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触摸岁月转化为感知心灵——谈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创作现象

方家骏

近年来，中国舞剧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批红色主题舞剧作品应运而生，呈现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下简称《电波》）就是其中备受瞩目的一部。作品以崇高的精神内涵和精致的艺术表达，感动无数观众，吸引人们一次次走进剧场，去感受信念之光对心灵的照耀。

“李白烈士”与“红色电波”是上海重要的红色资源，“隐秘而伟大”是这段真实历史的精魂，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以李白烈士为代表的党的地下工作者，以生命为代价，为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立作出巨大贡献；他们历经世事的艰难，也承受内心的煎熬，然而他们的信仰和信念从未有过动摇。舞剧《电波》正是从这一视角，引领观众再一次走进共产党人的心灵，去体悟他们博大而温暖的情怀。

一

2017年冬天，当青年编导韩真、周莉娅领受创作任务时，两位长年生活在北方的姑娘对上海依然知之甚少。踏着冬日的暖阳，她们和创作团队一起，从中共一大会址起步，开始对上海红色基因的追根溯源。一次次走访革命历史博物馆、烈士纪念馆，一次次穿行在留有历史印迹的石库门弄堂，当年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她们的脑海里逐渐真实起来，创作目标由此而清晰。面对厚重的历史承载、沉甸甸的红色记忆，创作者深刻认识到，要讲好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的经典故事，首先要在三个方面建立明确的坐标，那就是精神高度、情感温度和艺术维度。

为寻求精神高度，创作者从一开始就循着“事”的轨迹、沿着“人”的情感脉络一步步走进故事的核心。他们勇敢挑战舞剧并不擅长的“叙事”模式，自觉站在戏剧思考一边，以营造戏剧张力、塑造典型人物为核心任务，试图通过每一场景、每一环节、每一个具有辨识度的细节，传递给观众一个明确的信息——这是怎样的一件“事”，虽云谲波诡、九死一生，却有无数人前赴后继，抱着冲破黑暗的信念，将生命的热血化为鼓舞人心的旗帜；这是怎样一群人，他们有着深植于灵魂的家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化于血，以至于时隔几十年依然能和今天对话，成为当代人的精神偶像？可以说，把故事讲清楚，把人物塑造得温暖质朴、真实可信，是该剧创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倘若不是从“事”和“人”出发，编导不会有勇气挑战习惯性的“舞剧思维”，花大力气去设置复杂的人物关系，将识破险恶环境中面目混沌、善恶难辨的各色人等设为首要的戏剧动作；不会着意于狭小阁楼里的情感波澜，把最细微的精神交流，乃至把“确认过眼神”作为重要叙事语言；不会在报馆、电梯、陋巷、裁缝铺这些局限性很大的环境里去寻求叙事空间，渲染出“咫尺风云”的暗战氛围。在这部舞剧里，“事”和“人”是一种水涨船高、柴多火旺的关系，没有事就没有人，没有事的发生就显现不出人的睿智、人的顽强，投射不出思想的光芒。任何发散性舞蹈都不能脱离这个主干，这在《电波》创作过程中几乎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就像一棵大树，任凭枝叶繁茂，人们总能看见最茁壮、最挺拔的树干。这一点对于当下的红色题材舞剧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

有特定的故事背景，有明确行为轨迹，有可感知的心理动作；外部环境助推内在情节，内在情节成为反映外部环境的主要途径，《电波》依循这样一条舞剧创作规律，或者说十分尊重这样一种依存关系，由此建立起完整而坚挺的戏剧构架。它们的共同任务是叙述故事、建立人物关系和塑造典型人物，共同目标是传递故事的内涵和人物的思想，同时提升情感的浓度——

透过残酷的现实，“温暖”仍是这部剧鲜明的底色：得知众多战友倒在敌特的枪口下，李侠悲愤交加。回到自家的阁楼，他蜷缩在妻子兰芬的怀中战栗不已。处在血雨腥风中的李侠，有着普通人同样的情感波澜，也需要战友妻子的抚慰，这一细节给观众以强烈的情感冲击。观众感受到的不只是黑暗的现实，更是无处不在的人性温暖。之后，在此情感基点上延伸出的“双人舞”，更是对这一亮色做了有效提升，把“温暖”转化为一种精神的相互依傍。

为掩护情报转移，“小裁缝”中弹倒在了漆黑的夜巷。年轻的生命将被黑暗吞噬的一刻，舞台上出现了一抹微光，随即“闪回”画面散点式呈现，把李侠、“老裁缝”昔日与“小裁缝”之间战友加兄长的革命情谊表现得真挚感人……“小裁缝”频频挥手，告别战友，万般不舍，消失在黑夜中，此时在观众心里留下的，恰恰不是吞噬生命的无尽黑暗，而是“小裁缝”那抹永远温暖、永远可爱的微笑，观众为之潸然泪下。这就是艺术的力量。艺术不是一味地使人在黑暗中踉跄，而是总能在黑暗中寻找到的那一处光明。

剧中的舞段“渔光曲”通过春晚如今已家喻户晓，在剧中它确实是一处颇具匠心的设计。当初这一桥段的设计，并未得到普遍认同，人们担心“渔光曲”所表现的情致和氛围不能很好地融入剧情中。

