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追求王映霞遭拒后,大胆公开恋爱日记,巧娶美人却结局难堪

对于曾经深爱过的两个人,怎样分手才算理智且体面?我想可以是“一别两宽,各生喜欢”的平和宁静,也可以是“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的清醒决绝,抑或是“青山在绿水流,让你我只记缘来不记仇”般的豁达淡然。

可是现实中,面对世间情事挫折,真正能做到或说甘心“只记缘来不记仇”的爱侣少之又少。其中,民国文人郁达夫和妻子王映霞的婚姻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是名满天下的爱国作家,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杭州第一美人”,他们的爱情始于轰轰烈烈的浪漫,却止于沸沸扬扬的不堪。

1939年3月5日,香港《大风》杂志的周年纪念特刊上兀然登出了郁达夫所作的一组《毁家诗纪》。在这组文采斐然的旧体诗中,郁达夫自曝家丑,毫不掩饰地将妻子王映霞与一名许姓官员的婚外情事公之于众。

在当时,这一期涉及名人隐私和桃色新闻的内容赚足了人们的眼球,特刊在前后重印四次后依旧销售一空。各大报纸杂志,就连日本当地刊物也纷纷转载,整个海内外都为之轰动。而对于事件的女主王映霞而言,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面对丈夫关于自己“不检点”的指责,王映霞很快撰写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两篇文章,寄给了《大风》杂志社予以回应。在文中,她痛斥郁达夫欺骗、引诱、逼迫自己,大骂他是“无赖文人”。

至此,这对昔日被人们称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夫妻彻底撕破了脸面。而就在此两年之前,郁达夫还在《钓台题壁》中写下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达夫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一意孤行争取的这段感情,不仅“累”了美人,到头来也“累”了自己。

01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好友孙百刚家的酒宴上第一次见到了王映霞。王映霞是浙江杭州人,本姓金,名宝琴,是著名学者王二南的外孙女,因北伐战乱随孙百刚一家至上海避祸。因缘际会,郁达夫在孙家见到了这个惊为天人的女子。

那一年,王映霞刚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年仅20岁,有着“荸荠白”雅号的她肤若凝脂,巧笑倩兮,于清丽中透着娇艳。孙百刚形容她:

“她的亭亭的身材、健康的姿态、犀利的谈锋、对人一见就热络的面庞、见着男子没有那一种扭呢作态的小家派头,处处都表示出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女孩。”

对于郁达夫这样一个浪漫多情的文人而言,这种女孩的吸引则是致命的。那一晚,郁达夫在孙家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热情、健谈和慷慨,而一切的背后,全然因为他对王映霞一见钟情。

此后,郁达夫开始频繁地拜访孙家,几乎天天和王映霞见面,不见面就写信。郁达夫将自己对王映霞的热烈追求统统写进了日记。

初见王映霞那晚,他写道:“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地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醉酒后的他写道:“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哪里忆我?”清醒的时候他继续写道:“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映霞!”

但是在王映霞那头,她始终和郁达夫保持着一段距离。在当时,郁达夫32岁,已经和母亲为他包办的同乡女子孙荃成婚,且育有四个子女。而彼时刚满20岁的王映霞,正值青春年华,她虽然欣赏郁达夫的才华,却还是对这个大了自己12岁的已婚男人十分谨慎。

负责看护的孙百刚夫妇看出了苗头,很是不安。孙太太代为问候两人的发展,王映霞不肯正面回答,末了只是说:“我可怜他。”孙百刚又找到郁达夫,提醒他有家有室,要理智对待感情,没想到郁达夫却说:“让事实来证明一切吧!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险,同时也是我生命的升华!”

