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海外名气最大的中国现代画家

赖少其画作。✎作者 |韩帮文

赵少昂:“此生只愿做闲人”前段时间和一个从美国归来的华人艺术家聊天，向他问及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哪位中国现代画家的名气最大。他不假思索地说了一个名字，不是齐白石，不是徐悲鸿，也不是吴冠中，而是赵少昂（1905—1998）。这到底是不是他的一孔之见呢？带着这份疑虑，又问及了几位在西方生活的艺术家朋友，虽然答案并不统一，但赵氏盛名的的确确不让我们所更熟悉的白石、宾虹等诸大师，尤其在华人聚集区，更是如此。但在国内，赵少昂这样一位饱染岭南风格的“地域性”画家，声名并不显赫。尤其是在北方主流画坛对岭南画派的认知仍然存在诸多偏见与误读的大背景中，赵氏画艺仍躲在美术史的幽暗角落，等待更多的人去发现、去认识。赵氏绘画“很岭南”，这不只是说他对岭南物象矢志不渝的描绘、对岭南风格的独特发扬，还有他对岭南画脉的精心呵护与承传。著名评论家陈传席先生在评述岭南画派的历史光景时，曾下了一个此派“最重师生情谊与艺术承传”的论断，从赵少昂与高奇峰的关系便可见一斑。他16岁时便师事岭南派先贤高奇峰，成为著名的“天风七子”之一，由此打上了岭南画派的深刻烙印。赵氏谨听师言，乐观师行，虽然侍奉恩师左右的时间不过半年，但感念之心从未懈怠。他在晚年的时候曾如是回忆：“老师最伟大的地方是点燃你心里的美感火焰，我在美学馆的半年，有充沛的激情去临摹和创作，高师(高奇峰)的精神一直教导着我，心中有师、笔下有师，这比身边有师更加重要，师门教的如果就是技法，你没有融会创新的话，一辈子你也离不开老师的。”他最终也的确在“融会创新”的路上“离开了老师”，但师恩念兹在兹。

赵少昂画作：《嶺南獨秀》赵少昂一生专注艺术，与世无争，他的作品中经常用的一方闲章“此生只愿做闲人”就足以表明其心态。他曾经说：“因为我写画，所以此生只愿做闲人。”他专注花鸟画，对蝉题材有开拓之功，甚至齐白石也曾托人“请少昂君画蝉寄来”。对此，他曾解释：“蝉是最好的，它只是靠饮露养大，其他东西也不用吃，因为露水是最清洁的，撇开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清洁，所以我借蝉作比托。回顾80多年来，尤其是经过这么多的战乱，真好像发了场大梦，哪会再希望什么呢？”或许，能让这样的老先生聊以自娱的便是画画了。

一个艺术家与一座城“我将乘风归去，折柳揖别。过庾岭，香云千里，一山春色……”1986年元月，赖少其（1915—2000）举家离开安徽迁回广州定居，写下了这首《相见欢》，心中对新的生活满怀期待。但阔别故土五十载，时过境迁之后，赖少其在广州的生活与艺术交往到底是怎样的场景？这是一个颇为玩味的话题。对此，彼时几乎天天跑到赖少其家，几成“父子”关系的庄小尖（1949—），揭开了赖少其晚年在广州的诸多细节。且看庄小尖的山水绘画，就可以找到他与赖少其的精神性关联。庄小尖说，结识赖少其是“命中注定”。庄小尖读小学的时候，就得以相遇赖少其。其时，庄小尖在绘画上显示出过人才华，常被地方领导叫去相陪造访的艺术家。有一次，赖少其偕同画家唐云、周怀民回故乡，其时，唐云的名号要远远高过赖少其，只酷爱国画的庄小尖对赖少其反而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赖少其山水画。赖少其举家回到广州后，最早住在环市路的华侨新村。彼时，庄小尖正在白云宾馆附近上班，两地相距不过两三百米。已近不惑之年的他，早已知道赖少其在版画、国画领域的高深造诣，禁不住内心的崇仰，不时登门求教。当时，庄小尖正在为一些报纸杂志做美编，就常找赖少其给报纸写栏头与题签，平日也多有书画探讨，长此以往，两人便熟络起来，直至赖家把他当作自家人。

