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清｜出走的主妇
春梅今年54岁，大年初六，她坐上了去杭州的火车，生平第一次离开关中外出打工。订票的时候春梅就想好了自己要发的朋友圈：逃离雅典城，奔向人间天堂！结婚快30年，她第一次出远门。顶着老赵（春梅的丈夫）的骂骂咧咧，跨越大半个中国也毅然要走，决心不可谓不大。临行前一天，她取来老赵的酒，自斟自饮为自己送行，喝得满脸绯红蹬着自行车去取核酸报告。大家都说，春梅终于想开了，出去散散心挺好，离家里那两个“先人”（关中方言，祖宗的意思）远一点。春梅懒得解释，她早就认了，也看开了，无所谓什么散心。
春梅此行的确不能说是散心，“被逼”出走的成分更大。小赵（春梅的儿子）不久前用春梅的身份搞了九个月的网贷，每月还三千。在老家两千左右的工资根本不够，她这才动了出远门的念头。“我能有什么办法？怪我太相信他了！”春梅说。春梅总是这么说。
小赵今年28岁（1993年），掉进网贷的坑已经有六七年。大概是羞于见人，亲戚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他了。今年过年也没回家。没人知道他到底在西安干什么。
大概是继承了老赵家做生意的“基因”，小赵从小精于算钱，读书识字也是过目不忘，聪明绝顶，只是顽皮非常。和每个顽皮的男孩一样，小赵十三四岁开始叛逆，逃学打架翻墙上网离家出走，都干过。有一次，春梅凌晨把小赵从网吧拎出来，大概是怕挨打，走到半路小赵又跑了。春梅又气又急又委屈，丢下自行车一屁股坐在马路中间放声大哭起来。谁能想到这样的小赵竟然考上了一高，还考上了大学？一时间，小赵成了大院的传奇。春梅满脸笑意，说是赵家先人坟上冒青烟了。过去的阴霾一扫而光，日子有了希望。
2012年，小赵去西安上大学。他自己选了商科，说以后要做生意挣大钱。大二开始，他兼职打工。大三接了卖手机和电话卡的活，大四成了学校的小代理商。正是这个时候，他开始网贷了。贷款都不多，每次一万元左右。他常常同时贷两三个。用完自己的身份，便用春梅、用亲戚的身份。在大家的印象里，他总是缺钱。毕业后他一边做外卖代理一边卖手机。大家看他有正经活儿干，也把正在做的事情讲得头头是道，便都慷慨支持。在长辈眼里，男孩子年轻时多在社会上历练闯荡是好事，吃了亏摔了跟头，就知道安稳过日子了。
谁知道，小赵这一脚踩上去的不是小水坑，而是个无底洞。一年后，小赵陆续还完贷款却没有收手的意思，反而开始连续贷款，说是连续贷贷的更多利息更低。可大家眼见着他之前说要做的生意甩手不干了，毕业又不找正经工作，好几个月都是借钱还贷。亲戚们生疑，纷纷断了关联。这下可苦了春梅。亲戚断得了，亲妈可断不了。瞒着老赵，春梅私下不断帮小赵填窟窿。就这样，家里的积蓄一点点流失。短短两三年，二十多万被掏空了。
知道实情的人，没有不劝春梅的。
“你给他断了后路看他还贷不贷？”
春梅说，摊上这么个儿我有什么办法？与其祸害别人还不如祸害我。
“家底都掏空了，你跟你们家老赵怎么交代？”
春梅说，左右是他们赵家的儿，祸害的是他先人的钱，他先人的钱还不是他的钱？
终于，老赵知道了。没什么比这种打脸更疼的了。不久前，老赵才在亲戚面前吹嘘，自己每年的房租收益都放在春梅那里，少说也有三十万。“我赵某某算可以的啦！钱、门面（街道商铺）、房，什么没给她弄下？”当着所有人的面向外人炫耀自己如何对得起老婆孩子，以此证明自己是个爷们儿，也算是男人觥筹间的下酒节目。不过姜还是老的辣。老赵毕竟打了一辈子算盘。他很快从春梅那里没收了财权，将家中大小资产打点好全部归在自己名下，转身关了麻将馆，过起了收租养老的退休生活。
这一番折腾，春梅的日子彻底变了。以前，她管理家庭财务，每天洗衣做饭，帮老赵“经营”麻将馆，晚上跳跳舞，忙碌而快乐。“管不了他的人我还管不了他的钱？”主妇的自信溢于言表。现在，老赵当了家，大小事都不让春梅插手，甚至抠到了做饭买菜洗衣擦地上，仿佛这样仔细经营生活才能抚慰他家财败尽后余波未平的心灵。
春梅这下乐得自在，她本不是爱干家务的人。说来奇怪，老赵像换了个人一样，花上万元装修房子置办家具，又天天钻研厨艺，甚至跟春梅去看盛开的桃花。虽是粗人，老赵的心也是肉长的。不久后，几年没同桌吃饭的一家三口难得坐在了一起，几杯酒下肚父子两个都酸了鼻子红了眼睛。小赵也答应父母留在老家找个安稳工作。那段时间，春梅总是笑呵呵地跟别人讲，他们父子俩如何笨拙地相互表情达意。大家都说，老赵年纪大了，打不动了，想开了。大家还说，小赵懂事了，春梅有好日子过了。春梅的生活好像又充满了希望。
