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现代史学的占梦术
西方哲学家的论述魅力，常在于它的晦涩迂曲。
海德格尔写过一本《时间概念史导论》，却五分之二在谈现象学，另外谈存在与时间。时间概念史呢？喔，只谈了时间，和对时间的界定，史还没开始谈。
没谈史，也许是因哲学家游心于玄，不能粘滞妤史事，也许根本怀疑史学的功能。
说得也是，把“历史学合法性的证明”当作史学本己的任务，早在尼采那里已开始了⏤⏤现代史学，打它诞生起，就一直处在如何证明其合法性的焦虑中。尼采、海德格尔这些人都一直在批評它不合法。
一、 不合法的史学
不论是纪念的史学、好古的史学、裁判的史学、毁灭过去的史学，尼采通反对，他认为史学得服务人生。
而服务于人生的历史“永久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数学那样的纯粹科学” 。
这就把现代史学全面否定了。
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此在的历史性”，说人这样的存在者，就具有“本真的历史性”。本真的历史性不一定需要历史学，无历史学的时代本身并非也就是无历史的。
此在，讲的是人生在世就处于操心之中。操心是人的现实感性活动，人不得不为自身生存有感性的筹划，唯有这种真正的存在感，才能从“将来”来到自己本身。
时间性则是在生存中把所有当前化的将来统一起来的本真现象，它乃是操心得以可能的本真源始的条件。
他说，本真的时间性根本不是随着过去、现在、将来的流俗时间之“流”而积累拼凑起来的，是将来、曾在、当前等“绽出”样式的同等“到时”。而在诸种样式中，将来又居于“优先”地位。时间性之于此在的操心筹划，首要的意义在于“将来”。“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是从本真的将来到时的，其情况是：源始的时间性曾在将来而最先唤醒当前。”
既然如此，此在的历史性，当然就不是思想家通过逻辑、概念、反思做出来的。历史性源出于此在在世的时间性，而时间性又是此在在世整体能在之不可或缺的基础，故历史性就是此在在世之本真，“我们越是具体、合乎人性地把握了人的存在的时间性的根基，就越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存在本身是彻头彻尾的历史性的。”
反之，历史主义以追寻某种“普遍的东西”为对象，或以陈列“个体性的”事件为对象，从根基上就错了，因为它们“使此在异化于其本真的历史性”。
这些讲法，迂曲晦涩，绕来绕去，大家想必已被他们绕晕了。
二、史法解梦占
用我比他们清晰易懂的语言来说：真相有时恰好与所谓常识相反，一如人都以为地是平的，其实却是圆的。历史，大家都以为它是对过去的真实记录，其实也相反。
大家以为过去之事，记录下来就是历史。殊不知，五岁以前的事你根本不记得，晚年即使不痴呆，也糊涂得很。中间三分之二时段，又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没知觉；或在做梦，意识纷乱；自认为是醒着的时候，又泰半无集中意识，只是吃着动着而已，跟猫狗没啥两样；而自以为是有意识的行为与思虑，绝大多数又都忘了；勉强记得的，其实却多模糊、错乱或张冠李戴，如旧日照片般斑驳褪色，不辨眉目。因此，人并不能天然地拥有属于他的历史。
个人尚且如此，他人、家庭、宗族、国家，乃至异族、他邦、亚洲非洲、世界，其历史如何说起？
要说，就需要一个历史以外的网，网罗破碎、零乱、片段的记忆，以想象力、创造力、叙述力、编织的技巧、同情的理解、设身处地Cosplay等方法，去描述已消失的物事。
已消失，便是无，是“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无。可能曾有，但现在已无。
所以无是真的，曾有者是否真有，反倒值得怀疑了。因为即使真曾梦过，梦能当真吗？梦之有，尚且不是真有，则史书所述，一春梦雨长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比梦还不实在，何可当真？
解梦需要技术，古代有《周公占梦书》，近代则有弗洛伊德等等。
这些技术真能解梦吗？当然不能，但只要当事人相信就好。所以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会有不同的解梦术。一时或相信因果、一时或相信鬼神、一时或相信潜意识、一时或相信政党、一时或相信科学。
历史之编织与理解，同样需要方法。故古有巫、有史，近代便发展出了史学。方法也是随时代变化的。
