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概念译入与译出的困境

我们常用“community”来表达我们所说的“共同体”，但该译法牵涉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值得商榷。下面对此作一简要分析，并尝试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传统上我们把“community”译成“社区”，这是吴文藻和费孝通开创的社区研究社会学派的译法，已广为接受。这个概念起初是芝加哥大学帕克教授来燕京大学讲学时介绍进来的，来自滕尼斯的Community and Society。但是在翻译滕尼斯的经典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一书时，“community”曾被译成“公社”，书名被译成《公社与社会》（二十年前我最初接触社会学时就是学到的这个译法，比如贾春增的《外国社会学史》），后来译本又译为《共同体与社会》（斐迪南·滕尼斯著，张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不管是“公社”还是“共同体”，这个“community”实质上都是指传统社会的依靠血源、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同质性很强的社会状况，与之相对的是“society”，即富有现代性的异质性人群机械连接的状况，它们是基于常规、政策、公众舆论和特殊利益的联系。在安德森被译为《想象的共同体》的Imagined Communities（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里，“Communities”是复数，应该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指多个“共同体”。而不管我们译成中文时如何表达，在英文世界都是“community”，不会造成迷惑。问题在于，当我们以中文表达的“共同体”再译成英文时，就会发生难以找到对应我们想表达的意思的问题。如同电影《霸王别姬》译成“Farewell to My Concubine”，古典名著《红楼梦》译成“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等一样，传递的信息一定程度上被改变和丢失。

　　检索2018年第1期到202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共找到4篇含有“共同体”字样的文章，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皆翻译为“community”。检索2018年第1期到2021年第2期《社会学研究》三年多时间里发表的论文题目含有“共同体”字样的共6篇，分别是“共同体与道德”（2018）、“共同体道德”（2018）、“宿舍共同体”（2019）、“风险共同体”（2020）、“乡村共同体”（2020）和“共同体之爱的政治”（2020），除了其中“共同体道德”中的“共同体”作为修饰词译为“communal”，作为名词英文翻译全部是“community”。这个词汇是否足够表达这样不同类型的“共同体”，是值得思考的。而对应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共同体”词汇的意涵，显然不是“community”可以足够表达的。

　　自“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共同体”被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但由于这一术语在学术研究中的用法与这两种用法不同，读者理解时会有困惑。尤其是在向外推广这一观念的时候，翻译成英文如何表达的问题，成为许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事情。

　　“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可以从中国儒家传统的“家国天下”来诠释。“儒家文明对社会伦理、政治以及经济关系的建构，始终是从'家’出发，形塑家国一体的秩序体系。”（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第172页）家国一体，多元的家构成一体的国，这个“国”是一个共同体，在中国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层看，国与天下是多元的国与一体的天下，新时代在剥去儒家“天下观”里的等级尊卑关系后，这个“天下”即是一个更高一层的共同体，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共同体”肯定不是滕尼斯意义上的“community”，也不是帕克所说的并为中国学者所译成的“社区”意义上的“community”，更不是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的“community”。

　　与帕克等人的概念相比，我们的“共同体”概念更为突出的意涵是“互依共存”，或者说“同舟共济”，互依共存并且意识到这种互依共存才是我们所说的“共同体”的核心精神。这种核心精神用英文表述即“the co-dependence”和“the co-existence”。如果在翻译时能够表述以上意涵，英文界就会比较容易理解我们所说的“共同体”的精义。

　　共同体的构筑主要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共同体的绵续长存是应有之义。概括以上的理解，可以用十六个字表达我们的“共同体”之意：家国天下，多元一体；互依共存，生生不已。

　　这就是我对“共同体”的理解和翻译的一己之见，是否妥当还请学界同仁多多指教！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