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己必须有理解和认识历史的模式，否则就会为西方中心论所支配

从史料和理论来认识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异同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07-26 04:39作者：黄春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编者按：在我国学术语境下，世界史主要指的是外国史，与中国史是并列的。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学术分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结果是史学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和精细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推动了史学研究的繁荣。与此同时，应该注意到，由于研究对象、学术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甚至壁垒。如何认识这种学科壁垒或差异？怎样打通？围绕上述问题，本版邀请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者分别写作文章进行探索，以期推动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的互动和交融。在我国学术界，世界史与中国史之间的差异，在习惯表达中已显露无遗。对差异的强调，首先源自研究对象，进而推及至史料、概念、方法等层面。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史为微观研究，世界史为宏观研究；中国史重史料和考据，世界史重问题与思辨；甚至将中国史简化为实证研究，世界史简化为理论研究。这种认识显然存在着偏差，而出现这种有偏差的认识，肯綮在于对世界史与中国史在史料和理论的认识与把握上有偏见。世界史学科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形成和建立。在兴起之初，除了具体的对象研究之外，多探讨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兴衰等规律性的内容，因而素有重视理论的传统，体现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范畴之中。但重视理论并非就轻视史料。从学科建立之初，世界史的学人们就为史料建设做着艰辛的努力。在20世纪50-60年代，诸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学院、武汉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都有正式或者非正式出版印刷的世界史史料集，力图为世界史学科打下扎实的史料基础。然而，由于语言、历史和文化的隔阂，对对象国史料的熟悉和掌握往往存在困难，以至于人们只能以有限的、零碎的、非主导性的史料来展开研究，甚至造成了一种非史料性的理论支配的历史叙事现象。这是时代的局限和特征，同时也是世界史学科兴起过程中所必经的努力和尝试阶段。晚近以来，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改善，世界史在史料建设上取得长足进步。在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领域，购买各国家和地区的档案材料、出版文献以及研究著作，已经成为学者个人和学术群体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依据原始史料展开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喜人。例如，在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领域，对原始史料的使用已成为评价和衡量学术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系统或者非系统性地购进外国出版的原始史料，以及出版物和手抄本的电子化，既对学者们的语言能力，如亚述文、埃及文、赫梯文、希腊语、拉丁语、古英语、中古法语、中古英语、中古德语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一些学者由此脱颖而出，能够利用出版的一手史料乃至手抄本进行史学研究。概而言之，国内的世界史研究，已经走向以原始史料为主导的新阶段。国内的中国史研究，所呈现的史料支配特征是不言而喻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许多具有创见和革命性的史学研究是在理论指导与运用下取得的，如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做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海外汉学家们，体现其成绩的，也是运用相关的理论。诸如明清经济内卷说、大分流说、冲击-反应说等汉学理论成果，激发了学者们更多关于历史理论的思考，出现了一批具有理论深度的成果。例如，以科层理论来解释中国官僚制度，以信息理论来理解宋代国家治理，以长时段理论来解释中国乡村，以心态史理论来解释清代民众的心理和行为，以医疗社会史理论来解释中国人的身体、社会和书写等，这些都是理论在解释中国历史中的突出体现。中国史对理论的重视，正如世界史强调史料的运用，预示着各自学科的变化和发展。正是在这里，二者之间有了趋同的可能。更准确地说，有了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可能。中国史学界可以对世界史研究中所涉及的体现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理论方法做更多了解，以此推动中国史在理论上的提升。同样地，诸如版本目录学、文书学、碑铭学、档案学、简帛学、地方志等诸多体现史料功夫的学问，都值得世界史学人学习和借鉴。胡应麟、梁启超等人的史料辨伪诸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诗文证史法，陈垣的校勘四法，钱穆的专精博通法，黄侃的考据法三要等，都有助于世界史学者提高史料功底和研究水平。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在利用中国史的史料乃至治史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世界史的对象，例如，以中国史书中的史料研究拜占庭历史问题和匈奴西迁问题，以中国的“先公”“先王”概念来考察中世纪早期墨洛温王朝的政治史，以中国地方“修志”模式来解释英国近代早期乡绅修史之现象等。在相互的学习和借鉴中，中国的世界史与中国史正越来越靠近。曾经造成障碍的史料和理论，如今成为融合彼此的要素。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使用理论和史料的新方法、新路径。世界史的理论关注演变为具有坚实史料支撑的理论关注；中国史的史料侧重则成长为受理论影响的史料运用。当世界史与中国史之间因对象而形成的差异，在史料和理论上都逐渐减弱，标志着历史学内在特征的凸显。缺少理论关注和缺少史料支撑的历史研究，已经失去了各自的时代支配性。新的支配性的研究，是兼具史料基础和理论关注的历史存在。不过，对于融合中的理论，需要保持特别的警醒。海外汉学研究的兴趣、问题和方法，甚至中国的世界史所依赖的西方诸多观念、方法和理论，都源于对西方社会以及历史本身的提炼和归纳。中国的世界史和中国史研究照搬那些模式，显然缺少根基。