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北京古书院   第一所书院诞生于五代后梁

东城区金台书院小学的前身为清代金台书院，基本保留了当年书院的建筑和格局。

如今，随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关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又出现了书院的身影，很多都市白领在闲暇时间到书院读书学习。这些书院与古代书院有着本质的区别。古代书院是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的一种特殊教育机构。提起古代书院，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而对北京的书院知之甚少。其实，作为文化名城的北京，书院对其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北京东城区的金台书院小学，就是清代著名书院——金台书院发展而来。五代后梁诞生第一所书院和全国的书院发展历程相似，北京古代书院兴建较早，在五代时期的后梁，北京就有了第一所书院——窦氏书院。五代时期，北京称幽州，因为是军事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这一带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但是，当时的教育和科举并未因此完全中断，士大夫们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在兴办官学的同时，开始创办书院，从而揭开了北京古代书院史的序幕，而窦禹钧就是北京书院序幕的开启者。窦禹钧，范阳（今北京昌平）人，唐天佑（904-907）末年，为幽州掾。因为幽州地处燕山，窦禹钧又名窦燕山。后人熟知的《三字经》中所记载的“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说的正是他。谈起窦禹钧创办书院的动机，根据历史上记载，他是为了延续窦氏烟火。原来，窦禹钧自幼丧父，由于家境富有，又是官后代，属于纨绔子弟，早年做了不少坏事，到了30岁还没有后代，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孝的事。有一天夜间，他梦见死去的祖父对他说，你前生作恶多端，所以你今生不仅没有儿子，并且寿命也不长，希望你及早向善。做了这个梦之后，窦禹钧便开始做好事。有仆人盗用了二万银钱，怕被窦禹钧发觉，就逃跑了，临行前写了一张债券，把自己的女儿卖给窦家。窦禹钧不仅收养了仆人的女儿，待仆人的女儿长大后，还替她备了嫁妆，嫁了一位如意的丈夫。做了很多好事后，窦禹钧认为，做好人好事是“立德”“立功”的一时之事，而回报社会更好的途径，还是兴办教育，为家乡培养人才。于是他利用家里的积蓄，创办了一个书院，后人称之为“窦氏书院”。窦氏书院位于今昌平区，宋代范仲淹、李昌龄等人对书院都有记载。根据记载得知，窦禹钧把书院建在自家住宅的南边，有房屋40余间，藏书非常多，还聘请饱学之士前来讲学。窦氏书院接收了很多生徒，无论贫富，无论相识与否，只要有志于学，就“听起自至”。窦禹钧的几个儿子也都在书院学习，而且学习成绩俱佳，窦仪和窦俨相继登科。不过，当时的记载中都没有书院的名称，后人多以“窦氏书院”称之。窦氏书院有藏书楼、讲堂和斋舍，生徒数量应该也比较可观，重要的是，书院还对贫困的生徒予以生活补贴，也就是“膏火银”。窦禹钧一系列义举，深得老百姓爱戴，据统计，全国有18处窦禹钧的墓葬，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的崇敬之情。元代汉族士大夫积极筹办书院元代是北京书院的发展时期。宋朝南迁之后，北方处于金朝统治下，加上金、西夏和蒙古政权的征战、对峙，北方的文化发展落后于南方，书院数量少得可怜。元朝统一全国后，对书院采取了支持政策，北方地区书院得以恢复和发展，北京书院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元代时，北京的书院主要有太极书院、谏议书院、韩祥书院和文靖书院。太极书院创建于元代统一中国之前。由当时蒙古政权中的两位汉人杨惟中与姚枢创办，当时蒙古还未建设大都，书院设在金中都城内。杨惟中推崇理学，是当时国子监的负责人之一，他因知识渊博、胆略非凡为元太宗窝阔台信任。在蒙古军队与南宋军队交战时，杨惟中网罗名士数十人，把收集到的理学著作运送到燕京，还为当时的大儒周敦颐建立祠堂。在蒙古灭宋的战争中，姚枢奉命在俘虏中寻找名士，他遇到了南宋大儒赵复。在和赵复的交谈中，姚枢认为赵复是个“奇士”，便欲携之北归。赵复因为九族都被蒙古军队杀害，便拒绝了姚枢的要求，并和姚枢诀别。姚枢害怕赵复自尽，便留下他同帐共宿。可是待姚枢醒来，赵复已经不在身边。