大家都想抓住梦中飘渺的风铃声。
巫，用神话思维做了绳索来编织，近代史学用科学技术来编织，传统史学界乎神话与理性之间，占梦师则只注目人本来就不能有理性意识之处。
占梦师游心于阴，巫半阴半阳，史阳渐盛，近代史学更是虚阳亢进，然其为编织则一也。所谓科学史学研究方法，与夜行人吹的口哨相似，响亮着心虚。
三、 旧梦编织术
（一）理性思维与神话思维
现代人当然以为科学理性思维远比神话思维高明。实则非也，因为内里交织难分。
例如历史本无所谓分期，流水光阴，分也无从分，抽刀岂能断水？故中国就从来没分，通史以编年为主、朝代史以纪传为主。
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基于所有人类皆上帝之子民之概念，讲跨国别、跨种族的“普世史”和“普世价值”，才有了分期法。
以耶稣生命为线索，把历史分为耶稣出生前和出生后，称为纪元前、纪元后。纪元前是上古；纪元后，以上帝旨意或教会文化发展之线索看，又可分为中古和近代。
史宾格勒《西方之没落》曾痛骂它不顾世界各文化之殊相，强用一个框架去套，是狭隘偏私的。何况，其说本于犹太宗教天启感念（apocalyptic sense）之传统，代表着基督教思想对历史的支配，在时间的暗示中其实预含了许多宗教态度，并不是历史本身就有的规律，只是一套神学。
可是基督教文化势力太大啦，这套神学不但继续被推广，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也只是替它装上了个生产方式的底座，好让它跑得更快。
中国史遂被拆分成「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上古）──封建社会（中古）──资产阶级社会（近代）──社会主义社会」五阶段，争论至今未休。
分期又都不只是静态地分，还指明着历史动态的方向与进程。无论是基督教说历史终将走向上帝之城，抑或如马克思预言走向社会主义，都蕴含了直线进步的观念和宗教式的信仰。
你说这是史实还是神话？
（二）史实与梦境
倒过来说，神仙梦幻，又是真是假、史耶非史？
梁朝大名士陶弘景就有《梦记》一卷，自记所梦。他弟子周子良，从梁武帝天监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次年十月二十七日之间，连续与神冥通（入梦或现身），最后解化升仙（其实就是自杀）。陶弘景也把他的日记编成《周氏冥通记》四卷。又编了上清派祖师们的梦神纪录为《真诰》七篇。⏤⏤以梦为史，蔚为典型。
你说这不是史？
首先，记梦者自己未必觉得是梦。其中一位通灵者杨羲甚至觉得整个过程太清醒了，不相信是在做梦（紫微夫人和清灵真人则答复说“此实着至之象，事显幽冥，非虚构也。”意思是：梦就不实吗？梦也是实的，你真的是在做梦）。
其次，史本来就与巫颇有交集。陶弘景所记之事，便往往与《左传》《史记》相涉。而“《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早有定评。《史记》呢？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亦自报家门说他们太史公这种官:“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他掌天官，不治民，工作是观察天象、奏定历法，凡祭祀、丧、娶、瑞应、灾祥、时节禁忌诸事，要皆由他管理，不是巫，是什么？
所以，第三，记史原即与神怪脱不了干系。《汉书．艺文志》之所以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原因即在于此。
如春秋时就有一种《训语》，说夏朝衰时，褒人之神化为二龙，出现王庭，或后羿寒浞斗争等荒怪的故事。《国语》，柳宗元也批评它「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左传》多巫怪、《春秋》言灾异，本即是史之传统。
晋太康二年，汲冢发现《琐语》一种，体例类似《国语》，史事传说，颇涉妖怪。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它是诸国卜梦妖怪相书，略如后世《夷坚志》《齐谐记》，又说它是「古今记异之祖」「古今小说之祖」。
近人论文学史，喜欢说「六朝志怪」，好像志怪是六朝的特产，或志怪到了六朝才陡然兴盛起来，然后再去替六朝之所以多志怪找这个那个原因。不晓得讲这些卜梦妖祥及琐事，正是古代「庶人传语」（吕氏春秋．达郁）而被小史采录的传统。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指的就是史多浮诞夸饰这一特点。
