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很像登对的夫妻，奇迹般地传递出了很有趣的信息
这里有几幅看起来像是很登对的夫妻，通过绘画作品本身对比后，奇迹般地传递出了一些有趣信息。
1．他们两个都是帕尔马当地人，虽然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在帕米贾尼诺的画外见面，但双方似乎都确定他们的城市是世界的中心。
这位年轻的女士有一副忧心忡忡的表情，她甚至可能有些尴尬。
帕米贾尼诺《年轻女士肖像（安提亚）》，1535年，布面油画，135厘米×88厘米，那不勒斯，卡波迪蒙特国家博物馆
关于这一点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从一种历史图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可能有一点点污秽会打击到你：她的肩膀裹在一块兽皮中，德国人称之为“跳蚤皮草”——那是一种毛皮，因其顺滑的毛（比任何人类的毛发都要柔软）而容易吸引跳蚤。
而这些跳蚤本来在那个人头上大快朵颐，这时就会被吸引到这块皮草上，然后她就可以敲打这个可怜的死去的动物的皮毛来赶走那些跳蚤。
帕米贾尼诺《拿着书的男人肖像》，1524年，布面油画，70厘米×52厘米，约克，约克博物馆信托
另一种观点是来自我自己的想象：也许她正盼望遇到那个年轻的男人，这位男子身处一个神秘的房间，他刚刚把视线从他阅读的书上移开——或者他们可能刚刚在他空荡荡的房间里相遇过，而那些坚硬的家具被覆盖于其上的东方式地毯弄得似乎柔软了一些。
帕米贾尼诺，十六世纪意大利矫饰派的先锋艺术家，探索其承文艺复兴大师之先，而以矫饰化作风开创新局的独特美学。
2．这位女士和这个男人有没有什么共同点，除了他们所处的画面氛围比较一致。
尼古拉·德·拉吉莱勒《穿着紫色的长袍的男人肖像》1715年，布面油画，79.5厘米×62.5厘米，卡塞尔，黑森博物馆
法国最有技巧的巴洛克画家尼古拉斯·德·拉吉莱勒为他画了肖像画。
从18世纪初开始，这位男士在法国就是一个有权力的绅士，他所戴的假发，显示了断头台事件之后时尚的变化。
而这位女士几乎比男士大两个世纪，画家多梅尼科·狄奥托科普洛斯，人们常叫他埃尔·格列柯，为她创作了这幅肖像画。
埃尔·格列柯《戴皮草围巾的女士》，1580年，布面油画，62厘米×50厘米，格拉斯哥，波勒克之屋，斯特灵麦斯威尔收藏
奇怪的是，到了19世纪，这些画却有着相似的命运。
保罗·杜朗-卢埃尔，就是将印象主义者的作品输出到美国和英国的那位伟大的巴黎画商，同时也推动了法国的巴洛克艺术名作走出国门。他收入的一部分用来填补其收藏当代艺术作品所产生的财务缺口，后来他成为埃尔·格列柯作品销售最大的中间商。
3．这里我们来看看弗兰西斯·巴塞特，一个在游学旅行中拜访过罗马的英国贵族庞培奥·巴托尼为其创作了肖像画，画中捕捉到他瞬间流露出的真实的忧郁。
庞培奥·巴托尼《弗兰西斯·巴塞特，邓斯坦维勒的男爵》，1778年，布面油画，221厘米×157厘米，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
他手里拿着的城市地图不能帮助他掌控自己的情感，而他胳膊下方的那块石头上雕刻的内容像是两个男人拥抱在一起（总不会是个男性化的妇女吧）。对他来说，意大利吸引他的不只是其久远的历史。
阿尼奥洛·布伦齐诺《卢克雷奇亚·潘贾提基肖像》1540—1541年，木板油画，102厘米×85厘米，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
这位女士卢克雷奇亚·潘贾提基，展现出一种令人难以企及的美。她冷淡、骄傲、完美……也许在等待有人来融化她的内心。
事实上，她的肖像画中超凡脱俗的冷淡在整体上暗示了别的含义：她脖子上那串较大的项链珠子上刻着字，由左到右，有一行字“SANS FIN AMOUR DURE SANS”，意为“无尽的爱”。
画中的她被表现为坐在一个小房间里，她红色的衣服暗指基督的受难，这为她首饰上的那一圈座右铭的解读提供了唯一的线索，指的是上帝无限的爱。
她的丈夫巴托洛梅奥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出生于里昂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后来成为科西莫·德·美第奇一世的亲密朋友，后者派他去法国做了国王的大使。他回国后成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因此，在1551年意大利战争中的曼纳非事件期间，他与妻子在佛罗伦萨遭到逮捕，这个事件的名字来源于忏悔的再洗礼派牧师的名字。
