的人组成政府更可笑的了，没有什么比匆忙选举、革职或处死将领更荒唐的了”。所以，希腊民主制判决了这个说出真相的不世思想家。希腊民主制踩着苏格拉底的尸体滑向死亡，不仅因为希腊不仅不是自由的，而且它的经济繁盛是不可持续的。“发现欧洲”的殖民与贸易红利即将走向尽头。但是整个欧洲这个大板块却即将崛起，希腊这只个股要暂时歇息了。
-------------------------------------
一旦失联，就到微博寻找“苏三旁观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