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波渡尽：随朕去台北故宫看国宝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台湾冬季颇具风情，特宣朝野上下诸位爱卿随朕同往台北故宫看国宝。钦此！爱新觉罗·弘历。大家好：我是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你们熟悉的乾隆。300多年，我曾看走眼过中国山水画第一名作——溪山行旅图。而今天再想看，就要去台湾了！历史往往要留下一些沧桑和遗憾，艺术瑰宝在历史的变化中常常或聚或散。中国只有一座紫禁城，却有两座故宫博物院，一座在北京，一座在宝岛台湾。想来真是令朕感慨：对于那些护送文物来台的专家而言，台北故宫是他们一生的坚守；对于此后出生成长的一代又一代岛内民众而言，台北故宫是诉说两岸同源同种的文化脐带；对于隔海相望的大陆同胞而言，台北故宫是一座可以放置相思和期盼的殿堂。
乾隆看走眼的真迹
距今约300年前的一天，我（乾隆）收到了两幅臣子进献的古画。两幅画都是山川行旅；作者也一样，都号称是北宋山水画大宗师范宽的真迹。唯一略有不同的是一幅略显古朴，一幅略显清丽。那究竟谁真谁假呢？我乾隆是个小资，最喜欢有点小清新的感觉，于是大笔一挥，把笔法清丽的那幅定为真迹神品。时至今日，那幅被我钦定的真迹已经被戳破了画皮，是清朝初年仿造的赝品，而另一幅所谓的假货则是货真价实的北宋范宽亲笔，如今台北故宫天字第一号的镇馆之宝，中国山水画第一名作：溪山行旅图。近代第一个意识到溪山行旅图价值的是徐悲鸿，他说此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是“吾所最倾倒者”。台北故宫的副院长李霖灿是李苦禅的入室弟子，他把溪山行旅图画面分成无数小格，细细研究画家的笔法。“忽然一道光线射过来，在那一群行旅人物之后，夹在树木之间，范宽二字名款赫然呈现”。在画中隐藏小字签名，其实是北宋画家的惯例。
两个故宫之由来
1933年，为躲避日军战火，故宫博物院等几家机构精选了19000多箱珍贵文物紧急南下。这次大迁徙历经14年，辗转贵州、四川、陕西等地，行程十几万里，直到1947年12月又被全部运回南京。1948年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形势危急，自1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先后5次，共计5606箱文物被运往台湾，其中3879箱25万多件文物在1965年入藏台北故宫，而这里面有2972箱是从我曾居住的北京紫禁城里迁出来的。1965年，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新馆舍在台北外双溪兴建完成，用于展示迁台文物，这就是今天大家熟知的台北故宫。台北故宫所收藏的这些珍宝散发出的艺术和人文精神深深地影响着生长在这里的人们。中华的薪火相传并不以海峡两岸的分隔而停止，今天，它又呈现出独具魅力的现代色彩。以我乾隆看来，就馆藏文物数量而言，北京故宫有100多万件，远多于台北的近70万件。不过以国宝级文物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两岸故宫的水平基本上在伯仲之间。
排不上号的翠玉白菜
去台北故宫，很多认为“镇馆三宝”：毛公鼎、肉形石和翠玉白菜最值得一看。但事实上这却是一个典型的以讹传讹，因为要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毛公鼎或许可以入选，但是往下再数两百件，恐怕也轮不到翠玉白菜和肉形石。翠玉白菜是我清朝晚期的工艺品，是光绪瑾妃的陪嫁。岛内民众没见过类似的东西，便以为翠玉白菜是天下无双的珍宝。至于肉形石，它才有5.7厘米高，只是一个带有成层色条的类玉石而已。我乾隆判断国宝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于稀罕，翠玉白菜和肉形石都没有什么唯一性。翠玉白菜和肉形石能成名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台北故宫最顶级的国宝总是不展出，所以地陪根本不会备课，于是游客也就不知道。台北故宫前院长周功鑫曾说过一句实话：大陆游客只知道台北故宫的翠玉白菜和肉形石，只是因为大家都看得懂。
橄榄小舟乾隆曾把玩
在台北故宫众多藏品中，“珍玩”类藏品格外吸引造访者的目光，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巧和细腻，处处流露出我中国古代宫廷生活细节和帝王的内心喜好。公元1737年的某一天，一批来自广东的橄榄核原料被送到北京故宫了造办处，一位名叫陈祖章的工匠拿起它们仔细地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拿起了一个橄榄核，对着窗外射进来的光线仔细反复地观察着，之后开始了一刀一刀地雕琢。就是从这一刻起，他和这枚橄榄核的命运都将被改变。这一年，26岁的我刚刚登上皇位两年，这枚雕橄榄核小舟在制作完成之后被送到了我的手中。说句实话，我非常满意这件作品。到了年底我就下令把陈祖章的工资提高到每月12两白银，这已经是当时造办处工匠每月最高的待遇了。今天，这枚橄榄核小舟静静地躺在台北故宫的展厅里，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人来到它的面前，驻足停留，欣赏赞叹。
