咵汉口 | 中山大道南洋大楼

清末（1909年）汉口水塔落成之后，民国七年（1918年）春新市场（民众乐园）落成，翌年耸立起南洋烟草公司的南洋大楼，及汉口商会大楼的相继建成，撑起了华界风景，使之成为中山大道的精华地段。南洋大楼是民国汉口的标志性建筑，飘散着烟草的缕缕香味，因是武汉国民政府旧址，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引人瞩目。它的石阶,它的层楼，蕴含着说不出的高雅。

武汉三镇历史上各有建都史。元末徐寿辉在汉阳的“天完国都”和明末张献忠在武昌的“大西”政权,其遗址分别在汉阳公园、原楚王台一带早已难觅踪迹；而1927年的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汉口南洋大楼还巍然屹立，曾承载着国家使命,聚集着整个国家和这座城市的政治风云。以它为载体，汉口的民国故事从这里找到基因和起点。

南洋大楼的原主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是广东南海人，他们在香港创业抵制洋烟，打响了国货产品“飞马”、“双喜”牌香烟，向内陆发展看中了华中重镇汉口。民国六年（1917年）在六渡桥的贤乐里和文书巷之间的巷口选址动工“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公司取名为“南洋”，是为了表示与设在天津的北洋烟草公司一致对外、共挽利权的意思。这座由美国人设计、上海丽的（一说江合顺）营造公司承建的大楼，高达30米，是当时汉口第一流的豪华建筑，在后城马路上非常吸引眼球。

南洋大楼的位子据说原来是汉口堡的闸口，在它以前兴建的是新市场即民众乐园，两家有点比着搞的意思。方方曾这样写道：“而南洋大楼却兀地往人家门前一立，阔胸宽肩，活活地将民众乐园的一半挡在了它的阴影背后。原本民众乐园的样子，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鸟，结果叫南洋大楼八面无情地压住了一扇翅膀，民众乐园在80多年里历经坎坷，几易其名，我总觉得就是它门前的南洋大楼破坏了它的风水——当然，这有点说笑了。”

坊间相传，新市场开业之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老板简照南兄弟带着母亲专程从上海到汉口来游玩时，新市场因忙不过来疏于接待。又有一个不省事的茶房因一点小事和老太太吵了起来，让简氏兄弟相当生气。据彭翔华《民众乐园的故事》一书中记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南洋公司1916年进入汉口，一开始只是在德租界以办事处的形式销售上海卷烟，后来迁至歆生路（江汉路），改设陈列所。新市场的开业，对南洋公司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当时每天入园人数多则上万，少则七八千，且大多是抽烟的男人，香烟销售潜力很大。这新市场地方大，园内园外，楼上楼下，都是做广告、开商铺的好地方。南洋公司和新市场方面商谈关于广告植入和店铺承租等事宜，连价格都说好了，就等着签合同。英美公司听说此事，便不顾一切横插了一杠子，他们许以高价将此事“打破（使其告吹）”，不仅将园内的广告权买断，还把所有的烟草销售权揽入怀中。新市场这样“反水”等于当面砍了南洋公司一刀。简氏兄弟之怒可想而知，于是悄悄地展开了反击。

文书巷据说原为夏口县衙传送文书至黄孝河北的必经之地，有块地原名叫杏初里。简氏兄弟花高价将其买到手后开始建楼，并扬言不仅要损打新市场的颜面，还要从气势上压倒它，你七层，我八层，就是要高一个头。一张历史照片显示，南洋大楼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正在进行内外装修。楼顶中部竖有三角铁架，纵横交叉，三面两层，这是在汉阳铁厂专门定做为置放大广告牌而准备的，最高处也超过了新市场的塔亭。不管怎么说，财大气粗的人有实力如此竞争，都是看中了六渡桥的发展势头。

当时不多见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间五层，两边六层，布局对称，气势恢弘。为古典主义向现代派过渡的风格。内部装修考究，设有电梯、舞厅和电影场。

1921年，南洋汉口分公司成立，新建成南洋大楼旋即投入使用。后在顶端置放三面巨幅广告，曰“大双喜、大爱国、大长城”，这都是南洋公司自己的香烟品牌，引人仰望，夺人眼目。简氏兄弟给汉口带来的不仅是这栋楼，还有设在硚口的南洋烟厂。