直接或者间接使用西方相关概念和理论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很有可能会被西方模式所左右，丧失了解释自己历史的能力。因此，我们自己必须有理解和认识历史的模式，否则就会为西方中心论所支配。要摆脱西方模式的支配，需从自身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属于自己的范式。只有这样，中国史和世界史才能够拥有自身的根基。事实上，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历程，以及学术生长的历程充分证明，我们的学术研究早已经有了正确的方法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著名的历史学“五朵金花”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诸如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和国家等主题，不仅中国史学者参与其中，世界史学者同样极其关注并作出积极贡献。世界史和中国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不同的历史对象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问题。因此，中国的世界史与中国史研究，在史料和理论上或许有不同的起始路径，但最终都走向了史料与理论的结合。这一“殊途同归”的历程提醒我们，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牢靠的史料基础，更需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提炼出新主题、新观念和新方法。《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26日 14版）从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探寻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融通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07-26 04:39作者：黄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近30年来，中国古代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甚至成为热点。虽然也有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者参与其中，但主要的推动力量似乎来自以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为本业的西方古典学者。英国剑桥大学的杰弗里·劳埃德爵士在投身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之前，已是国际著名的古希腊科学史专家。1987年，他在北京大学访问研究时期，开始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产生兴趣，之后转向古代希腊和中国科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成为这一领域卓有建树的开拓者。从1996年起，他接连出版四部关于古代希腊和中国科学、医学以及思想文化比较研究的著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杰弗里·劳埃德只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在其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古典学者对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产生兴趣。西方古典学界的这一新动向值得关注，也需要解释。自启蒙运动以来，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就一直被看成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源和“奠基神话”。因此，在18世纪，当现代西方古典学作为一个学科兴起之时，它就承载了一个特别的使命，那就是阐述现代西方文明的这一“奠基神话”，从解释西方古典文明亦即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独特性来彰显现代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也因为如此，它不可避免地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置于高于其他古代文明的优越地位（西文“古典”一词的拉丁文词根即有“第一等”之意）。此外，传统上西方古典学者仅将古希腊罗马文明纳入历史考察的范围。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冲击、后殖民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尖锐批评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等一系列因素，促使西方古典学界反思其出发点和立场。一方面，西方古典学家们不再把古希腊罗马文明全然看成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奠基神话，更加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西方古典文明不再被看成是属于“历史”范畴的唯一古代文明，其他古代文明也被纳入到历史的视野中来。这意味着，古希腊罗马文明不再拥有“唯我独尊”的地位，其他古代文明获得了和它同等的地位，因而是可以比较的。当然，西方古典学界对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的兴趣，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因素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深入，使得西方古典学者有机会与中国学界交流，也对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源产生兴趣。另一个因素是，西方古典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留下丰富的文献记录和物质遗存，同时其文明传统以不同的方式一直延续和影响到今天的世界。这些记录不仅包括史书记载，还包括大量的文学、哲学、医学、地理学、礼仪、律法等不同方面的资料。如此，学者们不仅可以比较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这两个古代文明，也使得两者的比较研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按理说，中国学者也应对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感兴趣，而且应该在这一比较研究领域扮演重要甚至引领的角色。这是因为，中国学者拥有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天然便利。同时一般而言，中国学者对西方文明传统的了解也多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明传统的了解。