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东北“肉票”的回忆：土匪说，当一次胡子一辈子也扒不掉贼皮
1931年11月4日拂晓，伊通县城被一大帮土匪围住了。
县城里当时有驻军，一般的小绺子（即土匪团伙）想都不敢想。当时世道乱，这伙土匪不仅有活动在附近的绺子，还有县城驻军哗变的两个连，所以才敢光明正大攻城。从拂晓打到天亮，胡子（即土匪）还是打了进来，之后就围攻县政府，砸了电报局，在县城烧杀抢掠。
我们的主人公名叫刘庆祥，那年13岁，家住伊通县城西门外，开菜园子的。当时他们家人口多，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外面看着也像是大户人家。土匪攻进城的第二天早上，一群人就冲进了庆祥的家里。
为首的是“赵全胜绺子”中的一员，绰号“孙傻子”。他把庆祥一家全部赶到一个屋里，然后就开始翻箱倒柜找东西。没想到，竟然在箱子里发现了一个匣子枪壳子，这群胡子立马炸了锅一样，连打带骂的要庆祥家把枪交出来。
那时候有钱人家买几把长枪短枪防身，也很常见。但是庆祥家就是卖菜的，要枪有啥用？事情是这样的：土匪要攻城的消息，早就传开了，县城附近的小户人家怕被抢，就提前把贵重东西送到县城的亲戚家或者响窑（有武装保护的深宅大院）里，觉得安全一些。
被搜出枪壳子的这个箱子，是庆祥的一个亲戚寄存的，这人曾经当过德惠县的保安队长。也不知道为啥，只放个枪壳子在箱子里，可把庆祥一家害惨了。要知道那时候不是每个土匪都能骑大马挎长枪，不少人“砸窑”（攻打富户）的时候只能拎着棒子壮壮声势。
孙傻子一看这匣子枪壳子，立马来了精神，直接把庆祥和他6岁的小侄子绑了，交不出枪就拿钱赎人吧。全家人苦苦哀求，土匪哪管这些，二话不说就把人带走了。
肉票都被关在一个大商铺里，一个挨一个挤在炕上。
庆祥记得，里面关着的，都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有天兴源掌柜的赵老贵、王家油坊当家的王瘸子、煎饼铺的郭山东子，以及西门外的大地主徐关门。孙傻子和两个拿大棒的土匪守着这些肉票，一直等到了下午，来了一个50多岁的胡子。这个土匪脾气还挺好，对这些肉票说：“天冷了，你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出去，赶紧换一换衣服吧。”孙傻子一听还有点不乐意，嘟囔了几句。
这个50多岁的土匪，专门掌管“秧子房”（肉票又叫“秧子”，秧子房即关押肉票的地方），绰号“老头好”，脾气还是不错的。此时，这间房的地上堆满了抢来的衣服——土匪啥都抢，好衣服都拿走了，这些破破烂烂的就堆在这里。于是，大家都手忙脚乱地套上了厚衣服。
让庆祥意外的是，“老头好”还告诉他们，一家只留一个肉票，留大不留小。于是，庆祥那6岁的小侄子，就被人送回了家。
换好衣服之后，一共27个肉票，就在孙傻子和另外两个土匪的押送下，开始离开县城。此时天已经黑了，土匪打打骂骂的，庆祥他们跌跌撞撞往前走，也不知道要去哪。到了城外的一个乱坟岗子时，孙傻子忽然冲那两个土匪大喊：“你俩个眼睛瞎了，没看这些秧子要蹦吗？”
庆祥一听就迷糊了，这意思是有肉票要跑？不对啊，荒郊野岭的，他们还被绳子绑在一起，谁敢跑啊！孙傻子骑马跟在后面，忽然拉枪栓冲着肉票队伍开了一枪，子弹从庆祥的耳朵边擦过，打死了另外一个人。这可把大家伙吓坏了，走道老老实实的，大气都不敢出。
庆祥那时候年龄小，就知道跟着走，也不敢吱声。
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才找了一个穷屯子休息休息，一群肉票被关在一间破房子里，里面漆黑一片，地上铺的是一层薄薄的豆秸。虽然都困得不得了，但也难睡着，因为一直水米未进，又渴又饿。
过了一会儿，才有人送来了凉水，一打听才知道，送水的人也是肉票，就是这家主人。后来孙傻子进来了，让大家赶紧“啃富”（吃饭），吃的是小米饭和一盆猪下水汤。大家狼吞虎咽吃了起来，总算是填饱了肚子。
后来土匪找了两辆大车，肉票上了车接着赶路，11月6日到了靠山镇。
靠山镇更乱，现在没人管，已经完全成了土匪的天下。之前不是说了么，这帮子打县城的土匪有哗变的官兵，有一天他们李连长就来了。他还穿着军装，身上挎着匣子枪，坐在炕上就发牢骚：“俺说不出来，你们非拉出来。打了一次县城每人才分7钱银子、13钱银子，挣饷钱也比这个多。当一次胡子一辈子也扒不掉贼皮！”
原来，土匪在这靠山镇分赃，发现虽然打下了县城，但人太多，分到每个人手里的钱太少了。就在这个靠山镇，有些人就来找土匪当家的说情，几个肉票就被放走了。而庆祥谁也不认识，只能接着受罪。