赖少其，画作。1990年，赖少其将家搬到水荫路，庄小尖的单位也恰巧搬到了附近，两处只相隔一条街。每天一早去单位，处理完事务之后，他就赶往赖少其家里去，一待便是一中午。“保姆看到我来，就主动在锅里多加一把米。”庄小尖与赖家关系可见一斑，庄小尖的父亲将他们亲密无间的关系比作“父子关系”。正是这种特殊的“父子关系”，让庄小尖掌握了大量赖少其其人其艺的诸多“秘密”。比如，赖少其写书法从来都是积极向上的内容，表达一种入世的乐观精神，而极少写归隐、出世等消极精神。有一次，有人找他写陶渊明的一个诗句，他并未应允。再比如，赖少其没有钱财概念，更没有存私房钱的心思，而家中事无巨细以及他的艺术活动，都由其夫人曾菲女士操持，两人性情可谓一静一动。有一次，庄小尖将一笔稿费交给了赖少其，曾菲女士发现后就叮嘱老伴“下不为例”，而赖少其的一句“有点钱也不错嘛”的调侃，就惹来夫人一顿唠叨，“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小开销都要钱，以后有钱要及时交给我。”曾菲女士去世后，庄小尖送去一副挽联，“共赴国难，义无反顾真战士；齐臻艺德，事无巨细女丈夫”，熟识赖家的人都深以为然。但最能引起庄小尖注意的是，赖少其与岭南同道的复杂关系。他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副自书对联“欲佩三尺剑，独弹一张琴”，透出了一种豪迈、苍凉的气息与艺术的自信。而庄小尖的解读则是：赖少其来到广州，进入岭南派的地盘，多少有一种寂寞的心境，也袒露了愿在岭南派的大本营走另一条路的心志。

赖少其书法作品。经过长期观察，庄小尖了解到，常来拜访赖少其的艺术家多是北京、上海、安徽等外地的人，鲜见广州本土艺术家踏入赖家，相互之间都有礼节性的尊重，但委实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来往。平时和赖少其交往密切的“广州人”，多是王贵忱（1928—）等文化人，以及省、市领导。说起赖少其与岭南派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及他与同时代的关山月、黎雄才的交往。庄小尖依然清晰记得，1994年5月16日上午，赖少其从艺60周年书画回顾展在广东画院开幕，场面非常隆重。时近中午12时，所有的来宾与工作人员都陆续移步到东方宾馆就餐，唯独曾菲女士没有去。她在等一个人，她知道他一定会来。果然，曾女士等待的这个人——关山月来到了展厅。“对不起，上午家有来客，无法抽身，现在才赶来祝贺，抱歉抱歉！”关山月还拿出一页稿纸，端正题写了一首贺诗。当时关山月送完贺信，便告辞回家。关山月的贺诗次日就登在《羊城晚报》上。在庄小尖看来，关山月一直是广东乃至全国画坛的中心人物，而这次展览的主角无疑是赖少其，他“错峰”赶来，一来出于对赖少其的敬重，二来也避免了展览引他为首的尴尬场面。至于赖少其与黎雄才的交往，在庄小尖的记忆里，并无特殊印记。据其介绍，赖少其曾带着好朋友唐云去拜访黎雄才，黎雄才向唐云赠送了一本新出的画集，而对赖少其少有言辞，其中究竟，后人难以捉摸。“不要将赖少其定义为一个岭南画派画家，他的艺术不能归类于岭南，也不能归类于安徽，而是属于全国。”不管岭南是一个地域概念，还是一个画派概念，在庄小尖看来，将赖少其与岭南扯上紧密联系，都是站不住脚的。赖少其与广州的缘分，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经确立。1932年，他考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系，两年后开始致力于木刻创作，再过两年，从学校毕业。在他读书的时候，就与鲁迅先生鱼雁往来，其中前辈所写的“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等警语，影响了后辈的一生。而从“文革”后复出到1986年年初回广州定居这段时间里，他在合肥给王贵忱、苏烈等“晚辈”邮寄的信件，呈现出这一重要时期生活与艺术的特别历程，彰显出他巨大的人格魅力，文献与艺术价值同样不可小觑。《赖少其书信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便收录了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写给王贵忱、苏烈等人的95通信件。