正因如此，2016年，两位西方古典学研究者——时任北京大学光华人文讲席教授的德国古典学家穆启乐和斯坦福大学迪卡森人文讲席教授瓦尔特·谢德尔联袂撰文《比较之裨益：推动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的倡议》，号召中国学者开展古代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比较研究。他们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谨以此文论证，在对古代文献和历史的研究中，跨文化的比较视角异常重要。但目前，它还没有得到其应得的重视。而在比较研究中，中国学者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他们可以更容易地利用和发展这一视角并从中受益。”中国学者并未比较多地参与到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的这个热潮中来，或者至少没有能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形成截然分开、沟通较少的两个学科，从一个方面说，这是学术发展的结果。相比以往，今天的研究总体上更为具体、深入和精细。但在另一方面，研究者视野变得日益狭窄，更多地倾向于对自己领域内的细小问题精耕细作，不愿研究视域更开阔、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开展文明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克服过度专门化的问题，打破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科壁垒，促进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融通，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创新。诚如穆启乐和谢德尔所说，中国学者依托中国古代文明的知识，能够就世界文明中的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作出独特的学术贡献。实际上，我国学者业已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林志纯先生和代表性学者刘家和先生均提倡并躬行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前者著《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1997年），后者著《古代中国与世界》（1995年），成为国内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的开拓之作。只不过当时囿于语言和交流条件的限制，这些前辈学者未能和西方学者就比较研究展开交流。晚近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逐步密切，我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也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出版和发表，如蒲慕州著《文明的敌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的外族观》（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5年）、周轶群著《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节日、宴会与性别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吴晓群著《希腊古风和古典时代与中国先秦的哀悼仪式》（帕尔格雷夫出版社，2018年）等。这说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比较研究成果很感兴趣。然而像上述这样的尝试还很少，且研究者主要来自世界古代史领域。在我国，如果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者积极投身到中外文明的比较研究中来，将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比较研究还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探视不同古代文明，从而更清晰地了解各自的特征。比如在《道与言：早期中国和希腊的科学与医学》中，劳埃德和汉学家席文通过比较分析得出结论，古代希腊科学和医学研究的主导方式是寻求根基，弄清证明过程，推导出无可置疑的命题，其优点在于对逻辑明晰和推理严密性的追求，其弱点则是妨碍共识，对所有先入之见都持怀疑态度。而古代中国人的主要方法则是寻找和探索一致性、呼应性，相互关联性。这有助于将不同的探究领域联系起来，形成整体概念，其弱点则是难以产生与主导性立场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的理论性和框架性创新。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概念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初，德国一些眼光开阔的学者——包括韦伯在内——注意到了不同世界古代文明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取得的思想突破。在此基础上，雅斯贝斯在1949年提炼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用以总结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人类历史的显著特征。时隔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一概念仍然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我们把握世界古代文明特征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框架。如若缺乏比较视野，这样的创新是不可想象的。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说，文明的比较研究是充分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进一步繁荣发展和复兴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虽然人们倾向于把不同古代文明和特定的现代国家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人类的古代文明并非少数国家所独占，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和资源。也因为如此，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高的学术研究领域。总之，开展中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从源头上对中国文明和文化传统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其他古代文明的精华，并从中汲取有益养分。《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26日 14版）[ 责编：田媛[ 责编：田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