事实上，精心铺排“渔光曲”至少有三方面的追求：其一，这一舞段的音乐选自20世纪30年代进步影片《渔光曲》，词曲表现了渔民的苦难命运和悲惨生活，揭示了当时的社会本质。乐曲采用宫调式五声音阶，舒缓、沉静而忧伤，真切地反映了劳动者的心声。它和《电波》所要表现的年代、背景、情感十分吻合。用今天的眼光看，《渔光曲》仍不失为一首具有艺术生命力的抒情歌曲，歌曲所代表的大众精神和进步意义，更有资格“为年代代言”。其二，“渔光曲”中的上海旗袍女性形象，让旗袍在今天观众的眼中重新走回当年的寻常上海人家，而不再只是片面地与霓虹脂粉、销魂之音、十里洋场相关联，因为那是不准确的。通过一部剧，还原这一上海文化符号本来的样貌，是有意义的事。其三，作品通篇表现的是上海解放前夜，局势动荡、风雨如晦，整体氛围是黎明前的黑暗，此时铺排一段温暖的展开式情节，着意于展现一抹亮色，不仅是艺术的需要，也是一种精神提炼——午后的弄堂，淡淡的日光，一群典型的上海城市平民女子聚集在一起，看似恬淡，内心却充满激荡；她们并非不谙世事风云，只因人间烟火、温馨家园是她们内心深处最真切的向往和追求。这是一种平民化表达，朴实无华，因而也最容易沁入人心，引发共鸣。应当说，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道路上，“渔光曲”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而这一选择也体现了主创团队的基本站位。

三

今天的观众既有审美的叠加，也有审美之错位，而审美的差异则显得更为普遍。如何让一部红色主题的舞剧达到聚合审美、消弭差异的目的，为更多的人所乐于接受甚至点赞，这是舞剧创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一关节点上，《电波》的主创大致形成了两个方面的追求：一是努力让作品呈现出“年轻态”。这种“年轻态”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在视觉、听觉上更贴近现代审美，同时要与当代人的心理节奏、情绪频率形成链接，让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观众，感受到艺术和现实之间不存在隔膜，没有沟通障碍。二是要努力开掘“新语境”，用今天的语言讲好昔日的故事，让典型人物的思想精髓融入今天的话语体系，让触摸岁月转化为感知心灵。

当一个舞剧编导主动要和当代人进行情感链接，内心自会产生一番激情的涌动，他会发现这种涌动带来的创作灵感非常之活跃、可选择的路径也非常之多，有一种“松绑”的感觉。《电波》的主创以开放的心态，抑或说放松的心态来推进创作，不受陈规的束缚，自信舞剧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没有什么是不可拿来为我所用的。在这一认知下，年轻的编导所提供的舞台感受是非常丰富而开放的。观众用时尚的语言称其为“大片既视感”，这是对《电波》美学定位的认可和接纳。

相对而言，年轻观众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影视剧，他们对影视语言和手法颇为熟悉，接受上较少障碍。《电波》不拘一格，采用电影手段来丰富舞剧的表现力，甚至以此来解决舞剧叙事的难点，无疑是明智的选择。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敌特无意间拍下李侠秘密接头的照片，当这些照片在暗房里出现时，先前存有疑点的场景一帧帧闪回，李侠的疑点终于被证实。情势陡转，李侠危在旦夕。按以往舞剧创作的习惯，编导不会去选择交代这样一个复杂的情节，但是对于《电波》这样一部“谍战”背景的舞剧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情节链”。如果不是借用其他手法，这种叙事在舞剧中几乎不可能完成。从大量的创新性创作实践中我们看到，舞剧的短板不在于“拙于叙事”，而在于叙事语言是否丰富、叙事的方式是否机巧。当创作者站立在开阔的艺术维度来思考这些时，一切都不是问题。

在另一场次，我们看到编导的手法则颇为大胆：李侠走进旗袍铺，眼前是一片狼藉的案发现场，所有的迹象都暗示着地下党联络员“老裁缝”已经遭遇不测。随着李侠探寻真相的目光，舞台上出现了模拟“倒带”的场景，倒伏的道具一一归位，时间回到几十分钟前，事发时的一切在李侠眼前再现……按理说，舞台上出现这一类影视化表达，非常难理解，但由于今天的观众对各种影视手法十分熟悉，这种借鉴并未造成接受障碍，反而为剧情增添了一份悬疑色彩，为结构舞剧寻求到一种新的可能。

风云前夜，李侠与妻子兰芬共同回忆往事，这一跨时空叙事，编导以四对“双人舞”来呈现。四对“双人舞”并非依次而舞，而是通过不断切换视点来推动叙事，将两人从假扮夫妻到结下深厚的情义、共同坚守革命理想的“前史”表达得清晰而流畅；兰芬遭遇假黄包车夫的一场戏，编导则运用了“平行时空”——两个具有悬念的场景在舞台上同步推进，叠加起观众的紧张情绪。兰芬手中的枪响，同样震动了身在另一场合的李侠，这种心灵共振甚至非常有效地传递给了处在另一时空的观众；在色彩上，《电波》一剧也显得颇为讲究。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凸显在全黑主色上的那条红围巾，仿佛一团火焰，炽烈而蓬勃。这种带有“胶片感”的局部色彩处理，不仅形成了独特的画面造型语言，其寓意也非常明确。

观念的突围和艺术上的高标准，是舞剧《电波》一经问世便成“爆款”的重要原因，而探索国家叙事与当代审美之间的紧密联系，则是创作这部舞剧的初心。“我们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民族”，引申学者的话，我们今天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把有深度的故事讲得有温度，把有精神的故事讲得更精彩”。（作者为舞蹈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