《赖少其书信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在这段时间里，赖少其长期担任安徽文艺界的领导，工作非常繁忙，这在信中可见一斑，他曾说：“我现在事情过多，疲于奔命，对创作极不利，也无可奈何。”他的艺术创作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或者请创作假来进行，尽管如此，他仍坚持以写信的方式与同道及朋友保持密切联系，即使是1983年9月、10月头部动手术住院期间，他依然给朋友写过不少信件，而不会假手于人。从这批信札中，我们可以看到赖老写信的一些基本习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以毛笔写字，偶尔才使用钢笔、圆珠笔；采取由上而下，再自右到左的传统书写格式，即使是信封也多见竖行形式；笺纸不太讲究，五花八门、规格不一，以常用公文纸为多见。另一重要的特征便是，他在信中叙说，不管对象是何许人，不管说的是劝勉还是批评，他的语气都极为客气平和，毫无傲慢与强人所难之意。比如，“未知对否”“未知兄以为如何”“阁下以为何如耶”“你说对么”之类的商量式口吻，经常在信札中出现，体现出文化人的人格风范。赖老的信札给人最深印象莫过于书写非常认真，谨守法度，甚少懈怠与草率之笔，这许是他严肃认真人生态度的反映。不管是流程爽利、风神洒脱，还是凝重拙健、燥润相生，都由他诚恳端庄写出，都体现了他高深的书法修养，是可观可赏的艺术佳构。观赖少其信札，便可知其“奇玩”之趣，也可洞察其人格。在这本书信集中，赖老写给著名学者、收藏家、书法家王贵忱的信件有64通之多，成为我们考证这一时期两人艺术与人生状态的重要资料。从这些信件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赖少其对朋友的真诚态度与一腔古道热肠。1977年1月8日，赖少其写给王贵忱第一封信件，在信中，他首先对这位“虽未见过面，但神交已久”的后辈给予鼓励：“你的书法是很有功力的，我也喜欢。”当年8月16日，在他得知王贵忱因为工作环境不适而有退休之意后，竭力劝告其打消这一念头，说：“我已63岁，还不肯退休，其实如果退休了，就像下棋一样，是下了一着死棋（‘死棋’两字画着重号）。因此，当今之计，首先要安排好工作，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包括安排好家庭生活，再集中精力研究一门学问。”10日之后，他再次写信强调：“希望你不要退休。”彼时，王贵忱学术研究兴趣广泛，赖少其也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你应在‘精勤’入手，突其一点，期有所成。”（1977年6月12日）他还针对王贵忱的文风直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现自省之意。他先说：“我喜欢你的文字，但缺点是好像古人写今人，好像有意不讲缺点似的。优点中包含着缺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1977年8月19日）再说：“任何学古都应注意，应有所新意，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我也常常食古不化，为古所泥，有事不能自拔。出现这种情况时，作为同志就应互相指责，使有所警醒，你说对吗？”（1977年9月1日）

王贵忱。赖少其与王贵忱两人都嗜收藏，从信件中可以看出两人相互馈赠的真实情况，文人之间的慷慨之风昭然若揭。两人曾互通有无不少艺术品，最重要的要数黄君蒨所刻的陈洪绶《水浒牌》和黄宾虹的《画学篇》书法手卷。其中，《画学篇》是赖少其为答谢王贵忱割爱将容庚相赠的邓尔雅（1884—1954）对联转赠于他，而主动出让的。据赖少其介绍：“当时宾翁是华东美术家协会主席，我是党组书记，故虽眼睛患白内障，几乎在失明情况下写的，力疾而书，如锥画沙。”两位先生对这样的稀世瑰宝虽珍爱有加，却又能举重若轻，轻松相赠，足见两人之高谊。赖少其在与王贵忱的通信中，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或对古今名家略施评骘，或对文艺现象聊发感喟。因为是私人交往，评论时多了几分自由，少了一些掣肘，其真知灼见愈发独到精辟，可谓直指其艺术思想核心。就在他写给王贵忱的第一封信中，他谈道：“晋唐以前的书法，兼有篆隶行楷，只要有本事，都可以发挥。乾隆年间的书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如金农和以后的尹秉绶、邓石如都有新发展。一般人不能欣赏，这是可惜的。”（1977年1月8日）对于邓石如的印章，他则直接表示：“印至完白，所谓前无古人；虽后有来者，惟吴让之、赵撝叔可与相比，黄牧甫则不如，齐白石更不如了。”（1977年3月13日）对于岭南的艺术家，两人谈论最多的要数邓尔雅。邓尔雅是近代广东著名的篆刻家、书画家，是容庚的舅父。据赖少其自述，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广州读书时，有一位同学的哥哥在文德路开了一家古董店，匾额“尊古斋”三个字便出于邓的手笔。他当时看到后，印象很深，“至今记忆犹新”，他对王先生说：“我极望能多见邓尔雅先生印章和书法，我见得不多，但感到他有独到之处，尤以朱文最佳……邓尔雅先生楷书朱文是一大创造，对当今篆刻极有参考价值，如能集成一册，广为流传，影响所及，当可生面别开（别开生面）。”但他并非一味赞赏，对不满意之处也会直接点出：“但我不喜欢他的诗集上的篆字楹联，可能缩得太小，未能见其真面目。”（1977年4月13日）在写给王贵忱的信中，赖少其也会详细记述自己的生活状况与工作安排，凭此可列出一个清晰的年表，史料价值巨大。比如，晚年定居广州一事，就曾经历了一番波折，在多封信中有记录。早在1983年9月19日，他就有交代“顺便落实定居问题”。到了9月28日，他又说：“广东省委、安徽省委、中组部均已同意我们离休后到深圳落户。”由此可见，他落叶归根的首选之地是深圳，而非广州。但最终，1986年元月，赖少其举家迁回广州定居，开启“衰年变法”的艺术人生。本章摘录于《我在画里遇见你》，韩帮文 著，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原标题：《谁是海外名气最大的中国现代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