姚枢骑马四处搜寻，在江边找到了欲投水自尽的赵复。经过姚枢语重心长的劝阻，赵复勉强答应随姚枢北上。赵复也把自己收藏的程朱理学著作，全部抄录下来后送给了姚枢。姚枢不仅礼聘赵复为太极书院掌教，而且降尊为卑，虚心向赵复请教理学，甘当赵复的学生。太极书院在鼎盛时期，学生有百余人，后来成为元朝著名的学者许衡、郝经和刘因，在年轻时皆来听讲，其规模名声一度超越了国子监，不过随着官学的恢复，太极书院逐渐衰落。后来，或许是随着金中都的废弃，太极书院最终销声匿迹。文靖书院位于当时房山县西南70里抱玉里（今云居寺附近），由赵密创建。赵密是房山抱玉里人，时任总管，属于本地士大夫。当时赵密和贾壤师从容城刘因游学，后回到家乡，以其学教乡人，并建书院。书院当时是一所乡村书院，书院里立祠祭祀刘因，到了元顺帝时期，为了笼络士人，元顺帝亲自为书院赐额，因刘因死后谥号“文靖”，元顺帝便赐额“文靖”，此后称为文靖书院。文靖书院具体创办时间、规模等情况，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不过可以确认的是，文靖书院历经元明两代，后在清朝雍正年间被弃，并改为刘静修祠。值得一提的是，文靖书院祭祀的刘因，当年正是在太极书院里学习，因此，太极书院和文靖书院在学术上是一脉相承的，都致力于传授程朱理学。刘因，原名胭，后改名为因，号静修，元代重要思想家，与许衡、吴澄一起，被黄宗羲合称为元代理学“三先生”。刘因最初在太极书院，求学于赵复，后来，刘因门徒众多，求学者皆能满载而归。在北方，刘因学术影响力很大，进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精修学派。元代北京另一所书院谏议书院，位于新店刘谏议祠，新店在元代时是昌平县治的所在地，元朝泰定二年（1325），为纪念唐朝晚期舍命进谏的昌平人、谏议大夫刘蕡（fén），由昌平驿官宫祺奏请设立，并命名为谏议书院。从宫祺奏请设立谏议书院一事可以看出，元朝创办书院是要经过官方批准备案的。元顺帝至正年间，昌平县治迁回旧县村，刘谏议祠与谏议书院也随之迁到旧县村。明景泰三年（1452），昌平县治迁至永安城（今昌平老城区）内，刘谏议祠随县治迁到儒学里，因为当时书院和谏议祠是一体的，而刘谏议祠迁到儒学里面，谏议书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谏议书院遂废。万历年间，顺天府尹刘荣嗣重新修缮谏议书院，此后书院历经多次废立，乾隆年间，改为燕平书院。关于韩祥书院，由于规模小，影响不大，留下的史料不多。明人崔学纂修的《昌平州志》中曾提到韩祥书院，“在州治西十五里新店，祥本县人，元时为山长创建。”韩祥书院在昌平州城西的新店，韩祥是元时昌平本地人，曾做过谏议书院山长，韩祥书院就是韩祥做谏议书院山长时创建的。

延庆的缙山书院，1949年后成为延庆永宁小学，如今为幼儿园。

缙山书院曾经使用的书籍明代八所书院四所在通州明代是书院繁荣发展时期，全国的书院至少在2000所以上。明朝前期规定，非官学出身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于是学子集中到官学中，书院在明朝初期近百年间处于沉寂阶段。明中后期，随着科举制度弊端的日益显现，书院开始发展起来。明代北京书院的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阶段。明代北京的书院有叠翠书院、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白檀书院、后卫书院、闻道书院、双鹤书院和首善书院八所书院，其中四所在通州：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闻道书院以及双鹤书院。叠翠书院，听其名就与北京古时的一个景点有关：“居庸叠翠”。叠翠书院正是坐落于居庸关。居庸关为北京西北的门户，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它有南北两个关口，南为“南口”，北为居庸关。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大将军徐达在此督建关城。建文帝时在此设置隆庆卫，永乐帝将其分为左卫和右卫。关城是全卫政治、文化中心，明代戍守九边的士兵是可以带家属的，为了给士兵的子弟提供一个读书的场所，嘉靖二十年（1541），巡按御史萧详曜，将旧的寺庙修缮一新后，以“居庸叠翠”美景为名，创办了叠翠书馆。名为书馆，实为授业读书的书院。通州的四所书院值得说一下。通州旧时没有书院，虽然创办了儒学，但校舍简陋，莘莘学子往往居住在寺庙、道观中。嘉靖二十七年（1548）九月，侍御史阮鹗到通州视察粮仓，首先到了儒学，拜谒先圣后，便升堂讲学，当他听说诸生没有学习地方，十分感慨，便在儒学右侧建立书院，因为此地在通惠河附近，故命名为“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是由左副都御史杨行中私人创办于嘉靖末年，位于通州旧城内水月庵，今新华街道东海子居民区。