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人类应该改造基因，打破“生理玄关”，从而可以得到极乐|基因工程|自然|人工智能|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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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59 用基因工程打破生理玄关，极大提高人类快乐水平
我们读武侠小说，偶尔会读到某人获得某种方法或神药，使他打破“生死玄关”，内力与武功大大进步等说法。当然，我们未必相信这是真的。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用基因工程打破“生理玄关”，能够使我们各方面的能力大大提高，快乐也大量提升，这其实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其实，单单用戴眼镜来提高我们的视力，也是以科技提高我们的功能的一个小例子。不过，眼镜可以说是身外物，比较像是一种工具。我们这里要讲的基因工程，是改进我们身体的一些部分或基因，来提高我们的能力和快乐。(详见文末的一些文献。)
每个人有一个由遗传基因决定的正常快乐水平，但这水平受环境与该人的活动影响，会有高浪，也有低谷。了解影响快乐的因素，或有助于提高平均快乐水平，但受生理的局限，很难大量提高。我们上次讨论过的刺激大脑，是超越必须通过五官的感觉神经的享乐方式(而这有高度边际效用递减)，而能直接刺激大脑享乐中心，获得高度快感的方法。然而，刺激大脑享乐中心所得到的快感的程度，还是受到生理的局限。能够打破这个局限的，是基因工程。
目前，基因工程主要应用在增加粮食产量，改进品种等。在小康水平之后，经济水平的继续提高并不能显著增加快乐。因此，增加产量的基因工程，可能有助于减少饥荒，但并不能大大增加小康线以上的人们的快乐。用在医药治疗方面，可能有不少重要贡献。然而，长期而言，基因工程的贡献，主要在于改造我们自己。
既然正常的快乐水平大致是由基因决定的，适当地改进基因，是打破生理局限，百千倍地提高我们的快乐的可行之道。开始时，主要的可能性大概只是选择乐观、外向性等基因，而排除一些造成病痛的基因。长期来说，是可能直接提高我们各种快感的程度或水平。由于产生与增加快感有生理上的成本，我们的快感水平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当科技水平达到足够高的水准时，就有可能提高基因工程直接提高我们各种快感的程度，从而打破“生理玄关”，得到极乐。
改造基因，有一定的危险性，但这危险性比不注重环保的高速发展还小得多，而且可以谨慎进行，避免危险。
有人会说这个方法是不自然的。然而，绝大多数文明产物、制度、医疗手段等等，都可以说是不自然的。如果你跟几百年前的人说，现在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是坐在沙发上看一个箱子上的影子，他们也会认为是很不自然的。
小康之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并不能通过提高私人消费来增加快乐，有可能反而乐极生悲。但通过增加公共支出，促进科技的进步，却有可能使我们的快乐水平翻十番，甚至增加千倍万倍！
从长期来看，人类有能百千万倍地增加快乐的可能，我们就更应该确保，不要为了一些大商家的短期利润，就拒签环保协议，自掘坟墓，因没有及时进行环保而灭亡，断送了我们或我们的子孙达到极乐世界的可能性。
当然，科技的进步，在带来很大的利益和方便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和风险。例如，核能的发现，使我们获得大量的能源，但也带来核战争的危险。即使不考虑核战争，单单用在能源方面，核电厂也有发生意外的风险，像在俄罗斯和日本都出现过的一样。像中国台湾，为了避免这类风险，把已经投了巨额资金的核四（第四核能发电厂）关掉。然而，现在又面对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考虑各方面的利弊，核能的发现，到底是好是坏，也很难判断。
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肯定已经带来大量的利益。但是，已经有学者担心这可能是人类自掘坟墓，因为人工智能将来很可能取代人类，甚至使人类灭亡。我认为，在很长的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可能性很小。即使发展出能力很高的机器人，他们也还是我们的工具，除非他们本身也会有主观感受，或是也有心灵。但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包括大脑，是物质。但我们也有主观意识的心理感受，包括苦乐的感受，也就是我们有心灵。然而，如何从没有主观意识的物质，进化出有心灵的东西，这是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完全不能回答的问题。著名哲学家Daniel Dennett大胆无比，把他1991年的书称为“意识被解释了”。害我花了很多时间精读这本书，虽然完全理解，但却完全并不能理解物质如何产生心灵，连0.000001%也没有。既然我们连心灵如何产生都完全没有任何概念，我们哪里能够制造出有心灵的机器人呢？
