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韩愈、刘禹锡：朋友圈里，谁是可以托孤之人？
文丨《那些年》小小那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很多朋友。有患难之交，也有市道之交，有同窗之交，也有酒肉之交，有八拜之交，也有点赞之交……但不知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那种可以让你卸下所有面具和铠甲，抛开一切顾虑和犹疑，毫无保留地付出与相信的朋友？
柳宗元如果看到这个问题，想必会欣慰的点点头。因为他这一生交了两个真正肝胆相照的朋友——一位是和他几度同起同落的“诗豪”刘禹锡；一位是和他共同发起古文运动的“百代文宗”韩愈。他们彼此之间，有默契也有分歧，有陪伴也有离散，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们坚固的友情。三人中，柳宗元去世最早，弥留之际，他写下遗书，将几个未成年的儿女，全部托付给了这两位已经数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
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能一走就是一辈子？
究竟是什么样的朋友，能让一位父亲放心地把子女托付？
刘禹锡与柳宗元
“神同步”的莫逆之交
先说说柳宗元和刘禹锡，这两个人的关系，是真正好到骨子里的。
柳宗元曾写过一首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
诗中所言“二十年来万事同”，可真不是夸张。二人年龄只相差一岁，弱冠年纪同榜考中进士，同时入朝为官，同在御史台指点江山，后来同时参与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又同时被贬，身在异地的他们书写同样主题的诗文，十年后又同时奉诏还京，回京后又再一次同时被贬……如此“神同步”的人生，于古于今都很罕见。
在很多人看来，柳宗元第二次被贬，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刘禹锡牵连。因为刘禹锡一回到长安就写了首讽刺诗，结果遭人告发，被贬到播州（今贵州），同时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尽管柳宗元无辜遭受牵连，但他此时最担心的却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兄弟——刘禹锡还带着位80多岁的老母亲，千里迢迢去那穷山恶水，这怎么能行？而柳州的条件多少比播州好一些，于是他几次上书请求将自己的贬地和刘禹锡的互换。最终，虽然贬地没交换，但朝廷还是多少照顾了一下——将刘禹锡的贬地改到了连州（广东西北部）。
自长安南下连州和柳州，二人有一大段同行的路程。于是他们一路遍游诸景，诗酒相伴。分别之时，依依不舍，几度唱和。
柳宗元在《重别梦得》中说，“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将来咱们如果能得到皇恩回家了，晚年咱俩就当邻居吧。刘禹锡写诗回答：“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
柳宗元又写道：“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三赠刘员外》）”咱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不知道今日一别，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
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
四年后，唐宪宗大赦天下。然而没等赦令到达，柳宗元就病逝在柳州，享年四十七岁。
接到噩耗，刘禹锡“惊号大叫，如得狂病”，马上赶去为柳宗元打理后事。他没有辜负柳宗元的信任，将柳宗元的儿子周六视如己出，三次写《祭柳员外文》，发誓一定要将孩子好好抚养成人。若干年后，周六进士及第，踏上仕途。而刘禹锡则花了余生二十多年的时间，为柳宗元整理遗稿，编纂成集，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柳河东全集》。
韩愈和柳宗元
吵吵闹闹的欢喜冤家
比起刘柳二人自始至终的“深情款款”，韩柳二人的交情其实更耐人寻味。他们之间，有过分歧，有过猜忌，也放过狠话，可就这样，他们还是稀里糊涂好了一辈子。
唐顺宗年间，以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改革派结为同盟，说服唐顺宗推行“永贞革新”，韩愈向来看不惯王叔文，所以并未跟他们站在一边。政见相左，其实也没什么。但是忽然有一天，韩愈被贬官了。当时长安地区闹灾荒，身为监察御史的韩愈上书皇帝，建议苛捐杂税先停一停。只因为提了个建议，他就被贬了官。韩愈想不通为什么，于是开始怀疑——是不是柳宗元和刘禹锡把自己对王叔文的偏见传了出去，以至于遭人报复？
韩愈这人“不平则鸣”，对于好友的质疑，他会毫不遮掩地写进诗里。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一诗中写道：“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同朝为官的才俊那么多（包括我在内），可是朝廷为什么偏偏只对你们两个那么器重？我一度怀疑，是你们俩把我私下跟你们讲过的一些事泄露出去了，所以才造成了我现在的困境。当然，我也只是在猜测，还不能断定。
有个这样的朋友倒也挺可爱，什么事都不瞒在心里。尽管史料没有记载柳宗元对于此事的回应，但是从后来二人的密切互动中不难猜测——误会应该早就化解了。在柳宗元漫长的被贬岁月中，二人始终未断诗信往来，经常互相表达倾慕和支持。尤其二人在文学方面的主张，相当默契。他们都反对词藻华丽的骈体文，倡导先秦时代的务实风。于是二人积极呼号，并身体力行，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比肩而列“唐宋八大家”。
这对cp的相处模式很有意思，且举一例，大家感受一下——
公元813年，韩愈从国子博士升任史馆修撰，奉命修撰《顺宗实录》。品级和待遇都提高了，可韩愈却不高兴。当时有个刘姓秀才写信道贺，韩愈在给刘秀才的回信中写道：“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答刘秀才论史书》）”史官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要不然遭天谴，要不然招人祸。他举例说，孔丘治《春秋》，左丘明写《左传》，司马迁编《史记》，你看这些人都多惨啊。况且，大唐人才济济，又不缺我一个修史的……反正，这活儿我没打算好好干。
有趣的是，韩愈还把这封信同时“抄送”了柳宗元。柳宗元看完，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与韩愈论史官书》）”韩退之啊，我看你不是怕什么天灾人祸，你就是丢了原则和道义，丢了自己的理想。你占着高位，拿着高薪，却不干实事，干脆回家种地吧。
你瞧，韩愈和柳宗元的交情，没有那么多客套和虚荣。有猜疑我就写出来，有不爽我就diss你。那么他们的感情还好吗？依然好得很，柳宗元临终前的托孤便已说明一切。
柳宗元这一生过得并不顺遂，仕途坎坷起伏，家庭饱受磨难，幸而有刘禹锡、韩愈这样的好友，陪伴他度过最艰难的岁月。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朋友，请珍惜。
人生再难，有知己相伴，便足以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