奈何生活不相信眼泪。小赵果真去找工作了，一开始去卖楼，后来去高级小区当保安，再后来又说自己在某个职校找了个辅导员的工作，直到谎言被拆穿。做惯了一本万利投机钻营的“大生意”，小赵无法忍受踏实上班按劳领工资的普通生活。没过多久，他又与过去的“朋友”复联，开始了新一轮的“接活”。这次是网上业务，他缠着春梅买了电脑搬回家，每天守在屏幕前不知道忙些什么，家里慢慢堆起来一些乱七八糟货物，无人机、监控器、摄像头等等。再后来，他带着用春梅身份借的贷款，又去了西安。而没了财权的春梅，只好在附近找了个农产品公司打工还贷。
春去冬来，一年又一年。打工还贷的生活就这样持续了两年多。还完最后一笔贷款，春梅如释重负。那两个月，她照常上班，照常生活，却感到一阵莫名的空虚。人就是这么奇怪，她竟然爱上了贷款给她的生活动力，爱上了被贷款关联起来的她与儿子之间永远扯不清的感情。
也不知是天意的回应还是什么，小赵果然又开始要钱了。春梅没钱，于是去找老赵。老赵以让她交出退休金为条件，答应给儿子两万。不仅如此，小赵用春梅的身份又贷了两万多。浑身上下被掏得干干净净的春梅，用花呗买了张去杭州的车票，在春暖大地的时节奔向了人间天堂。
临行前一晚，春梅又兴奋又紧张，一宿没睡着。她买了一大包吃的，刚提上车就撒了一地。同行伙伴个个都带着大小行李，乱哄哄一齐堆在门口。她一边“狼狈快乐着”，一边告诉儿子等他什么时候结婚自己再回来。她就这样出走了，带着对儿子无尽的责任与情感牵绊，带着对命运的笃信，放飞了自己。
春梅的故事讲完了。有人说春梅命不好，摊上这种丈夫和儿子。也有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有人劝她离婚劝了十几年。春梅本人倒是从来不诉苦抱怨，最多喝点酒点支烟骂两句脏话，转头又嘿嘿笑。外人很难理解她的糊涂与乐观，而她却清醒地、心甘情愿地一边被儿子“骗”，一边被丈夫呼来斥去。她把“都怪我太相信他了”“我能怎么办呢”挂在嘴边，很难说是真傻还是装睡。
如果没有网贷，如果一开始就是老赵当家，如果小赵没认识那群狐朋狗友，如果他们夫妻两边的家族都人丁兴旺有人主事其乐融融事业繁荣，小赵会不会走上正道？春梅会不会过得更好？可惜生活没有如果，原因的原因也不是原因，人在特定情况下的每一步都显得那么必要。而每个人的人生又是如此不同，不是凑够了多少条件或者因素就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何况在极速变动的社会，也实在很难凑齐什么稳定的条件。当然，这并不否认条件和因素的重要。
人与社会的双重不确定，将个体特性以事件的方式无限放大，就好比老赵的自私精明，春梅的痴心懒惰，小赵的自大贪婪。贪嗔痴凑一桌，刚好三缺一。面对现代生活的冲击，他们的小家庭不但没有瓦解，反而被“命运”越栓越紧，形成了一种病态又稳固的结构。只要老赵还有租可收，春梅长睡不愿醒，小赵死性不改，这种生活就还可以继续。今年春梅去了杭州，明年就能去非洲。反正赚着钱周游世界总比在家对着那父子俩强。而老赵那些凭运气得到的家财，总有一天得让小赵靠实力败光。真到那一天......又如何？生活还不是要继续？照春梅的性格，想那么多干嘛，得过且过呗！老赵家的儿子败他老赵家的钱。她摊上这两个人。这就是命。
春梅的日子里有三个很“有趣”的点。一个是她口口声声的命。一个是子不教的小赵。还有一个是年过半百突然决定的打工。
春梅说的命未必真的是“命”，倒的确是她对自己行为的一种合理化归因：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嫁给了老赵，生了小赵。她将责任推给了自己无力改变的事实，巧妙地遮掩了自己的意志。
春梅果真如自己所说的那般没有选择吗？未必。不久前，小赵再次要贷款时她本可以拒绝，也可以不找老赵，她为什么又帮儿子了呢？果真是“相信他”吗？多年前，春梅在闲谈中说起过几个离婚的同龄闺蜜，说她们现在一个人过得也挺好，红光满面自由自在的。她难道不知道离婚后的生活如何吗？她果真没考虑过吗？在很多年前，儿子叛逆该管教该立规矩时，她本可以狠心的，为什么又一次次的心软纵容呢？大概对春梅来说，哪怕处于不那么健康的关系里，也比独自一人活着要强，更比自己主动承担一切要轻松。她甘愿以一个弱势的女性形象，来获得理所当然地被剥削、被索取、被“暴力”、被同情，也不肯将自己从丈夫、儿子还有别人的闲言碎语中剥离出来。一句“情比理大”就足够。
