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欲：殊途同归的鲁迅与弘一法师 （节选）
人生欲：殊途同归的鲁迅与弘一法师（节选）
作者 | 宋立民
编辑 | 晓枫婉月
李叔同（1880-10-23——1942-10-13），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所作歌词《送别》，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先后培养出丰子恺、刘质平等文化名人。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其墨宝为荣耀。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他苦心向佛，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被奉为重振律宗第十一代世祖。其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乃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太虚大师为赠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赵朴初先生总结其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南疆的夏日似乎格外地长，直到今天还是32度，不过秋高气爽，空气透明，昨夜见到的月牙亮的刺眼。虽非圆月，但“耀天心”却是恰如其分。
睡前，顺手取一册陕西师大出的、台湾陈慧剑先生著的《悲欣交集——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前世今生》看，今晨上网，方知是大师的忌日。
在那书的封底上，有鲁迅的一句话：“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记得传记上有鲁迅向内山完造先生讨得一幅弘一法师的写有“戒定慧”三字的条幅，不知是不是这回事。
据陈著后附的《弘一大师行谊大事年表》记载：大师是1917年（民国六年）正月初八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了悟上人，法名演音，号弘一。春假后在浙江一师开始素食、供佛像、读佛经。1918年阴历七月十三日被剃离校的。那么，不久就是大师出家90周年的日子了。
而恰恰在弘一大师出家和剃度之间的一段时间，鲁迅写出了《狂人日记》，要向窒息国人灵魂几千年的“铁屋子”动手了。
两位我敬佩的大家在同一时间，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作出这一“左”一“右”的选择，后学应该如何评说？是入世和出世的势不两立，还是一页纸的正反两面？
我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沉思。
1905在东京求学的李叔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佛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曾几何时，电视屏幕上，一群短发齐耳、身着白衣黑群的女孩子唱起了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的《送别》。词曲的含蓄和惆怅足以引发和拉长所有的前世今生的思念。
我依稀看到弘一法师身着旧僧袍溘然圆寂的场景。那么，同样是精通佛学的大家，“鲁迅为什么没有出家？”
于是，笔者情不自禁地想把弘一法师李叔同和鲁迅先生略作比较。
鲁迅小弘法师一岁，可谓不折不扣的同代人。不无巧合的是，两个人几乎于相同的时间到日本“遂密群科以济世”——鲁迅是1902年，李叔同是1905年。当然，他们是基于相同沉重的爱国情怀——鲁迅是发现“风雨如磐暗故园”，李叔同则是“愁黯黯，浓于酒”——抱着相同的目的：以科学和艺术改造中国、改变国人的素质。
而且，两个人又几乎是同时——鲁迅是1914年，李叔同是1916年对佛教和佛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鲁迅是受章太炎师的影响，“民三以后，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曾非常认真的对好友徐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徐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从鲁迅先生此后的诗文中，时时可见与佛教有关的用词和用意，如“灵台无计逃神矢”里的“灵台”等等，常常信手拈来。而七律《题三义塔》中“偶值大心离火宅，始遗高塔念瀛州”和“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联中，用佛家语“火宅”和“劫波”喻人间灾难，准确而又生动，毫无牵强之感。应该说，鲁迅与佛家是有缘的。释迦佛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可见心净而行善者皆有“佛根”在心，而能否皈依佛门，在缘分深浅。那么，与佛有缘的鲁迅先生为什么没有似李叔同先生一样地毅然出家呢？
细细思之，一是出身经历的不同和由此产生的心态的不同。李叔同之父是与李鸿章同年会试的清朝进士，后为天津有名的银行家，家境优裕，教育条件良好。他自幼便迷恋书画金石，十三四岁时已写得一手好篆字，十七八岁诗词功夫已非一般，以至于“二十文章惊海内”，大上海无人不知“直把杜陵呼小友”的“古今奇才李漱筒”。留学日本后，李叔同考入当时美术界的最高学府，经名师指点专攻西洋画。同时又在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还跟随名家研究新剧的演技。而后是一举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第一人，中国钢琴音乐第一人，中国西洋油画第一人——中国艺术教育第一人。他人生道路十分顺利，应该得到的都已得到，于是由艺术而入宗教，顺理成章。相形之下，鲁迅却是百步九折，倍尝艰辛：自幼为父亲的病出入于药铺和当铺之间，后来父亲去世，自己几乎成了“乞食者”。当李叔同声震黄浦滩头，应许幻园之邀住进城南草堂“李庐”而春风得意实际，鲁迅却是为了生计怀揣带着母亲体温的八块钱的川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吃尽颠沛流离之苦。
1907年，当李叔同率“春流社”在日本为安徽大水赈灾义演《茶花女》，自己亲扮茶花女玛格丽特，赢得一片赞叹的时候，恰值鲁迅深受“幻灯事件”刺激，决然弃医从文之际——专科都不毕业的学历也是后来思想界的对手时常“小觑”的原因之一——而且，鲁迅办杂志流产、译小说滞销，还上当受骗地奉母亲之命回国接受那与朱安的无爱的婚姻，其心灵重负可想而知。因此，在鲁迅的精神世界深处，“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的悲剧意识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社会使命感更其浓重深厚。他经常“不自量力”地思考的是用自己的笔“令旧世界动摇”，这样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与“跳出三界外”格格不入的。可以说，一生批儒反孔的鲁迅先生偏偏是脚踏实地地躬行着儒家的“修齐治平主义”。于是，在李叔同精研律典，成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的同时，鲁迅却于黑暗中昂首前进，以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实绩铸成了炎黄子孙的“民族魂”。
