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后所嗤

贞观三年，即公元629年的某一天，唐太宗李世民对臣下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

唐太宗这番话，是对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十分精辟的概括：他们彼此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也因此，国君应该虚心接受臣下的批评意见，而臣子则应该忠诚于国君勇于直言。假如这样，君臣关系就会和谐与协调，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但如果国君贤明，他的臣子们却不能予以匡正和辅助，那么，一个国家想要它不亡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唐太宗为什么要说这番话？毫无疑问，那是希望他的臣子能够与他同心同德同舟共济，予以他有力的支持，帮助他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积极向他进谏，匡正其言行，则是他最为希望看到的政治局面，也是他这番话的核心。为了让他的观点更为有力，唐太宗还举了前朝隋炀帝的例子：隋炀帝为人非常暴虐，臣下不敢进言，这使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最终导致了国破家亡，而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

从既往的历史中接受经验与教训，努力避免前车之覆，是唐太宗一贯的思维——他“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名言中，“史”是其中三镜之一。而他之所以对于历史非常在意——他甚至与文德皇后时常一起读书、读史，并多次在不同时间和场合，提醒他身边的人“以史为鉴”，反映的他是一个十分在乎历史的评价的皇帝。

当一个做皇帝的十分在乎后世之人对他的历史评价的时候，这对国家和百姓绝对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必然会让他在处理各种人和事的过程中，以“贤君”的标准要求自己，少一些肆意妄为与蛮横暴虐，从而在客观上缓和各种矛盾，减轻人民的疾苦，也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但让我们十分遗憾的是，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中，类似像唐太宗这样的思维的皇帝有，但更多的恐怕却是“朕即国家”，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而无视对国君之人的基本的道德要求的，无视臣子的苦口婆心的。也因此，中国老百姓的苦难总是望不到头，治与乱的相互交替则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

“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不敢进言），卒（最终）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嘲笑）！”唐太宗的言犹在耳，应该为我们所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