万历年间，杨行中的孙子杨世扬把书院改作佛地，书院停办。值得一提的是，杨行中身为士大夫，不仅办书院，而且还注重官学教育，最具代表性的是倡建学宫。通州旧城南门东城角上曾有一座文昌阁（地方官学系统中，文昌阁是学宫的主体建筑之一），就是杨行中建造的。另外，杨行中还主持编纂了通州第一部志书——《通州志略》。闻道书院创办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由直言敢谏获罪归里的御史马经纶私人创办。因其门人生徒，私谥他为“闻道先生”而得名闻道书院。书院位于马经纶的别墅，通州旧城东南文昌阁附近，今中仓街道莲花寺胡同东端南侧。马经纶死后，书院由其子马健顺维持了一段时间。双鹤书院位于通州张家湾内，万历三十九年（1611），巡抚李三才辞官回家后创办，因书院设在李三才自家双鹤轩内而得名。十余年后，随着李三才的去世，书院也停办。明代，在北京城内也有一所书院，那就是首善书院。首善书院是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左副都御史冯从吾于天启二年（1622）在北京创办。泰昌、天启年间，大批在万历年间被罢黜的官吏被重新起用。泰昌元年（1620），光宗朱常洛刚刚登位，便“召建言诸臣邹元标、冯从吾、王德宪等”回京任职，邹元标、冯从吾在万历初年因言被罢官，曾在乡里讲学40年。是年九月，天启皇帝即位，复因邹元标之请，起用赵南星、叶茂才、高攀龙和刘宗周等人，这些官僚是讲学的一贯支持者，他们把讲学风气带入京城。当时冯从吾到京师任职后，邹元标、高攀龙等人也先后到京师复职，加上其他志同道合的士大夫云集北京，相见甚欢，于是约定每月逢三，在京师城隍庙的道观举行讲会。起初，前来参加的都是士大夫，后又增加了一个会讲，逢八为期，士大夫和百姓均可参加。由于城隍庙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听讲者，邹元标、冯从吾等人会同十三道御史台诸君共同创建了首善书院。首善书院位于宣武门内东墙附近，有讲堂、后堂各3间，加上其他房舍，共有十余间房。因当时朝廷朋党之争非常厉害，首善书院成立之初，便历经波折。就在冯从吾等人择地建造书院时，天启二年九月，兵科给事中朱童蒙率先发难，以讲学会引起门户党争为由，反对在皇都之内择地建坛。冯从吾和邹元标据理力争。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站在冯从吾这边，不仅不认为创办书院是成立党派，还欣然为书院作记。书法家董其昌为其书写碑文，书院遂得以落成。书院于当年十一月开讲。但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形成后，天启四年（1624）叶向高、邹元标、冯从吾等人相继罢官，书院讲学活动停止。六月，朝廷下令取缔首善书院，阉党把书院中所有的书籍全部焚毁。此后，首善书院的匾额被摘，叶向高题写的碑记被砸。天启六年，还有人建议把已改为忠臣祠的首善书院迁到城郊，不过，还未等阉党采取措施，天启皇帝一命呜呼，首善书院的建筑得以保留。有趣的是，首善书院的隔壁就是利玛窦于1605年创办的天主教堂，称为“南堂”。书院废除后，徐光启“请改为西洋历局，后屡请复，不报。”直到崇祯二年（1629）才被批准。至清代，首善书院成为“南堂”的一部分。白檀书院是明朝万历年间，密云兵备、按察使王见宾创办，他去密云视察时，发现当地近30年来读书人没有中过举人，为此他设立了书院，因为汉代在密云设置过白檀郡，遂给书院命名为“白檀书院”。关于后卫书院，史料并不多，能知道就是它最开始建于古北口东门外，后因关外骑兵的不断侵扰，迁到古北口城内。清代书院改制为小学堂清初，鉴于明末东林之祸，清廷认为明朝灭亡是讲学所致。因此顺治八年（1651）发布了限制书院发展的诏令，不过清初忙于统一战争，顺治帝的诏令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康熙帝对书院给予支持，对书院亲赐御书和匾额。乾隆皇帝即位后不久就颁布谕旨，要求各省督抚仿朱熹白鹿洞书院之例，设立条规，慎选院长、生徒等，基本上从官方为书院制定了基本的条规。此后清代其他皇帝都对书院非常支持。道光和光绪两朝，为促进书院发展，清廷鼓励社会力量捐资，或修建书院，或作生童膏火，这一时期，书院发展最快。清代，北京作为京师所在，书院也有极大发展。此时，北京的书院已经遍布城区和郊区，城区有金台书院，其余的分布在通州（潞河书院）、房山（云峰书院、义仓书院、卓秀书院）、平谷（近光书院）、顺义（蒙泉书院）、昌平（燕平书院，前身为明代谏议书院）、延庆（冠山书院、缙山书院）、怀柔（温阳书院）和密云（白檀书院，建于明代，清代重修），书院达到12所之多。不过，由于北京的书院受官方控制比较严，因此，大多数书院的学习课程与科举考试关联非常大。这里要重点说说金台书院。