中华汝窑釉彩千年
与台北故宫21件汝窑瓷器的这次聚会，或许这辈子只有一次。据现代人统计，现在全世界留存下来的汝瓷仅有60多件，其中20件收藏于北京故宫。而台北故宫则收藏了21件。台北故宫有两件汝窑极品：一个是水仙盆，它是传世唯一一件不开片的汝窑。汝窑以无开片为最佳，但举世仅此一件完整器，且光亮如新，真神品也。二是极品莲花温碗，同样是传世孤品。留下一百个盘子，未必能留下一个碗来。这个温碗保存完整，状若莲花，釉色纯净，口沿薄釉处可以看见淡淡粉红颜色，是北宋陶瓷艺术的出类拔萃之作。在我们历代帝王眼中，汝瓷向来被视为镇宫之宝。不过，历史上却有一位恃才傲物、胆大妄为的人，在它们身上大量题刻诗词。说来惭愧，那个人就是我乾隆！！现藏台北故宫的21件汝瓷中，就有13件题刻了我的诗词。虽然作为这些瓷器当时的拥有者，我当时可以随意地处置它们，但我在瓷器上刻字的举动还是引起了后人诸多的争议。
三大行书台北有其二
书法，一种中国化的艺术，先人的心灵印迹。王羲之、颜真卿、怀素……台北故宫的这些珍藏都曾属于我乾隆一人。这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艺术就是要靠书画来表现的。好比说晋代王羲之写《兰亭序》，唐代颜真卿写《祭侄文稿》，宋代苏东坡写《寒食帖》，都是纸上的笔墨功夫。这三篇号称天下三大行书，除了《兰亭序》真迹早已失传外，另外两个都在台北故宫。不过书画再多，也不能随便展览，只好一期又一期的轮流展示，展了一次的书画作品就要休息好几年避光，以期达到满足观众和保护文物的双重目的。于是民间就有了“台北故宫的展品三个月换一次，三十年才能看完”这样一个说法。台北故宫书画虽多，一年也只能展出来两三幅名作，而且都是限展一个月左右，生怕光照多了国宝受不了。至于真正海内无双古今鲜对的国宝，好比说溪山行旅图和快雪时晴帖这样有传奇色彩的神品，那就真说不好什么时候会展出了，10年不展也属正常。
“合璧”乡愁有多远？
最能反映那个乱世中文物命运的，要数我最珍爱的三希堂法帖，其中《快雪时晴帖》随南迁文物一路迁徙，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另两件《中秋帖》和《伯远帖》早在文物南迁之前已经流落民间，后经恩来总理批示，才从香港购回，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它们就像失散的三兄弟，寄托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文化亲情，让人既惆怅，又充满着希冀……让我和大家欣慰的是，在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分离60多年的《富春山居图》，终于在2011年于台湾合璧展出。1965年，当时台湾“行政院”还公布了《国立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规程》，规定设置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由故宫博物院保管使用，将来国家统一后，迁台文物仍交回原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秦孝仪生前曾向外界表达了希望“一宫国宝分飞两岸”的状况早日结束的心愿。他有一个想法，就是1933年南迁的箱子到了台北，他说这些箱子都不动，有朝一日，要把这些文物全都装回箱子里运回北京去。
台北故宫不能没“根”
我乾隆有一个特别的提醒：长期以来，台湾有一股很特殊的势力，也就是常说的“文化台独”。比如说以往台北故宫展览，总有很大一个展板，展板上用电灯绘制出文物迁到台湾的地形图，就是告诉人们这些文物是来自于大陆的，后来这个展板就没有了。本来每件文物底下都有简介，比如说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老家是哪儿，什么朝代、什么地点创作的，一看就是中国的。后来他们把这些都删了，就写王羲之，也不说东晋。然而，台北故宫是两岸文化一脉相承的重要标志。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也不可能割断两岸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法理、地缘、血缘、历史和文化铸就的。台北故宫文物最大价值就是来自北平故宫，是皇宫之物，去掉北平或北京的印迹，是对这些文物的极大伤害。台湾媒体评论说，很难想象，没有故宫的台湾是个什么样子，没有历史的台北故宫又是个什么样子。这话，我乾隆举双手赞同！
走遍56个民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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