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带“芝麻”的胡同，多与“纸马”有关联
前段时间，以北平沁芳居酱菜铺为背景，描写老板严振声一家几代人情感生活的电视剧《芝麻胡同》播出后，引来极大关注。且不说里面纯正地道的京腔京韵，单就这部剧的剧名，便十分接地气。
北京有没有以芝麻命名的胡同呢？其实还真有，而且不止一处。比如汪芝麻胡同、黑芝麻(000716)胡同以及芝麻胡同。追根溯源，它们与芝麻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与民间的“纸马”（祭祀用品）有关联。
如今来看看，这些带“芝麻”的胡同，经历了哪样的沧桑？
“纸马”改成“芝麻”
现存最早记录北京胡同的专著是明朝嘉靖年间张爵编纂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在书中黄华坊条下的石大人胡同（今东单附近外交部街）与堂子胡同（今东堂子胡同）之间便记有一条“芝麻巷”，只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这条芝麻巷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书中还记载，当时在崇文门内大街东侧有罗纸马胡同，东四北大街西侧有汪纸马胡同，以及南锣鼓巷西侧有何纸马胡同。所谓纸马是指中国民间用纸糊成人、车、马等形状的祭祀用品，祭祀完随即焚化。这种风俗在国内一些地区至今依然流行。东四北大街、南锣鼓巷一带的胡同多形成于元大都时期；崇文门内一带的胡同，多是明永乐帝迁都北京以后的事情了。这些形成于不同时期的胡同，通过胡同名，揭示出了胡同当时的特色。不过，这些以“纸马”命名的胡同，在清代以后被赋予了新的名字。其中，罗纸马胡同直接改为芝麻胡同，其他两条也被分别改称汪芝麻胡同和黑芝麻胡同。至于是何时何人所改，当无从考证。不过，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里已出现芝麻胡同、汪芝麻胡同了。虽然黑芝麻胡同处图中未作任何标注，但想必它的命名也不会晚到哪里去。
在三条胡同当中，以芝麻胡同最为默默无闻，如果不是因为同名电视剧的热播，恐怕没有多少北京人知道它的存在。从《乾隆京城全图》上看，它西起北鲜鱼巷，东端向南折入苏州胡同。后来历经变化，如今，从北京日报采编大厦东侧，有一条通往邮通街的东西走向的背阴小巷，就是芝麻胡同。虽然芝麻胡同的名字还在，但这条胡同及其周边的建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汪芝麻胡同，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南剪子巷，全长四百余米。胡同里名气最大的地方恐怕非28号院莫属。这里曾经是清仁宗嘉庆帝第五子惠亲王绵愉第六子奕谟的府邸之一。奕谟，爱新觉罗氏，初封不入八分镇国公，再进封贝子，加贝勒衔。《八旗画录》称其善书，兼工山水，师法王原祁。
黑芝麻胡同的出名不仅源自它所处的南锣鼓巷旅游区的独特地理位置，更源于其路北的那所著名的13号院。这所东为花园，西为住宅，南北五进的大四合院原为号称京城四大财主之一、清光绪时期曾任四川总督、刑部尚书的奎俊之宅。1917年，参加过武昌起义的同盟会元老顾孟余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出任北大法文系主任，政治经济系教授、主任，同时兼任北大教务长。当时蔡元培积极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思想，使北大一举成为新文化(300336)运动的摇篮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教务长的顾孟余，参与运筹帷幄，功不可没。他还积极为《新青年》撰稿，为新思潮摇旗呐喊。这期间，离北大红楼不远的黑芝麻胡同13号院便成为顾氏的宅邸。直至1925年顾孟余应广州国民政府之邀，出任广东大学校长，离开北京。上世纪三十年代，顾氏投身政坛，先后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交通部部长等要职。1972年，顾孟余以85岁高龄在台湾病逝。如今，这座宅院的东半部已成为黑芝麻胡同小学的一部分。
芝麻街里有诗坛聚会
在宣武门外大街西侧，自东向西排列着一组南北向的长巷，明时称将军教场一二三四五(002195)条胡同，因军队演武、操练得名。清代沿用，并且改称校场头条至五条。在这组胡同的中段，有一条横贯东西的短巷——芝麻街。芝麻街最早见诸清末朱一新编著的《京师坊巷志稿》：“芝麻街，巷西井一。尚絅（jiǒng）堂集：偕琴南移寓芝麻街，地有花圃，闲旷特甚。”随后出版的《燕都丛考》加以引用。
《尚絅堂集》的作者刘嗣绾，字简之，号醇甫。江苏省常州人。早游京师，知名于时。嘉庆十三年（1808年）会试第一，嘉庆帝赞曰：“朕久知其名，可谓得士矣！”此后他被授编修，并拜师翁方钢。道光元年（1821年），刘嗣绾掌东林书院。同年，因母丧，哀伤过度而病卒，年六十岁。
《京师坊巷志稿》中引述的关于芝麻街的文字，出自刘嗣绾作于甲戌年（嘉庆十九年，即1814年）题为《程春庐属题其夫人花卉册》组诗第三首中的小题，原文为：“三月八日偕琴南移寓芝麻街，地有花圃，闲旷特甚。”这段文字可以证明芝麻街的得名不会晚于清中期。