清代北京书院大都建在郊区，只有金台书院位于现在东城区，是城区内的书院。关于金台书院，《（光绪）顺天府志》有简明扼要的交待：“在外城东南金鱼池，旧为义学，国朝康熙四十一年，府尹钱晋锡建，御书'乐育英才’额。乾隆十五年，改为书院。道光二十二年重修，光绪八年，府尹周家楣重修。”不过，也有些史料提到康熙题写的匾额为“广育群才”（如今北京金台书院小学还有“广育群才”的匾额），到底是“乐育英才”还是“广育群才”，还需进一步考证。金台书院在修建过程中，也有一些小插曲。康熙三十九年（1700），京兆尹钱晋锡设立大兴、宛平两所义学，不久，宛平义学并入大兴义学中。大兴义学位于正阳门外东南金鱼池附近洪承畴的园地——洪庄。随着学生越来越多，校舍不够用，钱晋锡欲购买洪庄内空闲地建立校舍，但是最初遭到洪氏后人的拒绝，加上书院学校吃饭也成了问题，学生逐渐辍学。此时书院的负责人王源和士大夫商议解决办法。后来通过资助，学生吃饭问题得以解决，生徒又多了起来。当时，王源与洪氏后人私人关系好，洪氏后人便同意借庄园办书院。经过六年的建设，书院终于得以扩建。后来，钱晋锡在上奏时说，洪氏后人愿意把洪庄贡献出来，康熙便赐额“广育群才”。洪氏后人闻之大惊，解释说宅院是借给书院使用，并没有“贡献出来”。但因为有康熙皇帝的御书，洪氏后人也无可奈何。书院建成后，王源认为，这是明代首善书院之后，顺天府第一所书院，故自称顺天书院。顺天书院在乾隆元年（1736）有过一次修缮，乾隆十五年（1750），又对书院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和扩建，书院名称也有了变化，借“燕京八景”之一的黄金台“金台夕照”之意，改为“金台书院”。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书院也历经多次修缮。光绪五年（1879），顺天府尹周家楣对金台书院作了大修。当年周家楣曾到金台书院视察，看到书院的堂宇已经破旧不堪，地面坑洼不平，生徒随地而坐，便决心把书院修葺一番。经过估算，重修的工料费需银1万两左右，周家楣多方筹措，除了动用署库的结存外，总督李鸿章捐银1000两，周家楣本人也捐了1000两，还从顺天府衙的公银中拔出1000两。当时，周家楣一面派人购置材料，一面继续筹资，但这时，周家楣的母亲去世，他只好回家奔丧，在离开京师时还念念不忘书院。经过多方筹措，金台书院大修工程四月开工，到光绪七年春天才竣工。光绪三十一年（1905），金台书院停办，改为“顺直学堂”，1912年改为“顺直中学”，民国时期改为师范学校、公立第十六高等小学校，1949年后为崇文区第一中心小学，以后又改为东晓市小学、金台小学，现为金台书院小学。值得一提的是，清初建于通州的潞河书院，与潞河中学的前身潞河书院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它创办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位于今西大街西端附近，后来乾隆年间几经迁移和重建成为当时通州比较完备的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通州官立小学堂”；后者相当于教会学校，它是清同治年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于北京通州，初名潞河男塾，光绪十五年（1889）升格为大学，后改为潞河书院并设一所中学，1912年改为华北协和大学，1919年与北京汇文大学等校合并，改为燕京大学，同年，原潞河书院附属中学改为私立潞河中学。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就在书院一路向前发展的时候，晚清时的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甲午战争中，中国败于日本；几年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举国上下立志变法维新。清廷也决定对书院进行改制，一律改为西式学堂，北京也不例外。1898年，顺天府尹孙家鼐奏改金台书院为顺天中学堂，选拔所属二十四州县生员四十名入堂肄业，另设南学（也就是外省生员）二十名。不过，这份奏折并没有实施。清末，郊区县的书院几乎都改制为高等小学堂。昌平的燕平书院改制为昌平县高等小学堂；通州潞河书院改为通州官立小学堂；冠山书院改为延庆州高等小学堂；白檀书院改为密云县高等小学堂（现为密云二小）；近光书院改为平谷县高等小学堂，民国后改成近光完全小学校；卓秀书院改为良乡县高等小学堂；云峰书院改为房山县高等小学堂，后来演变为现在的房山区城关小学；缙山书院改为永宁高级小学堂，民国年间，改为永宁高级小学校，1949年后改为永宁小学，2012年永宁小学与永宁中学合并为永宁学校，其小学旧址改建永宁幼儿园。（赵连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