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总量200万亿元，7年翻一番，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
王永利（经济学博士，原中国银行副行长）
仅仅因为现在的货币总量相当于2000年的15倍左右，就认定“2000年的1万块相当于现在的15万左右”，或者“现在的15万元只值20年前的1万”，即直接将货币增速等同于贬值速度，而完全忽略了同一时期社会财富的增长，就更是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必须予以明确和纠正！
近日，一篇于2月28日发布于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上，标题为“M2突破200万亿，现在15万只值20年前的1万，如何保护财产不缩水？”的文章，在线上被广泛转发、为很多人点赞或喜欢。文章首先引用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2020年1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的截图，以红线圈出“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02.31万亿元，同比增长8.4%”的文字部分，进而提出“M2首次突破200万亿，意味着什么呢？”
文章引用一位很有市场影响力的首席经济学家在M2突破200万亿之后发布的微博评论，强调重点来了：“对比过去四十年，中国M2年均增速高达15%，绝大部分的工业品、大宗商品、债券、银行理财的收益率都大幅跑输，只有少数的一二线地价房价、医疗教育等服务类产品、股票市场上的核心资产的收益率跑赢这台印钞机。”
文章还引用另一位市场有名人士转发的微博信息：“【当年深圳最高楼价7500元/平，正好涨了15倍】中国2000年的M2是13.5万亿，20年后的今天，已经突破200万亿，货币总量增长了14.96倍；也就是说当年的1万块相当于现在的14.96万，说明通胀一直在路上，而且后面短期内每年不会低于8%，这20年投资者应该只有按揭买房（3倍杠杆）才能跑赢通胀。”也正是基于这则微博信息，作者赞同“2000年的1万块相当于现在的15万左右”，进而将“现在的15万只值20年前的1万”作为标题的突出内容。
实际上，近些年来，类似的说法，包括由此认定“货币超发”的说法并不少见，也很容易在广大公众层面引起共鸣。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将货币增速等同于物价增速和货币贬值速度，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是非常不严谨的，作为经济学家也这么说，更是不应该。因此，需要认真梳理和准确把握货币增速与物价变动、货币贬值的关系。
针对这种说法，我于2月28日已经在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切不可把货币增速混同于物价增速”的文章（在本文之后），其中强调指出：“货币总量的扩张是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的，是非常复杂的，作为专家学者，不应该撇开各种影响因素，简单地用货币总量规模的扩张来证明货币超发”“更不能将货币增速等同于物价增速。物价总体上体现的是货币总量与可交易社会财富总量的比值，受到货币总量变化与社会财富规模变化的双重影响，并受到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具体某一类或某一种商品的价格，也完全可能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与物价总水平发生偏离）。简单地将货币增速等同于物价增速是不准确的，提出'绝大部分的工业品、大宗商品、债券、银行理财的收益率都大幅跑输货币增速’，这种说法显然弄错了对比对象，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前面引述的文章，仅仅因为现在的货币总量相当于2000年的15倍左右，就认定“2000年的1万块相当于现在的15万左右”，或者“现在的15万元只值20年前的1万”，即直接将货币增速等同于贬值速度，而完全忽略了同一时期社会财富的增长，就更是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必须予以明确和纠正！
王永利：切不可把货币增速混同于物价增速
脱离资源货币化、经济发展、融资结构等影响因素，简单地讲货币总量多长时间翻番，或者用翻番的时间大大缩短来说明货币严重超发，并将货币总量（M2）增长速度与物价指数（CPI）提升速度完全等同，进而说明很多投资或资产的收益率都难以跑赢印钞机，是非常不严谨。
23日，一则发自一位很有影响力人士的微博短文被很多人广泛转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博文内容为：
“2020年1月广义货币M2突破200万亿，真是具有历史意义，2013年（3月）才100万亿，不到七年翻了一番，我们测算发现：过去四十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速15%，从各类资产价格表现看，绝大部分的工业品、大宗商品、债券、银行理财等收益率都大幅跑输，只有少数的一二线地价房价、医疗教育等服务类产品、股票市场上的核心资产等收益率跑赢这台印钞机。”
这则博文应该是对他人博文的评论，因为其下还附带了一段文字：
“2020年1月的广义货币M2首次突破了200万亿，达到了202.31万亿，同比增幅8.4%。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历史深刻。人民币突破100万亿，是2013年的3月。从1955年币制改革，当时人民币的M2只有175亿元，到破100万亿，花费了58年时间。而100万亿到200万亿，则只花费了不到7年。”