就这样,郁达夫不顾众人反对,还是一封又一封地给王映霞写情书,找到一切机会接近王映霞。王映霞为了了断郁达夫的念想,一度佯说家里已经为她定下的婚约,决定嫁做他人妇,没想到郁达夫仍不死心,还写下了那封震惊世人的12页长信:

“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需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做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露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的路。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 ……”

02

对于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又对自己死心塌地的男人,纵使王映霞一开始无意于他,后来也不免心有所动。但是作为一个出身书香世家的女子,在王映霞心中,名誉是第一位,婚姻是第二位,然后才是爱情。

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中,郁达夫根本不可能离婚。一方面,老家的妻子孙荃已经身怀六甲;另一方面,他的所有亲友莫不清一色反对他再娶王映霞。

王映霞知道郁达夫不可能为自己离婚,于是决定回到杭州老家。这一别,在郁达夫看来,就是重逢的遥遥无期。为了能在临别时和王映霞见上一面,他在车站死守了两天,人却未曾见到。黯然独回上海的他泪如雨下地写道:“映霞,但愿这一夜的泪水,能够浇熄我对你的痴恋。”

1927年4月,由于政变之故,郁达夫因挂念身在杭州的王映霞,夜不能寐,于是冒着生命危险踏上了南去杭州的火车。在此去王映霞老家拜访的数日中,两人朝夕相对,促膝而谈,加之王映霞的祖父很是赏识郁达夫的才华,各方因素竟促成了二人的这段感情。

在两人恋爱期间,郁达夫还公开发表了自己追求王映霞的日记(即后来畅销的《日记九种》),两人的恋爱逐渐成了文艺界众所周知的一个话题。王映霞一方面反感郁达夫将关于自己的隐私公之于众,让自己在这段感情中骑虎难下,显得被动,一方面却又不能否认郁达夫对她的爱之真切。

存在巨大差异的个性和生活方式让两人之间的情感裂痕越来越大,王映霞也开始思索,郁达夫是否值得自己为之耗上最好的青春。

新婚之初,二人住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的一栋旧式洋楼里,这段爱情的开花结果让郁达夫备受鼓舞。他一改昔日的颓唐,接连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论著,加上他从前的几部小说都重新编过,由北新书局出全集,每月都能得到一笔相当数目的版税。

当时,家里的大部分收支都由王映霞运用调度,经济渐趋稳定,生活也井井有条,很上轨道。那段时间,郁达夫因为体弱,黄疸病发作,还有轻微的肺病迹象,王映霞就每天用鸡汁、甲鱼、黄芪炖老鸭等食材帮他进补调理,煞费苦心。

两人在婚后五年时间中连得三子,夫妻间蜜里调油,俨然过上了别人口中“神仙眷侣”的日子。不过好景不长的是,郁达夫多变古怪的个性很快也让这个新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

03

郁达夫是一个多情浪漫到骨子里的人,因而难以忍受寻常生活的一切单调、乏味和束缚。他我行我素、结交广泛,经常和朋友在外面喝得烂醉如泥,有时候醉倒了索性卧在大马路上睡。王映霞劝他少喝一点,郁达夫却耍小孩脾气,恼恨于她。

1929 年夏天,郁达夫的二哥从富阳来,因为王映霞干涉他喝酒,郁达夫一怒之下离家出走,彻夜不归。更让王映霞的恼怒的是,郁达夫婚前再三保证自己会和原配孙荃停止联络,事实上却仍旧和她藕断丝连。

1932年的一天,两人在一次争吵过后,郁达夫竟带着家里的一笔款子,独自一人去富阳住了一个星期。因为当时郁达夫和孙荃没有真正离婚,他和王映霞的结合顶多属于新旧婚姻过渡的“两头大”,这件事一直让王映霞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

后来,郁达夫在律师和友人的见证下写下版权转让书,将自己所著的《寒灰集》《鸡肋集》《日记九种》等书的版权悉数交给王映霞,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除此之外,两人婚姻中的其他性格矛盾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暴露。王映霞性格活泼外向,热衷于上流社会的交际和各种活动,但是郁达夫却不爱妻子抛头露脸。晚年的王映霞回忆二人的婚姻生活时曾说:

“婚后,他不喜欢我打扮,不要多与朋友往来,甚至不能单独外出;有一次要与他外出,他却说:'让我看看。哦,这样打扮可不得,你不用去了’;又有一次,我和他到一个女同学家里走走,女同学硬留我下来过夜。他同意先回去了,谁知第二天,他气得把铺盖都搬走了;有时,保姆说我一个人出街了,他就慌张地坐车去追、去找。”

