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三玺:考古没做到的事,被一古董商人搞定了

中国的印章最早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问题都处在争议中。
之前传统印学史认知模式,认为印章起源是从“印宗秦汉”开始的。直到清代中后期,学者们才了解到战国古玺的存在。
但从大量存世的战国古印章来看,其制作和使用在当时已相当成熟,所以印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说法仍然太过保守。
有人认为是在商代,这个说法有迹可循,因为一些商代青铜器里的铭文中,就是一个字外面有四四方方的一个框子。
拿大名鼎鼎的“亚方罍”举个例子:
▲商代晚期-亚方罍(上海博物馆藏)
实物拍摄by微博:老猪的碎碎念
亚方罍的盖、器有9字对铭,盖铭2行,器4行。铭文大意是:为祭祀历代先王后妃及太子而做该器。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带框子的字,其实是用印章在陶范上盖出来的,又或者是这个字模仿了印章。而且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印”字,其字形就像一个人按压着另一个人,使他跪下受烙印之刑。
1930年安阳殷墟的考古挖掘中出现的三枚铜制古玺,在篆刻界俗称“商三玺”,是现今所能证实年代最为久远的印章,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印章始于商代的说法。
▲“亚禽氏”印
▲“子旬抑埴”印
▲“瞿甲”印
不过说起来,对“商三玺”的历史定性,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顺利。
当时出土时的情形不详,而且迟至民国中期才被第一次公之于众,并没有直接的考古发掘报告。
打破这一局面的,是民国时期的一位古董商人——黄濬(又作浚,字百川)。
他边做买卖边记录过手文物古玩,识鉴精准,尤好古印。他名下运营的“尊古斋”是当时北平乃至全国古玺印交易鉴定的一家独大的聚散流通中心,可说在民国乃至当今,如黄百川这般古印收藏古印规模之大之精,寥寥无几。
他曾编有《尊古斋集印》《尊古斋玺印集林》《衡斋玉印征》《衡斋藏印》《衡斋藏印续集》《尊古斋古印拾零》等,总约一百多册。
黄百川是最早研究商代铜器铭文与殷商甲骨文之间关系的第一人,他在《邺中片羽》中首次收录了“商三玺”,引来考古界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徐中舒、胡厚宣、于省吾、饶宗颐等学术大师相继皆撰专论发表,并通过对这三方殷商古玺的研究,推翻了古贤“三代无印”的成说,从而对殷商有印章的历史事实作了崭新的确认。
不过对于玺上文字释义,各家见解不同,有论这是商代的古玺即印章之始;也有怀疑玺上并非文字而且无含义,应为更宽泛的符号;有说是原始部落氏族之“族徽”,还专门为此立名目——“族徽玺”。众说纷纭, 但无定论。

三玺中的田字格玺(即上图中的“孚旬抑埴”印),由于文字奇古,长期无法释读,故有人称之为奇字玺。

田字格玺和其它两玺形制相同,玺身为平板状,背中央有半环形鼻钮。玺面有田字格,共四字。

但长期以来,这钮玺印的钤本是被横卧着放的。在于省吾的《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胡厚宣《殷墟发掘》等书中,田字格玺钤本放置的方向都不对。

后来许多出版物上所见的田字格玺印面文字,不但放置方向不对,是横卧着的,而且似是采用拓封泥的办法从印面上直接拓下来的,故文字是反的,这也是长期无法释读的重要原因

李学勤教授纠正了以往的错误,以原印正拓。发现印面四字,右方上下两字是阳文,左方上下两字是阴文,并将印面文字释读为“子旬抑埴”四字。

尽管现在印学界还存在不同的释读意见,但这方四字玺印则几乎具备了后世玺印在印面上的全部形式要素,对于篆刻艺术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审美启迪和借鉴意义。

这方印创造了朱白文并用的方法,加上田字格的巧妙运用,产生了朱似白、白似朱的奇诡效果。
很难想象,我们的祖先,在制作这枚以实用为目的玺印时,竟然有如此高妙的艺术创造力。
文章内容参考自——
杭州日报《殷商三玺”与古董商黄百川的历史定位》
及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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