这样的博文，又引发了很多人对中国货币严重超发，造成物价大幅上涨，并让很多投资遭受很大损失的议论、抱怨或指责。这类说法早已有之，但实际上这种脱离资源货币化、经济发展、融资结构等影响因素，简单地讲货币总量多长时间翻番，或者用翻番的时间大大缩短来说明货币严重超发，并将货币总量（M2）增长速度与物价指数（CPI）提升速度完全等同，进而说明很多投资或资产的收益率都难以跑赢印钞机，是非常不严谨、甚至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知道，1955年我国货币币制改革之后，国家长时间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在这样的体制下，大量物资直接实施无偿的计划调配，货币与金融的功能与需求被严重削弱，大量的金融活动和金融交易被关停，所有金融活动全部集中交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办理（基于国际金融往来需要，对外保留了“中国银行”），人民银行实际上只是国家的“印钞机”和“出纳员”，货币金融的基础极其薄弱。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货币总量长时间都低于经济总量（GDP）。
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商品和劳务等社会资源更多地需要等价交换，资源货币化快速发展，对货币的需求自然会快速提高。
同时，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改革，推动其产业化发展，以及加入WTO更加融入全球化之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快速扩张，必然要求货币供应大幅增长。
另外，我国金融长期以银行作为主体，全社会融资结构长期以银行贷款或债券投资等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所占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一般水平。这种融资结构也对货币投放及货币总量产生深刻影响，因为直接融资不会派生货币，不会增加货币总量，只有间接融资才会派生货币、增加货币总量。
还有，当今社会货币投放，更多的依赖于社会增加负债的信用投放，所以，货币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却决于社会负债的规模与质量，其中，社会扩大负债（加杠杆），将推动货币总量的相应扩张；如果社会主体不愿扩大负债，甚至主动收缩负债（去杠杆），货币总量将难以扩张，甚至将面临僵化的通货紧缩局面难以破解。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负债存在大量呆账坏账没有消除，则意味着货币总量中包含了很大的虚假成分，表现为货币的真正超发（超出社会可交易财富的实际规模和货币需要）。所以，社会负债中的呆坏账能否及时识别出来并加以消除（欠债必还，资不抵债的借款人以及金融机构，都应及时实施破产清盘或被收购兼并），也会影响货币总量的规模和质量。这一点，至今并未得到广泛认知和有效把握。
当然，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目标，都是追求一定的正的通货膨胀目标（发达国家一般为1-2%，发展中国家一般为3%，特殊时期还会更高），通过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率（同时意味着货币一定程度的贬值压力），推动社会扩大投资和消费，减少货币储备，促进经济发展。这也是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由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施，也会推动货币总量不断扩张。
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广义货币总量增速必然是很高的，突破整数位所花费的时间也会不断缩短：1956（不是上文说的1995）年货币总量175亿元，到1975年突破1千亿，1988年突破1万亿，1998年突破10万亿，2013年突破100万亿，2020年初突破200万亿。
可见，货币总量的扩张是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的，是非常复杂的，作为专家学者，不应该撇开各种影响因素，简单地用货币总量规模的扩张来证明货币超发，更不能由此指责或歪曲、阻碍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我国货币总量增速近年来大幅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13.3%，下降到2016年的11.3%，进一步下降到2017、2018年的8.2%、8.1%。2019年尽管略微提高，达到8.7%，仍处于历史的低位。2020年1月末，尽管货币总量突破200万亿，但同比增速也仅为8.4%，比上年末还低0.3个百分点，仅仅根据从100万亿增加到200万亿用时不到七年，就映射印钞太猛、货币超发，实在是难以成立。
考虑到国际国内风险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从1月开始，新型冠状病毒快速在全国蔓延，并向海外扩展，对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更大冲击，更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作用，此时，有影响力的人士发出前述的声音，实在是非常不合时宜。
当然，更不能将货币增速等同于物价增速。物价总体上是体现货币总量与可交易社会财富总量的比值，受到货币总量变化与社会财富规模变化的影响，并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简单地将货币增速等同于物价增速是不准确的，提出“绝大部分的工业品、大宗商品、债券、银行理财等收益率都大幅跑输货币增速”，这种说法显然弄错了对比对象，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以上文章来自公众号“王永利”，已获作者授权）