二是两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别。鲁迅1909年回国，两年后遇上辛亥革命。李叔同1910年回国，次年就遇上辛亥革命。两者当时的亢奋欣喜毫无二致。鲁迅是手持菜刀率学生绕绍兴城游行一圈，安定民心。李叔同则是挥笔疾书“满江红”，不怕“雪花溅作红心草”。然而，革命的结局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国人枉然失去了一条辫子，一切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大失所望的鲁迅1912年进了先在南京后迁北平的教育部，“终日枯坐，极无聊赖”，转而较古书抄古碑消磨时日。而李叔同则是痛感社会黑暗，空言无补，遂寄情于艺术教育，进了距杭州虎跑寺不远的浙江一师传道授业，编歌作画。1916年前后，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不久，文学革命的先驱之一钱玄同便登门邀请鲁迅“做点文章”，以图毁坏封建势力的“铁屋子”，鲁迅由此写出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并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了文化革命的旗手。因此，北平这一思想解放策源地的位置和好友钱玄同的邀请，在鲁迅的人生道路上至关重要。
的确，一个人的人生关键几步怎样走、走向何方？常常取决于他当时是在什么地方而恰巧遇见了谁。与此同时，1916年寒假，李叔同则是读了好友夏丏尊推荐的一本日本杂志，对其中介绍的“佛食法”（气功中的“辟谷”）甚感兴趣，于是孤身一人到虎跑寺断食三周，并由此感到“精神世界一片灵明”，“自觉脱胎换骨，飘飘欲仙”。进而结交马一浮、彭逊之，日渐迷恋佛教，然后便是恳求跑虎寺了悟和尚收其为佛门居士。后来在好友夏丏尊的“爽性做了和尚，倒也痛快”的“愤激之辞”激发下，终于在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声中剃度出家，开始了“茗煎冰下水，香烛佛前灯”的住持佛法的生活。因此，对于李叔同，杭州七年的教书生涯，以及夏丏尊几度“助缘”，亦是促成他皈依佛门的外部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李叔同在离开浙江一师前夕，将亲笔自撰的诗词手卷交给了得意门生丰子恺，并特地翻开了1905年东渡日本之际写的那首《金缕曲》：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凇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庶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李叔同微笑着对弟子说：“我作这阙词的时候，正是你的年纪。”淡然一笑之中，充溢着忧国忧民的暗示和后继托人的交接意味。无怪乎丰子恺对于恩师的出家理解得那么透彻：
我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尽爱，安住在第一层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天才，便是迁居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了，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静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好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梁酒才能过瘾。
在此，丰子恺先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从“人生欲”的角度考察弘一法师和鲁迅先生。
从表面上看，弘一法师度群生，立德识器，以佛学为归宿，与鲁迅先生的永远进击呼啸着战斗，以佛学为武器，是一静一动。弘一法师的绝笔是“悲欣交喜”四个字，悲平身之憾事，欣圆满地解脱（他在最后的时刻叮嘱妙莲法师：我圆寂后“助念”时，若看到我眼里流泪，并不是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鲁迅的遗嘱却是对所有“怨敌”“我一个都不宽恕！”两者又好像是一水一火。但是，如果同时把两者置于“人生欲”的观照之下，我们不难发现，两人恰恰“殊途同归”了。
李叔同作品
古人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像弘一法师这样严格意义上的苦行僧，颇类似于中世纪皮带鞭背、马革裹尸的基督徒，做的正是生命力最强烈、意志力最彻底的事情，尤其是一举一动都有严格规定的律宗，更需要极大的人格力量和情感投入。因此，对于弘一法师，出家非但不是“四大皆空”，弃绝人生欲望，反倒恰恰是鲁迅式的义无反顾全力以赴，一举一动皆有佛境。1941年，即弘一大师圆寂的前一年的阴历十月，他的法侣传贯从泉州带来一束西洋种的红色菊花，其花如伞，花蕊呈剑型，色红如血，弘一大师遂作一偈：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要流血！
在抗日战争紧急艰难的关头，僧林屡遭陵夷，垂危之际的大师已然浑身“鲁迅气”而金刚触目了——这种“暗合”以至于“明合”难道是偶然的吗？
朱光潜先生从“救济公众”——即“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角度，发现弘一法师是“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反过来说，弘一法师也更是以入世的、不遗余力的使命感，做着出世的、佛学的事业。——“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而鲁迅的一生，正可以用李叔同的那句“度群生那借心肝剖”来概括。换句话说，弘一法师所竭力弘扬的，又恰恰是鲁迅先生早已钟情的、十分注目的人类思想发达的“他山之石”。面对这两位“人生欲”均强于众生的精神现象界的大师，我们除了欣然坦然而心悦诚服地念一句“阿弥托佛”，还能说些什么呢？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的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我们还需要说什么呢。
是以纪念弘一大师忌日与不久之后的诞辰。
宋立民，男，河南商丘人。1972年参军，任乒乓球运动员。1978年退役并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执教商丘师范学院，为中文系教授，学报主编。1999年兼任河南报业集团《大河报》主任编辑、主任记者。2002年应聘为岭南师范学院（原湛江师范学院）教授。现任岭南师院舆情与新闻评论研究所所长。
先后承担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等十余项省级以上科研项目，出版个人专著《新闻评论视域中的“鲁迅风”》、《智慧老子》、《与阳光有约》、《不悟斋韵语》等8种。在《光明日报》、《文艺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各类评论4000多篇，多篇为人民网、新华网转载。先后负责《中国文化报》、《中国妇女报》、《金融时报》、《大河报》等多家报刊评论专栏。杂文《清明祭》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为国内知名杂文作家、新闻评论家。
《中国乡土小说史》获得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安徽省政府奖。《中国新闻学简史》获甘肃省政府奖。《二十世纪乡土小说史》获河南省社科一等奖。1996年获河南省教育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教学技能）一等奖。为全国优秀学报主编，湛江市直教育战线十大排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