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人性的证明（一）
人性的证明
——义利篇
袁福成||江苏
曾经有人断言，医院是检验人性最真实的场所。对此，我深表赞同。
六年前，因老伴罹患癌症，在长达四年的寻医问药过程中，曾经和多家医院、多名医生、多名患者及其亲属有过广泛接触和深度交流。在医院特别是肿瘤病房，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生离死别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较量，人的本性在医院常常以非常直白的方式，赤裸裸地呈现在你的面前。
先从公众特别是病患及其家属对医院和医生的印象说起。
在社会大众对医院和医生的传统认知里，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是守护生命、救死扶伤的神圣场所，医生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医院和医生当以为社会大众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作为第一要务。因此，无论是医院还是医生，应当“义”字当先，“利”在其后。或“义”“利”兼顾以“义”为主。但当下的许多公立医院及其医生，其“义利观”已严重失衡，“利”字当头，“义”在利后，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在许多医院也并不鲜见，在小团体和个人利益面前表现出的自私和贪婪让人触目惊心。
按理说，医院应是演绎爱与被爱的温馨场所，病患将守护生命的重任托付给医院和医生，希望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呵护。病患入院接受医生治疗后得以康复，或病情得到缓解，或病痛得以减轻，或生命得以延长，对医生和医院应心存感激才是。但事实上，当把医院部分推向市场之后，医院要通过医生为病患施治来赢利，用赢利来满足医院自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医患之间原本的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病患成了医院和医生攫取利润的特殊"商品"和重要载体。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就得设法延长病患在医院的停留时间，加大病患在医院的消费额度，因此，无病乱治、小病大治、重复检查、截留病员等乱象便应运而生。以一线城市的各大医院为例，只要你来就疹，此前的各项检查化验都得重来一遍，本可共享的医疗信息资源，医院之间互不认账。花三四百元挂了专家号，专家问诊时间人均不足五分钟，癌症患者不论病情轻重，基本都按放疗、化疗、手术的基本套路走，即便危在旦夕，已毫无治疗效果和价值，医院和医生仍继续施治。为何如此？因为能给医院带来不菲的收入。至于治疗是否有利于病人康复，是否减轻病人家庭无谓的经济负担，是否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早已不在医院和医生考虑的范围。家有重症病人本身就已给病患和家人带来极大痛苦，而寻医问药时又被医院和医生当作任意谋利的对象更是雪上加霜。医院和医生成为"刀俎"，病患则成了任凭宰割的"鱼肉"。如果在病患中问询对医院和医生有何种印象，心存感激者少之又少，而义愤填膺者却为数甚众，要列举在医院被坑、被宰的事实，每位病患都能用若干亲身经历加以佐证。人们甚至愤怒地斥责当下的许多医院已没有"人道"，只有"钱道"，是唯钱是图的“提款机"，医生也褪变成为医院挣钱获利的"操盘手”。病患及其家属面对如此医疗现状发出了"世纪之问"：到底是我们这个社会病了，还是社会、医院和医生一起都病了？
的确，如同医生治病一样，只有找到病根所在，才能药到病除。面对如此众多的社会负面评价，医院和医生似乎也有一肚子苦水。在解放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的公立医院和医生是由政府财政负责供养的服务性机构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医院的公共开支和医生的工资及福利待遇由所在地政府财政全额承担。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把医院部分地推向了市场，医院的财政供给机制从全额拨款逐步过渡到差额拨款。所谓差额拨款，简而言之，是指管理医院的相关政府只承担医院部分公共支出，不足部分，要由医院通过自身的“创收”来加以弥补，这项半市场化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打破公立医院吃“大锅饭”的弊端，以此来调动医院和医生的工作积极性。但正是这种财政供给机制的改变，把医院和医生推上了风口浪尖。实行差额拨款之后，医院和医生要用创收的赢利来填补财政拨款留下的空缺，医院才能正常运转，医生的工资和福利才能正常发放。医院和医生“创收”行为合法化、常态化之后，病患就在劫难逃，理所当然地成了医院的和医生谋利的对象。医院和医生的医疗行为也成了与赢利挂钩的商业行为，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但凡来医院就诊的患者都必须留下"买路钱"。
追逐利润的最大化是商品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便会得到更加充分的释放，如果没有十分完备和严密的规章和制度加以管控，罔顾患者的生命健康与安全，罔顾医院和医生职业道德底线，岡顾国家政策法规的无病乱治、小病大治、重复检查、截留病员等唯钱是图的乱象便层出不穷。