十几年前，著名作家肖复兴通过考证提出：芝麻街曾是林纾在京的故居之一。在《芝麻街：林琴南》一文中，肖先生写道：“《燕都丛考》引《尚絅堂集》说：'偕琴南移寓芝麻街，地有花圃，闲旷特甚。’看朱碧森著《林琴南传》和叶祖孚先生文章，写晚年至死的林琴南，一在下斜街，一在校场口，芝麻街紧挨下斜街，就在校场口一条到六条之间。应该说，林琴南是先住永光寺，后移居芝麻街，所谓'畏庐’，指此两处。”
肖先生此论一出，很快得到学界首肯并被广泛引用。老实讲，肖先生生长于北京南城，作为文坛大家，又精于考据，我是由衷敬佩的。不过，有关林琴南故居的观点，我却无法认同。
其实这个鉴别方法很简单，比较一下刘嗣绾与林纾的生平，前者生于1762年，卒于1821年，林纾生于1852年，卒于1924年，两人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林琴南降生时，刘嗣绾已经过世三十余载。由此不难得出：此“琴南”非彼“琴南”也。
那么刘氏诗中的“琴南”又是何方神圣呢？答案是：清代诗人、做过广东雷琼道的江苏吴县人董国华。董国华，字荣若，号琴南。受业于钱大昕门下。《清代学者像传》有载，刘、董二人不仅是同省人士，还是同科进士，同朝为官，因此私交笃厚。嘉庆九年（1804年）冬，陶澍与朱珔、吴椿、顾莼等数好友创建“消寒诗社”，但规模不大，且无规律可言。苏源生《书先师钱星湖先生事》曾记：“庚午岁，（钱仪吉）与同年刘芙初（即刘嗣绾，编者按）、董琴南、朱勋楣、屠琴坞、谢向亭、贺耦耕、周雅圭诸先生为消寒诗会。”嘉庆十九年（1814年），陶澍与董国华重振诗会。每旬一集，集必有诗。消寒诗会后发展为颇有声名的“宣南诗社”，其后绵延不绝，直至道光中期。其间陆续会集了林则徐、魏源、龚自珍、梁章钜等六十八位志同道合的名流志士，以诗会友，互相唱酬，切磋诗技，倡导“乃知温柔敦厚教，贵取精华弃糟粕”，形成清中期诗坛的一股清流，发“南社”之先声。
沿此脉络，人们可以想象出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动人场景。就在二百年前的某个风和日丽、繁花盛开的午后，刘芙初、董琴南和他们宣南诗社的诸友们，群贤毕至，欢聚一堂，在芝麻街那座闹中取静的寒舍里，一边“料理世闲农圃事”，一边曲水流觞，赋诗作画，上演一场诗坛盛会。这是何等的风雅之至。只是岁月无情，正如肖先生文中所写：“永光寺街已经拆光，正在盖楼。芝麻街还在，从东到西的一条窄胡同，空荡荡一街无人，哪里去找'地有花圃，闲旷特甚’的情景？”留给今人的也许只剩无尽的遐想与无奈吧。（李仲民）
链接：
老北京芝麻情缘
北京城里与芝麻有关的胡同，只是反映出芝麻与北京人情缘的一部分。其实，小小的芝麻早已嵌入北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明代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详细记载了当时京师一年之中各个节令的习俗。其中便记有：“（十二月）三十日五更又焚香楮送迎，送玉皇上界矣，迎新灶君下界矣。插芝麻秸于门檐窗台，曰藏鬼秸中，不令出也。”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大年初一凌晨），辞旧迎新的时候，把芝麻秆放在门檐和窗台上，是当时的一种习俗。
清末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还提到:“除夕自户庭以至大门,凡行走之处遍以芝麻秸撒之，谓之：跴岁。”这一天，由无数四合院组成的老北京胡同街巷之中总会时不时传出一阵阵“劈里啪啦”清脆欢快的声响。人们以“碎”谐“岁”，寓意吉祥，祝愿家道兴旺，表达对新的一年的祝福和祈盼。
早年间芝麻秸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一项特殊的用途。清人福格《听雨丛谈》记载：“京师有市取灯者，其名甚雅。以芝麻秸削为细枝，涂硫磺于顶，遇火即燃，用以引烛。”大约在明初，京城里以制造、贩卖取灯为业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集市。现如今在前门煤市街和北河沿大街一带仍可以找到以“取灯”命名的胡同。这种“取灯”民国时期京城里尚有出售，直到最终被北京人称作“洋取灯”的火柴所取代。
除了用，最让北京人无法割舍的是饮食上对芝麻特有的偏爱。可以说，它早已深深地植入到北京人的味蕾记忆之中。芝麻烧饼是老北京人的心头爱。许多老北京人就是在一两枚色泽金黄、外焦里嫩、香鲜味美的芝麻烧饼，佐以一碗顶着热气儿的豆泡丸子汤的美味中开启新的一天。
芝麻酱也是老北京人一年四季必不可少的伴侣。夏天，不少凉拌菜离不开芝麻酱。拍黄瓜少不了它，拌凉粉儿少不了它，以帝王命名、有着“最好吃的白菜”之美誉的“乾隆白菜”更是少不了它。
京味美食作家崔岱远在《一面一世界》一书曾提到，有那么几年，北京的芝麻酱缺货，老舍先生心里非常着急，他懂得芝麻酱凉面就是闷热的伏天里北京人的命。于是，老舍先生呼吁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从那以后，北京人的副食本儿上就少不了芝麻酱这一项了。
时至今日，每月固定拿着自家的酱罐和副食本儿去副食店里打散装芝麻酱的情景，依旧是四五十岁以上北京人的集体记忆。
曾几何时，油炸馒头片上抹厚厚一层芝麻酱，其上再撒以白糖是多少北京孩子们梦寐以求的美味；在春游的小书包饭盒里又怎么能少得了头天晚上母亲亲手烙制的香甜诱人的芝麻酱糖饼呢？（李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