就像她的出走，既不完全是一场为自己而活的潇洒之行，也不能说是被逼到了绝境。而是一种中间状态，既是为了家庭，也是为了自己。儿子给了她外出挣钱的合理性，远离丈夫又让她有了出走的动力。其实，不管走多远，她还是要靠老赵和小赵来赋予她生活的动力和意义，否则“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呢？”春梅的命，不是没有选择，而是她早就认了自己的选择。
小赵呢？28岁，上过大学，少年叛逆，童年不幸。如果要罗列成长环境带给他的不良影响，那可太多了。可如果谈起学历、见识、圈子还有信息获取条件带给他的积极机会，那就更多了。子不教，谁之过？
小赵的确是被网贷祸害了的年轻人。可换个角度看，如果一个人总是犯同样的错误，就很难说是被害的。从22岁第一次掉坑开始，小赵就有从坑里总结经验的机会，就有看清一切承认错误及时收手的机会，可是他没有。网贷与其说是害了他，不如说是放大了他无力战胜的某些执念。三年前，小赵向父母承诺改过，也确实付出了行动，只是没坚持住，很快就屈服给了惯性。也正常，25岁时人的很多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变成了一种身体本能，要彻底改变，就要和本能作对，太痛苦了。
老赵和春梅当然有“过”。可他们没教过小赵吗？不是。老赵管起小赵来从不手软。春梅在教儿子做人上也没少过付出和唠叨。他们都在尽力教，用自己的方式把他们觉得最好的给儿子。就算抠门粗糙如老赵，也还是早早给儿子买了房，等着结婚用。设身处地想想，他们又何过？
至于打工，春梅只是关中小镇里众多出走的主妇其中之一。她们年龄相仿，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儿女虽然大了却迟迟不结婚，与其在家闲来无事甚至“惹是生非”，不如外出打工，不全为了挣钱，更有点出门散心看看世界的味道。
从春梅的描述来看，她们去杭州干的都是简单的轻体力劳动，每月工资四千多，干得好可以拿到六千，包吃不包住。这几年，像春梅这个年纪外出打工的妇女越来越多。这不仅解放了她们，也塑造了一个新的家庭阶段。关中历来保守，男主外女主内，60、70后的妇女全职在家也很正常。这些年90后结婚既晚又难，她们抱不上孙子，在本地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给孩子说对象又使不上劲儿，与其成天在家唠唠叨叨的又惹丈夫孩子烦又给自己找气受，不如出去潇洒潇洒，还能挣点零花钱。
比起印象中焦虑的河南父母，压力山大的农村父母，关中小镇上的父母心态要好很多。很难说这些妇女是在代际剥削下带着沉重的压力出去的。对她们而言，打工就像旅游，无所谓能挣多少，家里也没指望她们挣多少，不过是出去走走看看，暂时脱离鸡毛蒜皮的家庭生活，给全体家庭成员放个假。此时，年轻的子女大都在西安闯荡，丈夫在本地周边打工，妇女像家庭放出去的风筝一样飞向东南。在索性完不成的人生任务面前选择自我解脱，佛性又坦然地活着，倒也是一种过法。
这几个点之所以“有趣”，一是因为很难下判断，二是因为它们背后都意味着改变和选择。春梅是1967年人，小赵是1993年人。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那些原本让“应该”发生的客观条件，都不复存在了。春梅还是那些受教育水平低、被代际伦理束缚、无论在经济还是精神上都依附于男性的女性吗？小赵还是那些重复着父辈生活、接受着熟人规训、信仰着父辈还能信仰的观念的儿子吗？关中还是过去那个又封闭又传统的关中吗？都不是。时代变了，人们有了选择。春梅选择认命，小赵选择继续沉沦。的确，他们本来可以有其他选择，也应该有更好更正确的选择。但现实的复杂就在于，它不会完全按照理性推演的本来和应该运作。
或许春梅的小家太过特别，把个体性和偶然性放得太大。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小小的三口之家承担了很多风险，承载了许多爱恨情仇，也显露着家庭变革关系调适的蛛丝马迹。它在风浪中飘摇，在看不见的竞争中被筛选，用看上去很畸形的方式，回应着一些普遍性的命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进程面前，春梅和她的小家或许会被定格在某种类型或者某个阶层中，小赵也终将迎来属于自己这类人的某种生活，关中的妇女们也陆续走出了家门。看似无意的一个个选择，难以逆转地将人们推向了一种新日子。这都是后话了，至少现在，他们的生活还在红红火火地继续。
2012.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