后来，这群人又转移到了三道岗子屯，而且没两天就见到了哗变的一位侯班长——现在他已经正式成了胡子，绰号“海蛟子”。他见了这些肉票，就对孙傻子说：“秧子没过筛子的赶快过，天冷了，没油水叫他们滚蛋！”
这意思，就是拷打盘问，想办法调查一下肉票的实际情况，实在家里没钱赎人的，带着也没用。就在此时，煎饼铺的郭山东子哀求说：“俺是煎饼铺的，西门外谁不认识，把俺放了吧！”侯班长瞅了他一眼，就让人给他松了绑。
郭山东子赶紧指着另一个人说：“他家是出布床子的，布都给抢没了，用啥抽票子？”这一说还真有用，侯班长也把布店的掌柜给放了。郭山东子又指了指庆祥说：“他家是菜园子，你要大白菜拉两千斤吧！”侯班长一听，笑着说：“你们仨都滚蛋！”
跟做梦似的，庆祥就这么被放了。二话不说，赶紧跟着郭山东子上了路。他们紧赶慢赶地跑，怕路上再遇到土匪，只敢走小路，庆祥最终安全到了家。
万万没想到，庆祥第二年又成了“肉票”。
1932年9月15日，伊通县城又被土匪攻破了。
庆祥有了上次被绑票的经历，心里害怕啊，就从家跑了出来，想到城东的姥姥家躲一躲。结果刚进院门，就遇到了一伙土匪，直接被绑了。
土匪这次又抓了三十多个肉票，绑在一起带走了。他们先去了城外沈家屯，住在前清官员沈大人家——土匪和地方上有钱有势的人关系好，在当时很正常。这伙土匪是由三个绺子凑在一起的，其中一支还对外号称“抗日军”，实际上一天也没抗日，光干缺德事儿了。
到了晚上，土匪就开始鞭“秧子”了。先是一个做小买卖的，直接被扒了上衣，用布蒙上眼睛，再把胳膊绑在一根扁担上，然后用绳子吊在房梁上。之后就是用马鞭子抽，逼着说家里藏了啥好东西。
土匪心狠，一鞭子下去肉票就一声嚎，身上都是血道子，一直打到肉票缓不过气儿来才罢手。秧子房里有31个肉票，就这么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问，个个都被打得皮开肉绽。只是轮到捐税局的胡主任时，他主动承认自家一个炕洞子里藏了600块现大洋，就没挨打。
庆祥可是第二次当肉票了，也没这么害怕，一看人家说有钱就不用挨打，他也说：“当家的别打，我家里有地窖，埋啥东西不知道，天亮了我领你们去看看。”其实庆祥家哪有啥地窖啊，他就是这么一说，先免了这顿打再说。后面几个人一看，也赶紧说家里埋着大洋，就没挨打。
庆祥有经验，知道土匪绑了票，不会立马回去的。就算说了谎话，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被拆穿。这群肉票关了两天，一口饭都没吃。庆祥饿得肚子疼，就对看守说：“你们要项啊，还是要我们核头？”“项”就是钱，“核头”就是脑袋，庆祥也学了点黑话，这是提醒土匪别把肉票饿死了。看守一听也是，就赶紧给肉票张罗吃的了。
但是，还没来得及吃，这伙人又要出发了。17日晚上，忍饥挨饿的到了聂家屯，住进了另一伙绺子“三民军”大当家刘华堂的家里。直到这时候，一个看守看庆祥年龄小，给了他一张一斤来重的大饼，庆祥三下五除二就下了肚。
就因为会两句黑话，庆祥的地位还真不一样了。
一屋子肉票都让庆祥和看守说话，比如谁要“架梁”（小便）、“甩瓤子”（大便），庆祥去说道说道，也不会挨打挨骂。
就这么到了九月初，肉票又被转移到了大孤山的南疙瘩屯。有一天忽然来了三个人，其中为首的被称为王先生，学过西医，庆祥正好认识他。于是，庆祥就对大当家说：“掌柜的，我有特，接接叫。”“有特”就是说庆祥和这人有亲戚关系，“接接叫”就是有话想说。
其实，前些天其他几个绺子聚起来要打辽源，没想到被几个响窑组织的人打了回来，伤了七八十人。这王先生今天来，其实是说降的——那时候，匪变军、军变匪是常有的事，虽然那个李连长之前说“当一次胡子一辈子也扒不掉贼皮”，但又有谁在乎呢？
总之，庆祥就和王先生搭上了话。大当家一看，也赶紧说：“既然你们认识，大柜不要钱了，小柜给几个就行。”大柜就是这个绺子，小柜指的是秧子房，大当家的意思是秧子房也吃喝供着这么些天，不能白忙活。
后来秧子房要价20元，王先生赶紧说，这次钱没带来，下次来一定补上。大当家也好说话，直接就放人了。当时已经是农历九月初九，庆祥有心眼儿，临走前跑到秧子房，要大家都写了家书，说帮忙带回去。
这东西，后来还真派上用场了。
话说庆祥被王先生领了出去，半道两人分了手，庆祥开始一个人往家里赶。哪知晚上走到一个屯子，又被一伙儿土匪抓住了。庆祥见了这伙人的老大，赶紧说，自己是“飞海叶子”的。
所谓“飞海叶子”，就是帮助土匪带信传话。这个当家的于是拿起信看了看，问：“挣多少？”庆祥大大方方地回答：“能挣20元。”
这当家的也就不多问，直接放了庆祥。于是，庆祥不敢耽搁，冒着小雨上路了，白天走晚上走，最终安全地回了家。
庆祥连续被绑了两次，靠着机灵和运气好，没怎么太受罪，真是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