香烟在汉口更大范围地普及，广告遍地，如“长城”牌烟盒上写的是“不吸香烟，固然更好；要吸香烟，请用国货长城牌”。轮到我来到这个世界，对香烟的记忆是捡“烟屁股头”，就是把丢在地上的烟蒂捡起来，拆出烟丝，可以另做卷烟。当时汉口童谣唱的是：“多来米来，吃卷烟来，咪咪来多，三根一角。”我和姐姐也捡过烟屁股头，交给母亲到茶馆去缝补时卖给那些码头工人，还能赚点小钱。南洋公司后来据说被宋子文收买了。中国的企业，不管你做得好坏，都要过“公私合营”这道坎，都会成为断尾蜻蜓。南洋烟厂最终演变为武汉卷烟厂、红金龙公司，利税大户。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南洋大楼。宋庆龄（前排右5）孙科（前排右6）董必武（二排左2）毛泽东（二排右3）

出入民国名人最多的大楼

民初，宋子文陪孙中山来到汉口，他或许没有想到十四年之后的情况。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时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的他积极筹措经费保证战争进行。年底，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宋子文与其姊宋庆龄等一行离粤北上，任国民党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长，成为决策人物之一。武汉国民政府先在武昌红楼总司令部行营办公，后移至南洋大楼，于当年12月13日在此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行使中央政府职权。由此,南洋大楼作为国民政府首脑机关而显赫于世。到１９２７年３月底国民政府机关搬出南洋大楼止，三个月的时间里，“临时联席会议”开了２４次会议，通过了两百多个有关国计民生的决议,其中在外交上最为重大的“政府行为”是处理“一三惨案”和收回英租界。

江汉关前有座雕塑叫“收回英租界”，表现的是码头工人为主的汉口民众同仇敌忾的场景，这也确是民意反映，革命神奇地改变了一切。但是，收回英租界是国家行为，不能没有官方人物的出现，加上陈友仁就更符合历史事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与英方代表阿马利（一译奥马莱）历经一个多月的16次反复谈判,最终于2月19日、20日用法律的程序签订了《收回汉口英租界协议》、《收回九江英租界协议》,成功地捍卫了国家主权。、

1927年3月15日中国正式收回了汉口英租界，结束了英国人在此盘踞66年的历史。作为军校女兵亲临现场的作家谢冰莹写道：“劳动者、学生、军人、革命的老百姓，用团结的力把紧紧地握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块地盘夺过来了，真威风啊！”连蒋介石也说，这“是中国八十年来受压迫的历史上和民国成立以来十五年的历史上一段最光荣的历史”。

据“中国通”内田佐和吉认为，这在近代史上叫作《陈友仁奥马莱协定》，相当于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国政府跟外国人打交道从法律上取得了胜利。陈友仁功莫大焉。附带说说当时情况，“最早被驱逐出英租界的英国人都在怡和洋行的船上起居，然而火轮公司并非免费，为此，英国的妇女小孩儿都转移到现今的长江馆中。一部分顺流而下到了上海。”“市政街上的维多利亚剧院即汉口俱乐部还兼顾施舍流浪白人的作用。”“7月，男人们都聚集在这里召开英国侨民大会。”（《武汉巷史》）”

南洋大楼,有人说它是汉口出入民国名人最多的一幢大楼；更有人说它是国共合作的重要见证。在武汉国民政府期间,先后有30多位国共两党的著名人士在此聚集。他们是宋庆龄、毛泽东、董必武、邓演达、吴玉章、恽代英、林伯渠、陈友仁、徐谦、谭平山、苏兆征、孙科、陈公博、詹大悲、彭泽民、李宗仁等。正是有了南洋大楼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他们才有了一次难得的相聚。有资料证实，毛泽东数往于南洋大楼，他参加了1927年2月22日、24日、26日、3月1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五、七十六次、七十七、七十八次会议；3月10—15日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宋庆龄1926年12月10日到汉，先住汉口吉庆街瑜润里（现德润花园）总司令部行营，不久搬到南洋大楼大华旅馆住了两个月，后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大楼（汉口第二特别区一德街8号，现沿江大道161-162号)，直到1927年7月离汉赴苏联。

汉口南洋大楼和武昌红楼一样，是最具有民国政治色彩的，是一种标志和记忆。岁月如歌。南洋大楼曾以租借关系开办大华饭店,又租借给既济水电公司作办公用房。抗战胜利后,英美烟草公司陈贵容兼任汉口南洋烟厂厂长,曾占据此楼。后为政府机关和第六战区政治部。1949年武汉解放后,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对南洋大楼和南洋烟厂实行军事管制。文革混乱,南洋大楼被多家单位占据，许多平头百姓进驻这大雅之堂，至1983年才由武汉卷烟厂搬迁出楼内100多家住户。1988年武汉文物部门在三楼复原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场和国民政府部分办公用房,正式对外开放。1996年南洋大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辟为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

打捞城市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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