早在中国古代，就有关于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的争论，性善论者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时有“性恶”的种种表现，是因为受了社会的污染，要去“恶”存“善”，就要不间断地加强对人们进行思想、道德、法制教育。而性恶论者则认为，人由动物进化而来，兽性也与生俱来，人生来就是自私的。人类社会要通过制定一系列的道德规章和法律制度，用以管束与生俱来的“兽性”，如果管束不了，人的"兽性”发作，成为危害社会的“恶行”，就要遭受社会舆论的谴责或法律制裁。因而要通过不断完善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以此来惩恶扬善。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论者，都认为完善的社会道德规范和完备的管理制度和法律规章，对抑恶扬善都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类出生之时的生命体与动物初生之时并无差别，只是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接受了来自于人类社会的善与恶的熏陶，逐步形成了个人对善与恶的认知。为防止人类的错误认知成为恶行，就逐步产生了维持和保证社会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道德规章和法律制度，这些规章和制度越完善，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就越有序、越文明。反之，如果这些规章和制度严重缺乏或极不完备，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就会失序、失度，各种恶行就会层出不穷。从中可见，完善的道德规章和法律制度对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运转是多么重要，通过持之以恒的思想、道德、法制教育，让人们养成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和法制规章的良好习惯是多么不可或缺。好的制度设计及其制度体系，能使人性中的善行得到褒扬，使人性中的恶行得到管控。如果我们重新审视将医院部分推向市场的改革，就不难发现正因为医改中的顶层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加上相关管理制度的缺位，从而导致许多医院和医生义利观严重失衡、医患关系迅速恶化、医德医风严重滑坡。
医院从本来的服务性机构变成了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机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你还能指望医院会义无反顾地去履行呵护生命的神圣职责？还能指望医生会继续成为守护生命的“天使”？现今的许多医院，特别是基层的地市、县区及乡镇医院，普遍把全年创收的指标按月分解到各个科室并直接与医生的工资、奖金、福利挂钩，多创收者多得，少创收者少得，完不成指标任务者还要受罚。面对当下的医疗乱象，简单地去指责医院和医生显然是不公允的。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对所有学校也实行差额拨款，不足部分让学校和老师用“创收”来补足，一旦学生们成为学校和老师们“创收”的对象，"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心地不见得就比医生更加善良。如果对国家行政机关也实行差额拨款，不足部分由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通过“创收”来补足，那些以“为人民服务”为已任的公务人员，同样会将人民赋予的公权变成为本单位谋利的工具。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的形象并不会比医院和医生更加美好。纯洁的师生关系、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鱼水”关系，也会立即转化为赤裸裸的利益交换！我无意去为部分医院和医生作"无罪"辩护，在某种意义上，大家都是缺陷医改的受害者。医疗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是“肉食者”的专利，平民百姓除了抱怨无法有所作为。面对这样的现实，老百姓能做的只是希望医院和医生能恪守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底线，希望医院和医生下手能轻一点，赢利能适度一点，病患挨宰后承受的痛苦能更轻一点……
并不完善的医疗财政供应机制的改革，直接导致医院和医生义利观的本末倒置，由此又导致医院、医生职业操守水准的整体滑坡，导致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甚至引发病患或家属直接杀死、杀伤医生的恶性事件。国家花费巨资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结果却换来了骂声一片，医疗改革被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失败的改革，这些来自百姓的声音虽然有些刺耳，难道不应引起医改决策者们的警醒吗？
要从根本上解决当下的医疗乱象，必须对有缺陷的制度设计加以矫正，再辅之以医德医风教育和制度管控，医疗卫生行业才能重塑自身的良好形象，医院和医生才能重新赢得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插图/网络
作者简介
袁福成，江苏建湖人，公务员，文学爱好者和初学者，退休后撰写的多篇文学作品在报刋、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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