存在巨大差异的个性和生活方式让两人之间的情感裂痕越来越大,王映霞也开始思索,郁达夫是否值得自己为之耗上最好的青春。

1933年,在生活和事业上都不太顺遂的郁达夫带着王映霞,举家迁居杭州。在王映霞的老家,郁达夫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购置了一片空地,并在两年时间内建成了一幢别墅,郁达夫为其命名“风雨茅庐”,个中的凄凉萧索,也在冥冥之中预示了他和王映霞的婚姻走向。

1935年秋天,“风雨茅庐”建成了,却不是郁达夫意想中的世外桃源,而是变成了社会名流与政界要员交际往来的场所。当时郁达夫虽是一介文人,却已经名满天下,浙江政要无不以与之攀附为荣。

在这段时间里,王映霞凭借出色的社交才华,迅速地成了杭州社交场合的明星,并—度被誉为“杭州第—美女”。

04

在觥筹交错的交际场上,情感失意的王映霞渐渐重拾了过往的光辉。她每日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同郁达夫的不同朋友交际。女主人的身份在极大程度上弥补了王映霞在婚姻里头的空虚和幽怨。

相比之下,郁达夫却没有多少时刻享受“风雨茅庐”带给他的豪兴。1937年,郁达夫受邀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南下投身抗日活动,王映霞则带着孩子去往丽水避难。

在夫妻俩两地分居的日子里,距离非但没有产生美,反而陡增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和猜忌。在丽水逃难期间,王映霞和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刚好是邻居。当时,许绍棣的妻子刚刚病逝,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两家人常常也会互相走动。

一个是独居的丽人,一个是丧妻的官员,一直之间,关于二人的流言四起,于是郁达夫催促其回家的书信一封一封传到了王映霞的手里,王不得不回到已辗转至武汉的丈夫身边。

可王映霞回来不久,郁达夫却在家里发现了许绍棣写给自己妻子的三封措辞暧昧的“情书”,他当即断定妻子红杏出墙,崩溃失态的他当着自己好友的面大嚷大叫:“万万想不到她会这样不要脸!”

愤怒至极的郁达夫把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王映霞为此负气出走,住到了朋友曹秉哲夫妇家中。谁知第二天,郁达夫又在《大公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

一时之间,关于王映霞的私生活舆论,满城风雨。这件事情让王映霞委屈不已,后来经过朋友的调解,郁达夫在报上又登了一则“道歉启事”,王映霞也写了一纸“悔过书”,两人才言归于好,可情感上的裂痕已然无从弥补。

1938年,郁达夫应《星洲日报》的邀请前去新加坡办刊,携王映霞和长子一同前往。作为受过教育的新女性,王映霞一直渴望做一番自己的事业。在此期间,《星洲日报》的妇女专栏本来想邀请她参与主持,却被郁达夫一口回绝,理由是他不喜欢妻子抛头露面。一次次或大或小的争端终于让王映霞对这段婚姻绝望。

一直到1939年,郁达夫在《大风》纪念专刊上发表了《毁家诗纪》,将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昭告天下,两人终于分道扬镳。

且不说郁达夫是否有足够证据证明王映霞的不忠,单是他两次将婚姻中的难堪自我暴露的做法,已经足以说明他不想把日子过下去了。

1940年,郁达夫和王映霞协议离婚,正式结束了十二年的婚姻生活,这对“富春江上的神仙眷侣”到底还是被“大风”吹散了。

从“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浪漫豪迈到登报互撕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无情与难堪。纵观这段破碎的才子佳人恋,我猛然想起郁达夫在追求王映霞期间给她的一封长信里,他已经预见了两人分道扬镳的可能,郁达夫写道:

“第一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是当然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风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所以自始至终,不是郁达夫对二人的结合障碍缺乏认知,只是诗人天性里的浪漫,让他坚持把爱情中昙花一现的热烈和癫狂奉为信仰。如果要用一句话为两人的这段姻缘作结,那便是:强扭下来的瓜,又如何能要求它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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