我于2018年被牛津大学的Global PrioritiesInstitute和经济系邀请做第一次AtkinsonMemorial Lecture时，读了不少有关人类灭亡的危险，包括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东西。因此，我知道，在这个领域，一个通常的错误是认为，这方面的学者担心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有了心灵而对人类有恶意。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人工智能或机器人的能力大量提高，并能够继续自我提高到很厉害的程度，而他们的目标和我们的有冲突，使我们损失甚至灭亡。例如，我们生产出能够制造别针的机器人，并使他们能够自己提高制造别针的能力，那么，即使他们并没有心灵，但他们可能把包括我们的身体在内的全球物质都制造成为别针。
这类担心，虽然可以从未雨绸缪的观点，进行学术讨论，但也有些杞人忧天，像我们现在还没有登陆火星，就担心火星会人口爆炸一样（Andrew Ng; quoted in Shermer 2017）。在机器人有心灵之前，他们只是一种工具，我们只要适当地预防工具被滥用，就应该没有大问题，就能够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我们是利大于弊的。任何发明，任何东西，例如普通的一把刀，也能够被用来杀人。我们不能因为一些发明的一些弊端，就否定所有发明。
用基因工程来打破生理玄关，可能会被部分人认为这本身就是不应该的，不道德的。由于我是快乐主义者，认为终极而言，只有快乐才是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因此，长期而言，包括所有有苦乐感受者在内，如果能够提高净快乐的总量，应该就是好的，就是符合道德的。
例如，如果有一部机器，我的大脑接上去，就能够使我非常快乐，即使一年后就会死亡，但快乐强度高到这年内的净快乐总量大大超过我余下生命能够获得的快乐，加上我对社会的贡献所能够提高的他者的快乐量的总和。那么，我愿意接上这部机器。
需要注意的是，用基因工程打破生理玄关，必须非常小心，以免弄巧成拙。两年前在中国的两个略微涉及基因改造的婴儿的出生，应该是超前的，引发对法律限制的要求。（见如Cao等2019.）但这是很可能可以提高我们的快乐百千万倍的方法，不应该完全禁止或放弃，至少应该继续探讨并谨慎处理。
这篇文章结束了笔者在本专栏针对快乐的各种问题的讨论。因此，以后多数只是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可能的讨论，大概不会每星期一次。
文献
BRAVERMAN, Irus, ed. (2017).Gene Editing,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Life Beyond the Human,Routledge,.
CAO, Yanlin, ZHENG Xueqian, and JIA Fei(2019).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framework to regulate human genetic engineeringin China. The Lancet 393.10176(2019): 1097.
DENNETT,Daniel C. (1991). Consciousness Explained.London: Penguin.
KNOTT, G. J., & DOUDNA, J. A. (2018).CRISPR-Cas guides the future of genetic engineering. Science, 361(6405),866-869.
KOTZE, Manitza (2018). The theologicalethics of human enhancement: Genetic engineering, robotics and nanotechnology. In die Skriflig 52.3: 1-8.
SATO, K., & SASAKI, E. (2018). Geneticengineering in nonhuman primates for human disease modeling.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63(2), 125.
SHERMER, Michael (201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not athreat – yet. Scientific American, 1March 2017,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artificial-intelligence-is-not-a-threat-mdash-yet/.
STRATMANN, H. G. (2016). Genetic engineering:Tinkering with the human body. In Using Medicinein Science Fiction (pp. 389-428).Springer, Cham.
WHEALE, P., & von SCHOMBERG, R. (2019). The Social Management of Genetic Engineering. Routledge.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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