不仅《琐语》如此，汲冢所出《竹书纪年》里面也多是黄帝仙去、三苗将亡天雨血、青龙生于庙、柏杼子得九尾狐、十日并出、宣王时马化为狐等故事。司马迁撰《史记》时说百家述黄帝，其言多不雅驯，即指此。直到《旧唐书．艺文志》还把一些志怪书归入史传类，可见其原委。
我这里，不是替巫史争正统，或说科学理性思维其实本是神话、神怪幻梦却常被当成真史实事。
我只是说：过去的事，春梦无痕，难以记忆、无法还原。近代史学界的先生，自称可以科学方法复原之重建之，实无异于痴心汉艷说佳人梦中情事。又好似鲁迅形容的唐人传奇：“作意好奇，尽幻设语，假小说以寄笔端”，只能当故事看看。其记梦之法，貌若新颖，实亦与巫史占梦之编织测度无大区别；甚且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也难说谁就胜过谁。
四、现代史学还要坚持踉跄前行？
在现代史学自矜新潮、瞧不起巫史传统时，倒是自己跌了许多跤。
1890 年英国学者霍恩雷（Augustus Rudolf Hoernle）曾获得一批来自新疆，抄写在桦树皮上的古抄本。研究发现，那竟是古印度笈多时代婆罗米字母拼写，此前从未发现过、已失传千余年的阿育吠陀（Ayuverda）医学典籍。
这消息，立刻引起了一阵国际骚动，爆发中亚探险热。
英国、法国、俄国、日本探险队，纷纷到新疆和中亚地区考古调查，收集到各种汉文、婆罗米文、突厥文、阿拉伯文、吐火罗文、于阗文写成的文书，洋洋大观。
这些抄品，不但被大英博物馆、俄罗斯皇家科学院等机构收藏研究，也被斯文．赫定当作真品记载在了他的《穿过亚洲》中。
那真是个丰收期，使“东方学热”高度升温。
可惜抄本多是伪造的。造伪的健将是斯拉木·阿洪⏤⏤他是个文盲。
文盲先生用杨柳枝泡了水，将纸染成黄色或浅棕色，之后再在上面胡乱写一堆他自己也不认识的符号。有些则放在火上熏烤，进一步做旧。然后在装订起来的纸页间随意撒些沙漠中的细沙，源源不绝地生产各种「古文书」。后来由于销量太大，更干脆用雕版印刷加速制造。
他的勾当，后来被斯坦因（也就是去敦煌“盗宝”那位）识破了，伪造才告一段落。
然而仍不断有人被骗。1929 年北京大学黄文弼，参加中国和瑞典合办的西北考察团，买到一些活字雕版印刷古文书。大喜。因为这显示古代西域雕版印刷发展的时间很早，甚至可能将中国发明活字版的时间大大提前。
为了慎重，黄文弼还专门请了季羡林鉴定。季先生判断是古和阗文。黄相信季的权威，故将这些古文书都收录到了他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直到1959 年，季羡林的老师、德国印度学家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才在给黄文弼写的书评中揭露：他买到的1000 多个字符的文书，都是由斯拉木．阿洪他们用四个不断重复的「词组」组成，没有任何意义，只是拿几块像印章一样的「活字雕版」反复在纸上印出来。
一个文盲，居然让那么多大牌教授、学者、研究机构都摔了跟斗。
这是特例吗？当然不是，我爱惜篇幅，也想替学界留面子，不愿多说而已。这种事，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呀！近三十年，忽然数量暴增的、海外买回的简牍和字画，轰动华夏，蔚为显学，内中其实就多有此类物事。大家不好说、不忍说、说了也没用。
所以这不是一两件个别事件，而是在现代史学这种体制和脉络中必然会炮制出来的。
当年史学新浪潮，即曾以“疑古辨伪”为大旗，从1926年至1941年，推出了《古史辨》三百二十五万余字。认为中国史必须拦腰砍去一半，春秋以前的事都只是传说的层层叠加。老子没这个人、孔子没见过老聃这回事、《老子》这本书是战国以后造的、《尧典》更是后人所造、没孙武这人、《孙子兵法》只能是孙膑所作……
现在，大家不这么说了。可是当年胡说八道的人仍旧被推崇为大师、其考证方法仍然被认为非常有用，你说怪不怪？
史学时代，从十九世纪延伸到现在，尽设幻语，让人信以为真，已经太久了。其城堡逐渐破败，内遭爆破、外受攻伐，本来就快垮了，所以并不劳我再来轰击。有些人入戏太深，暂时还走不出来，我也不想再劝。
唯有那种“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朋友，也许还想“问征夫以前路”。那么，我这里所说，对他们未来可能还会有点用。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