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图腾：中华龙的起源、认同与传承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已渗入中华民族始祖崇拜的文化脉络，贯穿中华文明发展的汤汤长河。作为神话性的动物，龙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那么龙的原形是什么？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以龙为傲，认为自己是人文意义上龙的传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已渗入中华民族始祖崇拜的文化脉络，贯穿中华文明发展的汤汤长河。

作为神话性的动物，龙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那么龙的原形是什么？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地缘与风物：仰韶时代与龙文化起源

中华龙文化历史悠久，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距今7000至5500年的仰韶文化已开始出现原始的龙纹，如鱼龙、蛇龙、猪龙、鳄龙等。这些早期龙形文化遗存的产生，与自然崇拜密切相关。

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宗教盛行，提供了“万物有灵”的文化土壤。一些与早期文明生活关联紧密，或具有威慑力的动植物，成为自然崇拜的对象。

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仰韶时代存在四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东北地区的赵宝沟-红山文化系统，太行山-嵩山以西的仰韶文化系统，太行山-嵩山以东的后岗一期文化系统以及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系统。不同文化系统孕育出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精神信仰，进而形成四大自成体系的原始宗教区：东北地区祀蛇和猪，太行山以西崇鱼和鸟，太行山以东敬虎和鳄鱼，长江中游尊鳄鱼。这些动植物在先民崇拜、敬畏的文化滤镜下被逐渐神化，形象上更经由不断加工、融合、创新，形成了不同区域各有特色的原始龙形象。

简言之，仰韶文化中不同地区的鱼龙、蛇龙、鳄龙，均是现实生活中鱼、蛇、鳄等自然形象神格化的产物。在这一自然崇拜的文化动因下，龙的观念与形象突破文化区际，形成了文化认同。

格制与权力：龙山时代与龙文化的融合

距今5000至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各地考古学文化争奇斗艳，古国、青铜、文字等文明因素不断涌现，文明化进程大大加快，文化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剧烈。地缘化的鱼纹、鸟纹等开始减少，南北各地自成一格的各地龙纹形态开始趋同，统一表现为鳄鱼与蛇纹的融合体。这一新的格制化龙纹形象，经过先民不断汇融、取舍、创新和改造，体现出更为神灵化的特征，更加接近神龙的形象。

此外，遗存性质提供的信息展示出这一时期龙纹应是权力和王者的标志，陶寺的龙纹盘、凌家滩玉钺、龙形玉器都出自大型王墓之中。龙作为王权的象征，早在中央集权王国形成之前的方国时期已经出现，龙形象的不断成熟与格制化，造型日趋定型、完善，可视为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侧影。

协和与融通：龙文化的统一与认同

夏商时期，龙进一步成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盘踞于中原的夏后氏雄霸而起，开启了全新的国家政权。夏人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族群，在文化基因上，不仅认为龙是自己的神祖，而且认为龙與自身族群的存亡联系紧密。夏人不仅尊龙、养龙，而且专设养龙的官职。

二里头文化发现了大量的龙纹，可分为陶塑、雕刻、绿松石粘嵌三大类。2002年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墓葬遗址发现了一件用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由龙头和龙身两部分组成。龙头为方形，眼为圆饼形白玉，鼻以蒜头形绿松石粘嵌，鼻梁和额面中脊用青、白相间的玉柱排列成纵长条形。就形体特征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龙纹继承了龙山文化时代以鳄和蛇为主体的余续。

与龙山时代的龙纹相比，二里头文化的龙纹更加抽象化、图案化，且拼合了更丰富的动物特征，如鳄鱼、虎、鱼等，已经是典型的成熟龙纹了。

继夏代之后，商代人对龙的信仰抱有更大的热忱，铸形以象物，在祭祀坑及墓葬中埋藏数量惊人的青铜器。这一时期的龙纹在继承蛇龙、鳄龙等原始龙纹的基础之上，又具有了鸟、象、鹿、马等动物的特点，形象上更为怪异神秘、绚烂瑰丽。

商代龙纹是青铜器装饰图案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代表了时代铸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奠立了后世龙形象的基本特征，体现了中华文明协和万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经历数千年的创造、演进、融合与涵育，龙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