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随笔] 诗歌存在的一个根本标准

　  [诗学随笔]

诗歌存在的一个根本标准

李以亮

米沃什曾如此警醒我们：“诗，以及其它任何一门艺术，都是一种毛病，提醒人类社会我们是不健康的，不管要承认这一点有多么困难。”

我以为，至少对于现代艺术、诗歌而言，情况的确是这样的，或部分是这样的。

　　承认这一点，但并不表明必须认同这一点，毋宁说必须改变这一点。

我理解，诗、艺术，曾经都有一个功能：储存、交流、对话，最终是协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调节也好，和谐也好，教化也好，沟通也好，我以为这些其实都是失落了的美好。也许从“对话”到“独白”，从“肯定”到“否定”，收获的“深刻”，来自于悲哀。而正如智利诗人聂鲁达所言：“惟有悲哀教导我们做人”。

说起诗的标准，似乎是为一些人所反对的——我也反对人为地“制定”所谓标准，那不可能。同时，诗的标准似乎也可以从不同方面去界定，但我以为，客观上还是存在某个根本的标准。那就是：人们读诗以及写诗，说到底，都不是完全没有目的的——你可以说没有那么切近、那么功利、那么短视的目的，但放远了看，无论如何，还是至少有一个目的：读诗、写诗，必须使读和写的人感觉到，虽然世界混乱，不乏邪恶的阴影，虽然生活似乎只暴露出它暴力、喧哗、压抑、无意义的诸多方面，但并非不值得我们在每个早晨为之醒来。
　　　所以，如果你的诗总不能让人感到这一点，总不能有助于建立起人之生活的信心、希望、梦想，或者，只会告诉他们生活已经告诉他们的，——甚至更糟，甚至一味打击、毁灭着人们活下去的基本勇气，与他们生存的原始欲望、精神信念唱反调，谁会有兴趣跟你一起无止境地哀叹、愤怒、虚无？如果连这一点也丧失了，我真不知道诗歌存在的意义何在。换句话，我以为，诗歌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这似乎也是一句“宏大”而“明显”的话，但却并非人人确知。
     所以，在读或写作诗歌的时候，我愿意奉行“对话”的标准，不管这实行起来多么困难；我愿意实行“肯定”的标准，哪怕遭遇被指“卫道士”的嫌疑。

选自：影响力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