经过一场和盘托出的忏悔后，巴托洛梅奥夫妇被释放了。司法系统的工作程序就像捕鱼，俗话说：“大鱼总是靠扭动自己的方式挣脱渔网。”他很快就成为佛罗伦萨艺术学院的官方法律顾问，然后在1567年成为一位参议员。
我是从艺术史家卡洛·法尔恰尼的著作中，了解到所有这些鲜为人知的事实的。
4．弗里德里希的绰号是“智者”，虽然他支持宗教改革，但似乎利奥十世很喜欢他，因为后者让他做了皇帝的候选人，这一提名违背了查理五世的意思。
但是他是真正的智者，因为他伪造了自己的使命，继续着他的神学研究并拒绝结婚。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撒松尼的“智者”，候选人弗里德里希三世肖像》，1532年，木板油画，80厘米×49厘米，维也纳，列支敦士登艺术博物馆
1525年，他被埋葬在维腾贝格，就是在这同一个教堂里，仅仅几年之前，路德仍然作为一位奥古斯丁式的修士在这里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在此之前还为丢勒和克拉纳赫的肖像画做了无数次模特。
而下面这位年轻的威尼斯女子显得更为平易近人，或者传说中是这样。
丢勒可能在其第二次访问意大利时遇见过她，而且他们肯定在一起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他如此完美地捕捉到她金色的卷发和整个人的甜美。
谁知道那个严苛的萨克森候选人弗里德里希三世——此人还保护过马丁·路德，并委托丢勒的竞争对手卢卡斯·克拉纳赫为他创作了一幅肖像画——对她有什么想法？
阿尔布雷特·丢勒《年轻的威尼斯女性肖像》，1505年，榆木油画，32.5厘米×24.5厘米，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绘画馆
5．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宗教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这就是另外一对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相遇的男女。
伦勃朗《女先知安娜》（伦勃朗的母亲）1631，木板油画， 60厘米×48厘米，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这两个人大约分隔了一个世纪，而他们各自的家乡——贝加莫地区和加尔文主义的荷兰——也是天各一方。
乔凡尼·巴蒂斯塔·莫罗尼《老年男子坐像》，1575年，布面油画，97厘米×81厘米，贝加莫，卡拉拉学院画廊
然而，这位男士与这位女士相处时一定会觉得非常舒适。
他是艺术家的一个朋友，画面上描绘了他花白的胡须，坐在座位上，手里拿着一本新书，身穿毛皮大衣。
而她是艺术家的母亲，画面上的她手里拿着一本书，这本书看起来古老而又神秘，符合女先知安娜的身份，由铅白色的颜料强调出来。
6．将两个英国淑女凑成一对，如果我们没有见过20世纪早期的布鲁姆兹伯里和许多创造了历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所树立的榜样的话，那么这样做无疑是不敬的。
托马斯·庚斯博罗《玛丽，霍维伯爵夫人》1760年，布面油画，244厘米×152.4厘米，伦敦，艾弗遗产，肯伍德宅邸
这些非凡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包括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朱娜·巴恩斯和罗曼·布鲁克斯。庚斯博罗的模特玛丽，就是霍维伯爵夫人，被绘于1760年。而此时切萨雷·贝卡利亚，伏尔泰，温克尔曼和汉密尔顿全都在写作自己的文章。
我相信她一点儿也不关心他们的工作，但是她提起裙子的花边部分来露出她的脚踝，这种优雅的方式则意味着她知道关于他们的所有事情。
乔舒亚·雷诺兹《简·哈雷迪女士》，1779年，布面油画，239厘米×148.5厘米，沃德斯登，沃德斯登庄园
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模特简·哈雷迪女士，摆着同样的姿势，但是她已经被卷入了浪漫主义的风潮之中。
她是糖业大亨在安提瓜的继承人，并因为曾与她的未婚夫一起私奔而载入史册。他们一起生了好几个女儿，后来这些女儿也同样因私奔而声名狼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